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年底，学校里仍旧没有复课。姥姥死了，姐姐重新住院了，百无聊赖的我每天跟随母亲到她工作的草纸社里玩耍。

   那是一个不太大的造纸作坊，一进门便有一股发霉的纸浆气味扑鼻而来，但呆上一段时间，那气味也就不再那么刺鼻了。第一次去母亲工作的作坊看到什么都新鲜：走进院子，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院子中央那几个小山一样的书堆，每座书堆都有几人来高，那是用来做纸浆的原料。那些书都是废品站送来的，社会上的焚书热潮刚刚过去，几番抄家之后，没人敢再将“文革”前出版的“毒草”存放家里了——那些“文革”前出版的书籍大多难逃被划为“毒草”的命运，为安全起见，将其卖到废品站不失为一种最好选择。这些书的最后归宿便是被送到造纸作坊制成纸浆，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第一次见到那小山一样的书堆着实让人兴奋——沿着书籍攀到“山顶”，再顺着“山顶”滑下......母亲见我玩的高兴，便不再管我，忙她的工作去了。

   母亲的工作便是与一些女工围坐在一起将小山上的书籍撕碎后装进筐里，然后倒进水池里沤纸浆。看到那些厚厚的装帧精美的书籍三下两下便被撕毁的时候的确令人震撼——这便是“毒草”应有的命运？

   或许是识字不多的缘故（本该升入二年级的我们实际只上了半年课），我对那些带画页的书更感兴趣。有一种名为《小朋友》的儿童期刊最令我青睐，每页都有图画。找到几期拿在手里，然后坐在书山下一期期地翻看，竟忘记了时间的早晚。不知不觉到了下班的时间，母亲下班后还要开会，便要我自己先回去。瞅着手里那本没有看完的《小朋友》，真不舍得扔下，明知不可以带走的，却还是将书卷起紧紧握在手里，央求的眼神望着母亲，转身要走。母亲赶紧将书夺下，说是不可以的。见我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别的女工忙求情，对母亲说孩子愿看就让他拿去看呗！母亲却坚决不同意，掏出手帕帮我擦去溢出眼角的泪水，催我回家。

   母亲回到家时天已黑了，灯光下，母亲从包里取出一本薄薄的期刊——正是我想带回的那本《小朋友》。我眼前一阵发亮，感激地望着母亲。见我高兴起来，母亲疲倦的脸上也现出笑容。想想也是，就那么堂而皇之地拿着书往外走，母亲当然是要制止的。

   后来每次去母亲的造纸作坊，总要钻进书山里挖掘那些好看的小人书；每次返回，便会悄悄塞进兜里带回一本——是啊，与其让它化为纸浆，还不如让我来收留它呢。

   长此以往，带回的小人书抽屉里塞不下了，我便将它们放进那个躺柜里。那是一个很大的躺柜，夜里我在躺柜上睡觉，白天可以当饭桌用。躺柜的一端有一块活动盖板，掀开后便可以放些东西，于是躺柜就成了我藏匿战利品的好地方。

   记得是一个连绵的雨天，母亲走时将我锁在了家里。母亲走后，我将躺柜的盖子掀开，将里面的小人书一一取出，发现几个月下来，那小人书竟积攒下上百本，好多小人书自带回后还未来得及看呢！那个雨天，竟忘了吃母亲给我留在锅里的午饭，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小人书世界里。

   学校终于复课了，但星期天我仍会去母亲工作的造纸作坊玩耍。随着所认字数的增多，我开始试着翻阅那些“大人看的书”，令我惊喜的是竟也看懂了一些内容。那以后我会时不时将那些厚厚的名著藏在衣服下面带出一本，每次走到门口处总会不自觉地朝那位看门的伯伯瞄上一眼，但那看门伯伯从来都不正眼看我。如今想来，偷书的事他不见得就是没有发觉，或许是也和我一样，认为让那些名著摆脱做纸浆的命运不失为一种善举吧？回家后，我同样会将带回的名著放进那个躺柜里，串门的人进来是看不到的；我也从不会跟同学们透露我的藏书，作为“毒草”，让它们呆在躺柜里是最安全的。当然，每天晚上或是星期天，我会从躺柜里取出一本或几本，独自接受“毒草”的熏陶。

   大约在小学四年级时，草纸社解散了，母亲也转单位了，躺柜里的藏书也已经很可观了。

   入中学时已是“文革”后期，不知与林彪之死有无关系，反正是政治气氛开始有了一些宽松，一些“毒草”也开始解禁。每天从躺柜里往外掏书的确不太方便，于是父亲便将一只碗柜改造成了一个书架。躺柜里的书籍第一次堂而皇之地摆放了出来，每晚阅读时也就方便多了。

   一晃又是几年，毕业时，插队的命运别无选择地降临到我们这一届身上。出发那天，我没有带更多的东西，旅行包里却塞了几十本厚厚的中外书籍——有它们与我为伴，或许时间不会太漫长。

   第一次获准回城探家已是插队的两年之后，那天到家时天色已晚，加之旅途劳累，很快就入睡了。第二天醒来，先是去看我的那个书架，发现书架上的书籍大多已不见了。听父亲说与我们住同院的那个哥哥家搬走以后，我的那位邻居哥哥又回来过几次，跟父亲借书来着，借时说好会还的。我便问父亲那他们家搬哪去了呀？父亲说那谁能知道啊？唉，看来书是有去无回了。可惜了，有些书还不曾来得及看完呢。

   当然了，借走的书至今也没有归还，不过相对于那些化为纸浆的书籍，当年被我偷出的那些书如今不管呆在哪里都该是幸运的吧？想到这里心里也就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