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与太太吴昭文 (左)，数十载风雨同舟，夫唱妇随乐融融。(曾慧燕摄)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唐德刚着作等身，何其幸运，他遇到生命中的两位“文坛伯乐”，一为台湾《传记文学》發行人刘绍唐(已故)，一为香港名报人胡菊人(现居加拿大温哥华)，由于他们的慧眼和“容忍”，唐德刚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
唐德刚一直以“事忙人懒”自嘲，别人想出书，求爷爷告奶奶还未必如愿，唐德刚幸运碰到赏识他的刘绍唐和胡菊人，每次他都是十分被动地出书，“拖拉”成了他的老毛病，数本叫好叫座的书，都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就拿他的《中国之惑》一书的出版过程来说，此书本应在1988年就上市，胡菊人编排、打字、校样，亲自包办一切，当“万事俱备”后，为了尊重作者，送唐德刚一观校样，而他却一拖两年，最后还是原封不动寄还给胡菊人，“为此我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真要向菊人伉俪磕头才对。”
唐德刚与胡菊人相知相识30多年。1950年代末，在胡适策动下，他们十多位学者针对时艰，为宣传民主，提倡新学，在纽约办了三年的中文月刊《海外论坛》(雷震称它为《自由中国》海外姊妹刊物)。胡菊人当时是《海外论坛》社在香港编辑發行的总代理，与唐德刚时常鱼雁相通，情同手足。
《海外论坛》停刊后，唐德刚搁笔20年，在刘绍唐和胡菊人力邀下，才“重操旧业、再作冯妇”。
胡菊人是因接编《明报月刊》，与唐恢復联繫。因唐完成《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底稿后，由于李宗仁1965年夏自美国“潜逃”回中国大陆，中英文两稿被哥伦比亚大学查封十多年，才将原稿發还唐德刚，允许他觅书商出版。
“菊人这时正主编《明报月刊》而誉满海外。他得到有关李稿的消息后，乃争取该稿的首印权和连载权。我们双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当局则因此稿部头太大、複印困难，迟迟未能交出。在我两人都有点失望的情况下，我们也时时提起《海外论坛》的往事。菊人说，暂时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单独替『明月』写写稿子嘛。”
这是1976年春末，也是无巧不成书，唐德刚有位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送他一本大陆文革时代官方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分上下两卷，约百余万言。
“这本书太精彩了。它所记载的才是货真价实的『毛泽东思想』，它所规划的才是具有原来面目、乱头粗服的土老头儿毛泽东。”
这年暑假，他携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携此书为唯一“度假书”。当妻女外出购物、玩乐或夜晚就寝后，他就“陪毛主席娓娓而谈”。从纽约到渥太华，再从渥太华回到纽约，他把这本百万言的“禁书”细细咀嚼后，习惯支配他写点札记，一动笔，不得了，用他的话來说，“也变成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场。”一口气写了6万5000字。
“写了这一大堆垃圾干什麽呢？灵机一动，小胡(菊人)不是要我写稿子吗？这不是稿子吗？”他给胡菊人寄稿时附了一封信：“这是一大包垃圾，但其中或有点可用的材料──有『新闻价值』嘛。足下可选用则选用之，不可用则拿去抹抹桌子，丢掉它。”
寄出不久，他就收到胡菊人回信，表示全部採用，在《明报月刊》连载半年，至1977年4月，才由《李宗仁回忆录》接班，逐月连载两年又因故暂停。
转眼十来年过去，国事沧桑多变，胡菊人亦自《明报月刊》转往《中报》，后来再自行创办《百姓》半月刊。胡菊人提议把他当年评毛泽东思想的书评，配上若干近作出版成书，由时任《百姓》半月刊主笔陆铿作序，《中国之惑》一书由此而来。
唐德刚行文特色是以文学家的风格及体裁写作史学论着。与他交谊甚笃的陆铿说：“德刚史识、史德兼备，见解异于流俗，文学修养深厚，文风独具一格。”
胡菊人说，读唐德刚的文章，“感到像是读历史一样，然而又不像是读历史，却像是观剧一样。”他又指出，“由于唐德刚的文笔有文学笔底，写得灵活，因而让读者不忍停下来，这就是文学笔法的功劳。”
唐德刚则称他的作品为“發愤之作”，自言得力于“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發而为文”。
先看德刚 后看胡适
唐德刚以文学家的风格及体裁写作史学论著，《史学与红学》和《书缘与人缘》是他的两本近作。(曾慧燕摄)
1970年代的海外史学界，风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自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问世以来，他为此书每一章写的“註释”，产生“买椟还珠”的奇特现象，传与註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甚至有人认为，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註释部分的份量还远远在传文之上。
唐德刚之所以成为《传记文学》的文胆和刘绍唐的挚友，皆因一个爱其才，一个敬其识。刘绍唐每每提起这位“才气型的史学家”就赞不绝口：“现在像这样史学造诣一流又有文采捷才的作者真是越来越难得了。”
多少年来，刘绍唐一直要为唐德刚出一套《唐氏四书》(此前刘已为他出版三本书)，他却一拖再拖，刘绍唐却是唐德刚多本著作的催生者。
最初唐德刚一支生花妙笔“尘封”20多年后，自认为已不会用中文写作。刘绍唐以“欲擒故纵”的方法，要他将早期用英文写的《胡适自传》翻译成中文。
唐德刚说：“这项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干的。但刘绍唐说：胡适是位历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师，别人把他的英文自传译糟了，你不好说，同时对你也不大好。”唐德刚仔细一想，刘绍唐言之有理，但内心仍然很矛盾，“因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翻译自己的著作上。”
不过，在刘绍唐好说歹说、软硬兼施的劝说下，唐德刚还是勉为其难一翻两年，“竟然变成刘传记『野史馆』内的『野史作家』了。”
他出版《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也是多得素有“文化大护法”之称的台湾企业家陈宏正的鼎力相助。唐德刚说：“陈宏正知道我是一个颇招物议的『胡适小门生』，因而极力劝我把零星旧作拼起来出书。他甚至主动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编好目录，弄到万事俱备的程度，弄得我惶愧不尽。”
可是，当两书编排妥当、打出清样、出版社刊出“新书预告”后，唐德刚的“老毛病”又發作了。他把出版样品带回美国，一搁经年。“绍唐知我拖拉的个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则是个着重效率的现代企业家，他对我催书则函电交驰，有些对我过誉的读者，看见预告后，也写了热情洋溢的催书信函，读之令我脸红。”
最后，唐德刚值赴中国访问之机，把沉重的样稿揹到北京、沈阳和承德避暑山庄，然后再揹回台北，原封不动还给刘绍唐。
唐德刚对他的“被动出书”另有一套“学说”。他说，古今中外，名儒硕彦插架琳琅，“我掌握过几家学说呢？在此十年千变的大时代中，不断观察，不断思考，不断摸索，不断读书的求答案心情，数十年未敢稍辍。既然尚在摸索中，『藏之名山』大可不必，自出选集更是犯不着。“
不过，也有例外一次，他的《胡适口述自传》由英文译成中文，交《传记文学》出版时，刘绍唐请他写篇“短序”，正好碰上他“旧情喷發期”，“發而为文一發不可收”，最后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胡适杂忆》由此而来。
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教授夏志清即因《胡适杂忆》一书，称唐德刚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口述历史 功在千秋
1957年，着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韦慕庭在哥大设立中国名人口述历史计划，最早拟定的受访者包括孔祥熙、陈立夫、胡适、李宗仁和顾维钧五人，唐德刚因缘际会，成为中国名人口述历史的先行者，并坚持做了十多年，原因是“完全上了瘾”。
口述历史是一种抢救历史的行动，也被看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唐德刚认为，历史最可贵的是真实，由那些历史亲历者亲口讲述自己的历史，这就保持了最高真实性，“因为那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历史。“
期间，他先后访问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人，费尽心血翻阅大量口述历史资料，录制百余盘录音带。他说：“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人记的历史，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
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有何不同？他说：“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例如他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的口述是50%，另外50%的内容要自己找材枓加以印证补充。
再如李宗仁的口述历史，也大概只有15%是他口述，85%是唐德刚从图书馆、报纸等方面资料补充考证而成。
唐德刚很早就与胡适结下“师生缘”。胡适年少就“暴得大名”，大半生荣华富贵，得意非凡。但1950代是他一生最低潮、最失意时期，其时他已从一个叱吒风云的“圣人”，沦为穷愁潦倒的寓公。那时大陆批胡适思想风头火势，台湾当局也把他扔在天之一隅靠养老金生活，唐德刚在胡适最孤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他身边。
唐德刚形容，“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係。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不是马融绛帐，或程门立雪的关系，而是一同箕坐草窝。“这种“关门单传”的闻道方式，使他深得“胡学”精髓。
唐德刚以身为胡适的“小门生”为荣。他虽然没有正式拿过胡适的学分，却单独上过“胡适学”的课在一千小时以上，“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中前所未有的事。这一点我感到师恩独厚一做了胡老师收山的小门生。“
唐德刚读了很多胡适的书，是胡适“不疑处有疑”的治学方法最佳诠释者，虽然他对胡适礼敬甚重，但他客观评价说：“人无完人，树无九枝。胡适是人不是神，怎能十全十美。”所以他常常质疑胡适的论断，自称“三七论” ，即对胡适学说三分接受，七分怀疑，为此曾被文坛耆老苏雪林骂他“犹大” ，唐德刚不以为忤，还满有风度表示，他不愿跟“苏阿姨”顶嘴，“让她骂两句，出口老人气，对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李宗仁回忆录 好事多磨
自1958年春起至1965年夏，唐德刚为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做口述历史，前后长达七载。他最大的感受是“教拳容易改拳难” ，要帮助一位老将军写历史，实在费煞苦心。“而《李宗仁回忆录》一波三折的出版过程，更让唐德刚欲哭无泪。
在为李宗仁口述历史的过程中，为了尊重史实，大凡李宗仁说的与史实不符的地方，唐德刚大刀阔斧全给他砍掉，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最初我『箍』得太多了，他老人家多少有点悻悻然。我为着慢慢地说服他，便带了些《护国军纪实》一类的史籍，和民国初年出版的报章杂志给他看。我甚至把《民国史演义》也借给他读。这部演义虽是小说，但是全书大纲节目，倒是按照史实写的。李先生对这种书也颇感兴趣，也有意阅读。我为他再解释那些是‘信史’可用，那些是‘稗官’要删。”
李宗仁对唐德刚纠正的谬误，经常辩称“有书为证” ，而他提供的书，却是唐人街中国书店买的“野史”。唐德刚对李宗仁 说︰“写历史也如带兵打仗，打仗要靠正确的‘军事情报’，情报不正确，是会打败仗的。写历史也要有正确的‘学术情报’，情报不正确，写出的历史就要惹行家 讪笑了。”
唐德刚经常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做完正式访问后，就陪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天南地北聊到深夜，这算是他们“无记录的谈话”，这个办法是唐德刚从访问胡适得来的经验。“因为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大于正式访问。”
在这些轻松谈话后的两三天内，唐则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口气写成两三万言长文，送交李宗仁认可增删。他与李氏的合作前后长达六、七年，花了无数心血，才完成这两本中英文回忆录，它们也是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唯一完工付梓的两部书。
唐德刚当时在哥大以助教授身分，兼该校中文图书部主任，他自嘲是“隐姓埋名的天朝弃民”，日以继夜的为大学做了许多无名无利的苦工。而他与几位同事的薪金，“属于当时哥大最低层的一级。“
不过，唐德刚觉得自己肩负的是“抢救珍贵历史资料，记录历史真相”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抱着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热情去抢救一系列珍贵的历史片断，这正是驱使他不惜工本、不计较报酬的为李宗仁等人记录历史的动力。
李宗仁那时已心存“不如归去”之意，他不知唐德刚后来已“受调离职”，仍不时找他吃饭聊天，讨论修改出版英文回忆录 的事。他希望在动身返大陆前，把回忆录做一了结，所以不时催唐德刚加油。唐既是中英文稿唯一的执笔人，总觉得不能拂袖不管，加之他视李宗仁为前辈，“我俩都是中国传统孕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无酬之工』，我连『暗示』也不敢微露。”
唐利用休息时间，漏夜赶工，以不负所望。“所幸那时精力旺盛，有时整夜打字，直至红日当窗，我才假寐片刻，便要赶往哥大上班了。”
李宗仁回忆录终于杀青后，唐德刚本已为他与哥大出版部拟订合约，谁知节外生枝，出版部主持人因婚姻问题请假，一时无法返校签约，李宗仁夫妇等不及他回来，于1965年7月悄然离美，取道苏黎世回大陆“投共”，成为当时轰动国际的大新闻。
“为山九仞，功亏一簧。”这部回忆录错过出版时机后，封存哥大15年。唐德刚盛年执笔，披肝沥胆，前后22年，至两鬓披霜，阅尽兴亡，此书英文稿终于1977年6月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哥大口述历史学部原主持人韦慕庭与何廉在合撰的导言中郑重指出，“本书是一位历史制造者和一位历史学家的合著。”唐德刚回想20多年的曲折遭遇，“不禁捧书泣下” ，并“嗟叹其命也夫！”
为顾维钧作口述历史
唐德刚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职业外交家”顾维钧，进而成为顾氏助手，也是由他的老本行“口述历史”开始。最初哥 大“中国口述历史部”只有夏连荫、唐德刚两名全职研究员，顾在1960年初参加“口述历史”后，校方本来指定夏连荫任访问，但她在访问顾的童年事迹后， 就辍工不干了。
唐德刚那时在哥大工作繁重，但“顾维钧”这三个字，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搞中国近代史怎能和顾维钧失之交臂呢？““顾总长”的传奇故事，唐德刚还是小孩子时就听得多了，那时他觉得这位“铁狮子胡同的顾总长”，是多么遥不可及，如今近在眼前，何能放过？
顾维钧对唐德刚的“接班”，欢喜不尽，因唐对民国历史如数家珍，对“直系”、“皖系”更是倒背如流。唐熟知稗官野史，顾讲上文他已知下文，不用多费唇舌解释。
唐德刚还纠正顾的错误，有次顾氏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说他错了，顾不服，坚持说“事如昨日”，唐乃把顾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再次反证，顾才服输。
顾维钧对唐德刚显然颇为赏识，他那时出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每年回纽约度假三数月，每次回纽约前，总是先写信告诉哥大当局，盼能借调他这位唐博士继续做助手”。
唐德刚指出，顾维钧那时在冠盖云集的华盛顿外交圈中，是一位最年轻英俊，可能也是最有风度和才华的外交官，更是白宫主人早期的忘年交，出尽锋头。虽然顾搞的是“弱国外交” ，但他个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份量，往往超过他代表的政府。“检讨起来，顾氏一生的成就，读历史的人，或许会惋惜他『事非其主』，为其才华抱不平。”
与张学良一段交情
唐德刚与张学良将军也有一段异于常人的交情。他说︰“做口述历史一直是张学良最重要的愿望，他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直接创造了历史，有太多的事件经历需要记录下来。“张学良是在看了唐德刚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后，决定让他来做这件事。“记得当时我在台北，星云法师请我写一本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一位慧深和尚游历美洲的书。张学良派人从纽约打电话打到佛光山找到我，说张学良想请我吃饭，在台北来来饭店，那天张学良戴了个墨镜和礼帽，见到我时，他起身脱帽说“我看了你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写的好。我还看了你写的关于我的另一篇文章，写的顶刮刮。”
就在那次宴会上，张学良表示想请唐为他写回忆录。后来，大概在1991年5月底，张学良到纽约时，住在他的红颜知己贝太太家。有一天，他应邀到唐德刚家吃饭，也谈起口述历史的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唐德刚至今仍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他认为，像张学良、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和宋子文这些人物，“都是民国史上，极重要的历史制造者。历史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做平行的研究。“
唐德刚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流落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逐渐流失，内心所發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之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 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一代史学家的失职。”
(原载“世界周刊”2004年11月4日）
附：史学家唐德刚 病逝旧金山
【北美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纽约2009/10/29报导】
两岸三地知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2009年10月26日深夜11时20分，因肾衰竭在旧金山佛利蒙家中病逝，享年90岁。家属订11月8日在旧金山湾区为其举行火葬。
唐德刚妻子吴昭文28日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唐德刚近年罹患老年失智和肾病，但拒绝接受洗肾，临终前没有遭受任何痛苦，“走得非常平静”，甚至没有住院“插管”，算是“无疾而终”。
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长禤福煇表示，该会由唐德刚1991年创立，会员们对唐德刚的去世，均感悲痛哀悼。唐德刚一生致力中国近代史和口述历史研究，他们希望继续唐德刚的未竟之业。 禤福煇表示，唐德刚夫妇定居新泽西州多年，因健康、气候问题，加上其子女均在加州，直到今年（2009年）5月才迁往加州。
临搬家前，唐德刚将全部藏书共计124箱书，委託發起“赠书中国计划”的退休华裔学者马大任捐赠安徽大学。
唐德刚1920年8月生于安徽合肥，人在异邦，仍心系故园，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故将藏书悉数捐出。
唐德刚夫妇育有一子一女，长子光仪是建筑师，女儿光佩是电脑工程师，还有男女孙各一。
唐德刚幼承庭训，国学根底深厚。在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省立安徽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考取自费留美，负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1959年获哥大博士学位。先后任教哥大和纽约市立大学，並兼任纽大亚洲史学系主任。
在史学方面，唐德刚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口述史，二是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唐德刚在纽约创建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访问经历抗战时期的老人，是他积极推广口述史研究的贡献之一。
大病初癒的唐德刚，仍好学不倦，“日夜进修不暇”，日常借助放大镜读书治史。(曾慧燕攝于2004年2004年3月22日)
左起：崔蓉芝、唐德刚、曾慧燕（摄于1989年7月28日）
访问结束后，唐德刚主动提出要与曾慧燕合影。（吴铿章摄影）
陈立夫 (左)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名人口述历史计画最早拟定的五位受访者之一，唐德刚 (右)因缘际会 ，成为口述历史的先行者。图为1989年11月两人在纽约合影。(唐德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