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Morris 大约是本世纪最优秀的游记作家之一。疫情期间哪里都不能去，以阅读和翻译Morris的游记为乐

20世纪90年代，英吉利海峡隧道完工之前的十年，是英国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岛屿的最后十年，因此，从多佛尔到加来的25英里是一个有明确转变的旅程。当我为了这次环游欧洲之行-地平线之旅-去法国时，我选择乘坐气垫船-戏剧化的跨越海峡的交通工具。

没有一种其他运输方式比气垫船更适合用于这种终极旅程的了。我们最终穿越斯泰克斯（Styx)的夜晚伴随着一阵阵从上方的驾驶室里传来的喷雾，舱壁门的嘎嘎声，以及黑夜中若隐若现的像希腊神话里的卡戎一样的驾驶员的身影传递出的对双栖交通工具的担心。当我们最终在法国的土地上着陆时，我想到一个词：不可逆转。不仅仅因为是被装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装置里然后被扔放到陆地上，更因为曾在海面上颠簸，又看到巨风吹过多佛海峡，而那个卡戎样的驾驶员在海岸边的歺馆（Port d'Aéroglisseur）里，坐在吧台边的高凳上长时间的不言不语，似乎在郁闷地回忆着什么。

我喜欢这种被扔到陆地上的彻底性。我是个泛爱国者，对一切有同样近乎流泪的回应：橄榄球比赛中的威尔士人，游行中的戴着帽子的美国人，难以言说的仪式中的瑞典人，或者那些悲伤沉默的哨兵，他们低着头，步枪倒过来，站在罗马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纪念馆的台阶上。最重要的是，既然人们常表达出爱国主义情感与法国之间联系，那么我是否应该以法国式来回应法国的自豪。我不指望他们对我好。我也不希望他们以任何方式适应外部世界的影响，无论多么合理或开明。我只想一如既往地感受，当我开车离开港口进入加来海峡那些忧郁的风景时，我正在进入一个不仅与我自己的世界分离和不同的，完全相信它优于所有其他世界，邀请人们简单地要么接受要么离开的世界。

这些都是过时的先入为主。我知道，世界主义是当代的正统观念，虽然现在很少有人指望把外国重塑得像自己的国家，但在我看来，希望各国保持绝对的自我的，就更少了。这难免会让世界更单调沉闷，尽管我偶尔会对一个没有边界的欧洲的前景感到兴奋，但我仍然对把差异平滑化，把怪癖正常化，把异常合理化，把对立一体化的过程感到悲伤，他们告诉我这肯定是泛欧洲的伴随产物。

因此，怀着不祥预感，我离开了布洛涅的悬浮港，若有所思地驱车前往巴黎。我有一种放不下的感觉，法国可能最终会妥协放弃其风格。我不喜欢在高速公路咖啡馆里看到的东西的样子，他们给了我一个Choc-Bar和Poulet Far West，用了“为了安全起见”的说词禁止我喝酒。

不过，起初，我发现很多事情让我放心。人们仍然走着那种特殊的法式步伐，不像我们那样四肢松弛，更精确，更深思熟虑，好像他们不会弯曲膝盖似的。交通警察仍然以那种特殊的法国姿势骑着摩托车，像许多白马骑士一样，在他们的汽油箱上向前弯下腰，虽然也会在谨慎地选择不被看见时，翻倒在一堆麦克风和报告书中。卡车司机在高速公路的错误一侧与我相遇，伴随着刺耳的嘈杂声，仍然被我的自我取笑的天真的抗议融化成愤世嫉俗的半抛头，伴随着听不清的喃喃自语，这是法式勇敢的早期表现。

我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清晨可比拟法国小镇上的清晨，面包在醒来的空气中散发出芬芳，黑压压的牧师们聚集在大教堂上进行早弥撒，轻便摩托车的呜呜声挑动车站广场的第一个游客打开百叶窗，在阳光下啜饮她的橙汁。世界上仍然没有任何地方像法国中产阶级的乡村餐馆那样远离尘嚣，尤其是在周日的午餐时间，当餐馆外面的小镇在隐隐的回声中无精打采时，Auberge des Gourmets，或Chez Boudin，或Au Relais de la Chanson，就像一个个在空荡荡的鹅卵石海洋中的温暖的，可暴饮暴食的岛屿。

在这样一个懒洋洋的星期天，我去了一家这样的餐馆。那是一个在法国中部的一个古老城镇，那里的街道从铁路轨道蜿蜒向上，穿过中世纪的城墙，汇入大教堂门外的广场，周围巨大的石头动物透过大教堂塔楼的石格子图案对广场进行审视，猫和无聊的游客在星期天的早上四处游荡。我发现，在角落的有遮阳篷的餐厅里，什么都没变化，菜单放在抛光的黄铜框架里。它仍然是典型的法国，一如我们岛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又爱又恨的样子。老板娘仍然是一切虚假、狭隘和不可靠的人的缩影。一个侍者似乎一如既往地像是某位公爵，另一个显然是村里的白痴。在我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个富裕的当地家庭，在吃周日晚餐，男人和老板娘很熟悉，在整个社区广受尊敬 - 不苟言笑，大量餐巾，始终严肃，他有时会从他的小猪眼角打量我，眼底无疑是恶意狡猾的盎格鲁恐惧症，然后缓慢地回到他的小牛肉上。

我不怀疑帐单是错误的。我敢肯定，老板娘不喜欢我，就像我讨厌她一样。事实上，小牛肉太硬，咬起来像绳子一样。但是这一切仍然带来有反差的喜悦！蔬菜依然棒极了！法国的葡萄酒好喝多了！那位公爵是多么庄严！这个白痴多么可爱！带着真诚的感激之情，躲过了乡绅的最后一次审视，甜蜜地回报了夫人那张飘忽不定的灿烂笑容，我将那家咖啡馆的法式气息像斗篷一样包裹在我周围，高兴地又回到了高速公路上！

在大多数方面，传统的法国生活在我看来一如既往地稳固。在Chatre，教士助手们仍然聚集在教士周围，就像白人乡绅围着冠军一样。卢浮宫的工人把杰作从一个房间拖到另一个房间，带着对搬弄家具的人的一种满不在乎的不尊重。圣奥诺雷精品店里的售货小姐仍然采用最直接的销售技术：似乎对推销不感兴趣 - "这完全取决于你"她们似乎在说，就像她们之前的母亲一样，"如果你认为如此精致的面料真的是你的风格。..'我在普罗旺斯格里莫的城堡里徘徊，那是一个被温暖的月亮照亮的夜晚，山下村庄有着柔和的灯光，地中海在看不见的地方低声嘶嘶作响，古老的天鹅绒般的魔力依然能被强烈地感受到，一点也并不亚于旧时，无论远处的高速公路上的交通是多么疯狂，或者冲到圣特罗佩海滩上的泡沫变得越来越浓稠。那个帮我把车停在伊泽尔省军团德拉帕斯酒店车库里的老人，带着所有老式的一丝不苟的担忧指引我穿过柱子之间- 弯着手指指下那里，右臂转动一下，直到像个指挥家到达最后一个满足的和弦，他放下了双臂，表达一种半胜利半绝望，告诉我关掉引擎。"嗯，我们在某些方面还是一样的，"萨莫安斯的老朋友说，我很久以前住在那里，并写了一本书，"没有变富太多，仍然喝着同样的汤" - 就像他会回答同样的问题一样，我毫不怀疑，如果把白兰地，任何时候，比方自上个世纪之交以来，放在他面前，他会以同样的苦笑，面容上皱起同样的皱纹， 并以同样姿态倒进切割玻璃杯中。

但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我看得越多，我感觉到的差异就越多。即使是表面上大致相同的Samoëns，也在下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上萨瓦省古老的高山文化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大多数山区农场都成了日内瓦人的周末度假胜地，很少有人再能在山谷道路上看到过去熟悉的景象，女士在绿草地上编织，她的奶牛们，铃铛在甜美的空气中叮叮当当，在她身后咕噜咕噜地嚼着。并不是只是法国看起来变了：更具有普遍性的是生活的大氛围或气候，变了。

首先，法国比以前年轻得多。那位编织的女士，印象里几乎一定是特定年龄的女士，而法国的大多数经典原型，从巴黎门房到多尔多涅农民，都是老年人。这个国家的部分魅力当然在于这种成熟，它构成了使我一直在那里津津乐道的暴躁特性，皮革味和固执感。过去，我们觉得法国人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人都会死，法国人永远不会有时间去改变。

现在法国感觉自己比我认识的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年轻，我的意思是身体上更年轻。就连收银台的那位狂妄自大的夫人，当我分析性地观察她时，她似乎比她往年小一半年龄。那些不知疲倦带着酒气的农民不再被看到在遥远的田野上催促着大口踹气的马。就连银行经理也可能不是你印象中的那种狡猾讨好的中产阶级，而是一个三十出头的时髦高管，他的妻子，即便胖胖的也会收拾得亮丽，他或许并拥有经济学学位。至于开车的法国人，他们过去突突突突地开辆皱巴巴的雪铁龙，当他和陷在坐位里，脾气不好的面无表情的同行的人讲话时，他嘴角的烟上下摇晃，现在他几乎总是开着比音速还快的未来主义橙色的车子。

法国的这种年轻让我感到不安。我知道它即将到来，因为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法国出生率非常高，我想我多年来一直在不知不觉地看到它发生。即便如此，当我坐下来思考，环顾四周，看着这个国家的新面孔时，我还是大吃一惊。这就像在卡纳比街（Carnaby Street）遇到一位在四处逛着买牛仔裤的年长的阿姨。它给了我一种奇怪的化学刺激，好像我摸到了实验室里人工合成的细胞。伴随着青年而来的是新的天主教。无可否认。超市、购物中心、电视、家用汽车、冷冻机、面巾纸，所有普世变革的工具都对法国产生了影响，就像它们对我们其他人一样。甚至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景观也发生了变化。 法国在现代的绘画中看起来好多了。它的北部村庄终于摆脱了自凡尔登和马恩河以来一直如薄雾一样笼罩在他们周围的绝望气息。但它的南部海岸，曾经如此宁静充满鼠尾草香味，现在却仓俗，像任何西班牙海岸一样被人利用。即使是巴黎，如果中心大部分未受侵犯，在城市边缘地带，高楼大厦和混凝土露台也在激增。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城市规划师) 死了。法国仿佛从长期的困惑中醒来，建设正在摆脱沉闷的影响，建出更精致、更通风、更多快乐感和更少教条的建筑（柯布西耶的原作至少是宏伟的，柯布西耶的复制品大多是差劲的骗人的东西）。

每个地方，这个年轻的新法国都用法英混合语言迎接一个人。那是一种混合了广告人和时髦年轻人的语言，学者们非常鄙视这种语言，我个人的法国情节也被深深困扰。 法英混合不可避免——无论在平房或热狗店中，渡假屋或园艺中心，还是西边的巧克力店或肉店。人们说我一发牢骚就古板，但不可能又生活在威尔士又不知道语言是民族性的实质。每一次与外国习语妥协，每一次引入外国短语，都是对民族身份的削弱。我讨厌法英混合语的每一个症状，当我漫步在距离歌剧院、卢浮宫和玛德琳仅一箭之遥的和平街时，我认为我的情绪已经达到了最低点，这时我看到一家房地产经纪人的橱窗里写着：距离“巴黎-法国”只有25英里。

在巴黎，我感觉到了某种精神压抑。尽管法国人可能很年轻，但他们似乎并不特别大胆。按照英国的切尔西或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的标准，巴黎人相当镇定。我错过了传奇的巴黎火花。几乎没有人对我大喊大叫，无论我开得多么糟糕。左岸的咖啡馆的华彩消沉了。一种奇怪的绅士般的宽容感笼罩着首都——甚至有种冷静。当雨水恨恨地淋过杜乐丽河，那些没有外套的巴黎人在夏日的风中弯着腰，在简单的午餐后顽强地冲回办公室。不知何故，这座城市似乎闷闷不乐。也许是分区政策，使巴黎市中心少了导致新伦敦拥有的露天游乐场般的炫耀生气。在同一天的《泰晤士报》旁边 ，le monde 报纸特别的平衡和克制，我徒劳地试图找到胡乱的抗议口号，或周日的示威活动。即使是巴黎的警察，尽管他们可能在Sûreté的隐蔽地牢中表现得很糟糕，但看起来也令人不安地善良 - 他们的脸露出友好的镇静，在河边仁慈地摆动着警棍，轻微地从腰部倾斜以一种乐意的姿态帮助虚弱的老妇人们。对于像我一样习惯性地想到巴黎警察是在黎明时分穿着防暴皮夹克的人来说，这种良性的新形象是种泄气的打击。它给巴黎带来了一种过早的满足感，仿佛在战争和叛乱、痛苦和压抑之后，它终于被接受，把愤怒、闪光和创造力留给了别人。

这只不过是本能——一种形而上学的歪论。我只能报告这个国家给我带来的一种无菌的感觉，像是喷洒了杀虫剂的风景带来的死气沉沉的感觉。法国一如既往地对我友善，一如既往地是文明的大据点之一。但它并没有点燃我。我在那里没有感到一丝兴奋，当我试图解释这种缺乏震颤的原因时，我把它主要归结为一种荣耀的褪色。这不是法国的错，只是法国宏伟的风格已经过时了。拿破仑的黑色石棺是多么臃肿和宏伟，鸽子在它的高拱顶周围漫不经心地飞舞，法国元帅们傲慢地躺在它后面的墓室里，已被击败！ 凡尔赛的广阔无边，走廊连着走廊，征战模糊进另一征战，镀金的丑陋的镜子，那时过度的富裕在今天看来没有帝王的堂皇却更像暴发户！那个古老的法国的规模是错误的，在这个一次性价值观的时代，浩瀚的法国遗产，巨大的图画和不尽的繁文缛节，似乎是名誉扫地的价值观的荒芜遗物，不仅可悲，而且粗俗。

然而，它们是法国爱国主义的真正表达：随着这种光荣的民族感的减弱，它也减弱，所以法国变得不那么法国了。我不可能什么都有。当我结束访问返回布洛涅时，我告诉自己，气垫船之旅毕竟不会那么彻底。一些陌生感已经从法国消失了，法国人变得越来越像其他人，无论这是好是坏。 “如今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另一位巴黎的朋友对我说，希望能安慰我，他不知道我的民族主义倾向。然而，一个奇怪的异常使我的精神恢复了活力：气垫船以它习惯性的起伏、沸腾和隆隆声在对岸张嘴等着我们。我开车到多佛喝茶，天哪，当我想到它时，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不可救药的隔离的国家，它的习惯是多么古怪，它的品味是多么的狭隘，它的公共习俗是多么可笑，它的粗糙的撒克逊人的脸是多么自负，我快乐地啜饮着他们的茶茶，争论是否吃马卡农还是合成奶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