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珂在新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中，试图告诉读者，当年欧美列强的刺激和影响相对还少；日本这个自称“单一民族的国家”，才是打破中国传统“天下”思想的始作俑者。并“指出近代日本之于中国兼有朋友、老师和敌人多重角色，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应当格外重视日本的影响。”（葛兆光）

　　 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该书《日本的国粹主义与近代中国的“民族”想象》章节。

　　 日本人开始意识到nation的概念，与十九世纪下半期和西方列强社会的遭遇有关。“佩里来航”以来，为了对抗欧美列强的军事威胁，日本人意识到打破封建的幕藩体制和身份制，将全国各个阶层的人民结合成一个同质的、具有共同归属意识的nation的重要性——迅速建立一个与国家相关的nation，就是明治维新的实质。

　　 日语中原本没有一个可以同时表达nation的政治共同体（即“国民”）和文化共同体（即“民族”）这样一个双重意义的词汇。可是nation在日本中被译成“国民”与“民族”这样两个单词并且普及开来，却是和日本社会中的nation意识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形成有关的。

　　 第一个阶段基本上与在国民国家构想、民众政治参加等问题上和政府相对抗的自由民权运动（1874）同期。在这个时期，人们比较重视政治的侧面，所以当时的nation意识实际上是“国民”。虽然明治政府追求德国模式建设国民国家，在服从国家的意义上强调“国民”；然而受到法国革命“天赋人权论”影响的自由民权运动，却从自由、平等的意义上强调“国民”。福泽谕吉1874年《劝学》（学问のすすめ）一文中指出：“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按照福泽谕吉的说法，明治国家别无其它，只是在追求作为‘政府的玩偶’的‘国民’。” 1887年杂志《国民之友》创刊，使“国民”一词开始在日语中广泛使用并且逐渐固定下来。创刊人德富苏峰（1863–1957）曾明言，刊名来自名为Nation的美国杂志，当时正是自由民权运动的退潮期，他从民主主义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明治初期以来的制造国民的运动。

　　 第二个阶段，与反对表面化和形式化的欧化主义、主张维护发扬日本优秀传统的国粹主义运动（1888）同期开始。在这个时期，因为国粹主义杂志《日本人》和报纸《日本》的宣传，广大日本人开始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再次发现nation。国粹主义认为国粹是一种源于独自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事实存在，作为它的具体体现提出了“民族”的概念。国粹主义的实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民族”概念，强调日本国民具有别于他国的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日本是一个以共同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达到强化日本国民爱国主义精神的目的。所以国粹主义一般又被称为日本主义。

　　 国粹主义的代表人物为志贺重昂（1863–1927）、陆羯南（1857–1907）、三宅雪岭（1860–1945）等人。志贺重昂于1888 年4 月在《日本人》的发刊词中直言国粹就是nationality（国民性、民族性），他在《日本人》第二期进而解释道：“这里所说的国粹，就是顺应日本国土中万物自然的感化及化学反应，因此受胎、出生、成长、发达，于大和民族中千古遗传、醇化下来保存至今的东西。”

　　 陆羯南于1889年创办报纸《日本》，也说道：“同为人类，但人类有白人黑人之别、黑人黄人之别。黄黑白之中还有各种国家的各种民族。各种民族和各种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有的历史、特有的性格、特有的利害、特有的风俗、特有的领土。”可以看出，由国粹主义者传播开来的“民族”，其实就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日本国民”之“民”，与作为文化、血缘共同体的“大和民族”之“族”的结合；他们之所以提起“民族”，就是为了从文化和血缘的侧面更加强调日本nation的一体性。换言之，“民族”一词之所以能够在日本这样一个民族成分单纯的国家里产生并流行之，就是因为它可以强化日本国民中“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

　　 正是通过国粹主义的阶段，以“民族”一词在日语中得到普及为标志，日本社会才完成了“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建构。值得注意的是，国粹主义虽然批判政府不顾日本实际而盲目欧化，但是在强调天皇万世一系以及日本国家体制的优秀及永久性上与“国体论”一脉相承，在攻击天赋人权论上与“国权论”并无二致。

　　 这种以国家为根本、将天皇制作为日本精神真髓的国粹主义，实际上是受到德国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强烈影响。有日本学者认为，因为德国与日本同为君主立宪制，所以对于“国体论”和“国权论”来说，比起西欧的市民社会来德国的近代思想更具有吸引力。

　　 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们都是在国民国家理论的思想框架上认识“民族”这一点上就可以知道，中文的“民族”一词，就是在近代借自于“同文”之国的日本。

　　 最近有学者指出，中文里出现“民族”一词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1837年中国境内第一份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3–1837，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和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主编）9月号上、《乔舒亚降迦南国》中有《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一文。然而，无论从文章涉及对象的存在年代来看，还是从文章自身表达的意义来看，这里的民族都没有“国民”的内涵。也许是一种先验论的设想：“民族”一词当时之所以没有普及，是否就是因为没有与“国民”思想发生连系有关？因为当时的中文即使没有“民族”一词，也能通过其它手法，表达该文透过“民族”所表达的概念。

　　 又有人说，中文中具有“国民”意义的“民族”一词，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亡命以及大量留学生登陆日本之前的1896年。根据是该年1月的《强学报》第2期，《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中有：“夫国之易治者，莫如君权之独擅也，莫如民族之顺命也，而竟受制于英法之议院，有识者可以思矣。”

　　 但是能够觉察到这个“民族”作为一个名词有牵强之处，如果考虑当时奥斯曼帝国以及其它伊斯兰教国家的内部构造，更能感到它可能表达了“臣民”与“部族”两个概念。即使该文的确将“民族”当作一个名词，也知道它运用得并不纯熟，其原因很可能在于它是一个日制汉词，就像文中的“有识者”那样。

　　 1896 年8 月9 日创刊的《时务报》中也陆续出现“民族”一词。有人以它为“民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证明。然而论者们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时务报》中出现“民族”一词的文章大多刊登于从8月29日、第3卷起开辟的专门登载日本报刊译文的《东文报译》

　　 一栏中，而负责为该栏目寻找原稿并译成中文的，一直是一位名叫古城贞吉的“中东文兼精”的日本人。所以说《时务报》中的“民族”，可能还算不上是中国制造。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同文”的缘故，使中国人在十九世纪末接触并开始接受日制汉词“民族”。然而“民族”一词开始普及并在中文中固定下来，还是要等到与“国民”概念结合之时。从《民族主义之教育》（此篇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一文中可以知道，中国近代思想家们之所以能够不觉别扭地主动接收“民族”一词，不仅因为汉字相同，而且是因为与日本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开始大举登陆日本之日，正是日本国粹主义流行之时，日后成为民族主义思想家的一些人物，许多都与日本国粹主义者有过实际的接触。例如，1898 年2月3日，当时的众议院议员犬养毅专程写信给陆羯南，托他带自己照顾上一年8月来到日本的孙中山：“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现与孙逸仙同寓一处。……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与神鞭君磋商结果，务请吾兄代为照顾彼等一切。”

　　 1898年10月17日，梁启超流亡到日本，26、27日（农历九月十二、十三日），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大隈重信就委托志贺重昂代表他，连续两天与梁启超见面笔谈。梁启超当然也谈到了如何通过日本“助我皇上复权”，但是可以想象，通过这些交往，中国思想家们对志贺

　　 重昂、陆羯南的国粹主义必定有所了解，此后也会注目他们的思想动向。

　　 尤其是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梁启超，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一到日本就开始努力汲取各种新的社会科学知识：“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后来，他在《三十自述》中如此回忆自己初渡日本时的情景：“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这里提到的农历九、十月间，正是他与日本国粹主义首领志贺重昂接触的时期。

　　 正是在日本社会通过国粹主义的阶段，使“民族”一词和由“一个民族”所构成的“一个国家”才是最优秀国家的思想得到普及的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来到日本，并且与日本国粹主义者有了直接的思想交流。这一点在解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们之所以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孙中山之所以要在中国实现一个汉族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