如果“文革”已成为历史，那么，这段仅仅过去才几十年的历史如今却已被一些人描画得面目全非了。中国民众历来有造神的传统，没有神偏要造出一个来，但与基督教不同的是，中国民众更喜欢塑造世俗的神。很难说对毛泽东的崇拜只是中共传教士们极力塑造的结果，硬是把一个奢淫的暴君美化成一个灾害年份半年不吃肉的平民化上帝也不光是中共传教士的功劳，这里也融进了社会底层百姓们的一种期望——作为已习惯了受人摆布的国民，他们期盼出现一个理想的摆布者，这种期盼使得他们不但把超人的力量赋予一个来自世俗的偶像，同时也赋予这个偶像以完美无缺的人格，并摆脱了人的一切劣迹。渐渐的，连他们也分不清了理想与存在有什么不同，这里，理想渐渐的代替了存在，以至一旦有人指责那个作为理想的载体的实在的人时，他们首先会认为那是在指责理想本身。这便是直到如今一讲到毛泽东的劣迹，仍有一些愚昧的百姓会如同祖宗被骂过一样立刻抱有习惯上的反感乃至愤怒的原因。

   不是吗——“文革”才过去几十年，免于“文革”恐惧的一些底层民众又开始打造他们心里的那个本土“上帝”以及他所发动的“文革”了。这里既有愚昧的过来人，也有一些压根不知道“文革”为何物的青年人。愚昧也罢，无知也罢，本来只是个人的事，要命的是他们还要发表见解，并为自己那种毫无事实基础的见解津津乐道。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某些百姓在怀念君王，解释“文革”时提出的一个奇怪观点：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在于反官僚，“文革”的意义即在于此。并以“事例”为证——“文革”时当权派挨整，百姓扬眉吐气。在他们眼里，毛泽东俨然是普通民众的代言人和反官僚特权的英雄。

   果真如此吗？理智稍微有点正常的过来人都知道，对普通人的残酷迫害才是“文革”的主要场景，不管是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还是一九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或是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都是针对普通民众而非针对所谓当权派的。与当权者受到的短暂冲击相比，那十年间中国的苦难主要是社会下层，尤其是“文革”前就一直受到迫害的那些贱民（黑五类及其狗崽子）所承受的。只要稍加留意，我们就不难发现，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都不曾动摇过中共特权官僚制度。

   至于“文革”时对官僚们的冲击，那完全是权力斗争的需要。在这场内讧中，毛泽东甚至忌讳用官僚阶级这个词，他给政敌按的罪名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要打倒身为新官僚阶级的政敌却又忌用新官僚阶级这个词，为了避免人们怀疑到专制制度本身，他特意为政敌选择了“资产阶级代理人”这样一顶远非符合他们身份的帽子。中国的封建特权官僚们竟急于搞政治上放开言论，经济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还有充当其代理人？如今看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其实，这个打着共产旗号的官僚特权阶级根本就无需代表其他阶级，它本身就是有其自身特殊利益的支配者阶级，而“官民对立”才是这个社会的基本阶级分野，也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毫无疑问，作为毛泽东所建立起的这个极权制度的受益者，今天的当权者其实比谁都热衷于维护毛泽东这面旗帜，因为正是这个极权制度，成就了今日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中国式资本主义”也即“权贵资本主义”。如果说“文革”是地狱，那么在火湖里挣扎着的正是广大的普通人尤其是所谓的贱民们。与老干部们“文革”后半期便已恢复工作、补发工资不同，普通受害者至今仍在承受着“文革”后果，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文革”仅过去了几十年，如今却有一些人开始谈论“文革”的正面意义了。他们没有看到，整个“文革”十年，对中共特权官僚的冲击其实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插曲之前（也即运动初期），是高干子女们（老红卫兵）对弱势群体（黑五类）的残酷迫害，插曲过后，则是由官僚所掌控的国家机器对已不相信官民平等神话的“造反者”（此类人与老红卫兵无缘）的全面追杀，纵观整个过程，物尽其用的“造反者”只是毛泽东用来巩固个人权力的棋子而已。“文革”并不遥远，那时的场景不该这么快的就被一些人所忘却。作为草民，我们那时就像一只只被缠得牢牢的粽子，只有恐惧的自由和呼喊万岁的自由，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权贵们也曾受到过短暂的冲击而肯定“文革”的正面意义，那实在是对千百万真正的“文革”受难者的不公平，他们当中，有因“文章罪”遭枪杀的遇罗克，有因“言论罪”而被拖上刑场的林昭，面对这些受难者的亡灵，不知那些至今还在肯定“文革”的人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