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败在挑战集体不领导集体不决策机制

                    2012年4月4日

何必

重庆率先提出微企概念，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略。）

现如今，有关重庆的任何事儿都很是令人目不转睛吧。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在加拿大的毛派人士李宪源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在美国的毛派人士王希哲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冲击钻噪音里的写作。

现如今，重庆又提出了什么“五低”的概念来，又成了“全国率先”。尽人皆知的是，薄熙来所谓建设“五个重庆”之说，也是在花样翻新的概念上让人目不暇接。看上去，五个重庆也好，五低也罢，都是我党体制下拿嘴人的基本路线，与胡锦涛漂亮口号一大堆但终归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路数差毬不多，但是，薄熙来的倒台，与其对胡锦涛路线的背叛和否定密切相关。或者说，胡锦涛是口是心非，薄熙来则在一大堆口号之下还真有着些许动作。

众所周知的是，邓小平为了消除毛泽东的影响，废除了党国领导人的终身制（这也被那些浅薄的主儿们拿来说明中国从此告别了帝制），并且为了防止个人权力一股独大，采取了集体领导的体制，而在我党逆向淘汰机制的作用下，能够进入最高层的主儿悉数都是能力和品德最差的，也就是必然的了。从江泽民任上开始，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就不断增加，创下了我党历史上之最，此后，胡锦涛委府一直在此抱残守缺，而薄熙来之所以会闹得如此天翻地覆，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习近平委府还是会继续保持九个常委的基本格局，为了能够争夺进入常委的入场券，薄熙来才如此一意孤行舍生忘死，最终把自己送上了官场的不归路。这意味着，习特勒也会继续这种集体领导体制，并且依然是多加怂人的基本路数。

可麻烦的是，集体领导体制并非什么好事儿，这点咱们从胡锦涛采取的体制改革措施上可见一斑。所谓大部制改革到现在究竟成了什么样，有目共睹吧。当时，大部制风风火火被官方和民间捧上了天之际，俺就冷嘲热讽说，这不过是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的瞒天过海自欺欺人之术，了无新意，胡锦涛根本没有毛泽东精兵简政的眼光、魄力和资源以及必要的铁腕，大部制只能是花拳绣腿别出心裁的形象工程，这点，从当时劳动部和人事部合并成为人社部保留了两个部全部副部长而被媒体铺天盖地骂得狗血喷头的现象上就一目了然了吧，而到现在，大部制究竟如何了？地方上的评价说，大部制使得机构臃肿现象更加厉害，一个衙门有十几个副职的状况比比皆是，大部制沦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问题是，这有什么匪夷所思的么？政治局常委就是多加怂人，指望北京部委局办王府和地方衙门能够精兵简政，那太扯蛋了吧。如果仅仅的多加怂人也就罢了。

问题更在于，中国人的习性是什么？自私自利的实用理性到了极致，揽权卸责没有任何约束，在文化上如此自扫门前雪的传统深入骨髓，全民腐败早就深入人心，公共性缺乏是个非常致命的要害。中国老少咸宜的说法是什么？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是什么呢？公共性缺乏，揽权卸责，只享受公共权力而拒绝承担公共责任。这种风尚由来已久了吧。如果把这放在英国人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视野下，也就可以让人豁然开朗了不？美国徐水良曾经批评过民主化会遭遇公地悲剧的说法，而徐水良显然没有看到过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娘儿门儿奥斯特罗姆获奖理论的否定哈利理论的基本脉络，更是没有注意到，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下同）里的左派对公地悲剧的口诛笔伐是从来没有消停过的。也因此，俺对公地悲剧理论以及奥斯特罗姆的否定也专题讨论过，认为如果放在中国人国民性的角度下来省察，公地悲剧无处不在。也由是，最近美国胡平就中国是不是存在全民腐败问题说三道四，认为具有全民腐败论调者错在没有区分“主动腐败”和“被动腐败”，然后又东拉西扯地找来洋鬼子的理论来说明，但一看就知道，胡平的经济学底蕴实在太差，对哈丁的公地悲剧以及奥斯特罗姆的否定说辞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什么是腐败的基本界定都稀里糊涂，弄出来个什么“被动腐败”，就像中国去年出现的“暂时性强奸”或者也可以称之为“被动强奸”一样，胡平漫无边际胡聊八扯了半天，言不及义，那种结论实在令人笑掉大牙。（有关腐败、尤其是全民腐败的定义以及现状另当别论于此不赘。）

香港学者李南雄早就指出，腐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就是出现权力真空。（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权力，广义而言，可以是公权，也可以是私权，易言之，不仅仅是公权力，私权也可以产生腐败，人们对公权力的理解过于偏狭，以为仅仅存在于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权分立的范畴当中的权力空间，可实际上，只要有人群，就有公权力，比如家庭内部也有公权力，以及社会学里所说的“非正式群体”里公权力也比比皆是，也就是说，在表面上看的私权领域，也有着公权力存在机制和环境，这恰恰是胡平无法理解的。）当公权力缺位之际，就会有新的权力趁虚而入弥补空缺，现如今全国各地之所以黑社会横行霸道，对应的就是公权力的揽权卸责，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也就是人们七嘴八舌的我党该干的事儿不干而不该干的事儿都干了，出现着公权力越位和缺位状况并行不悖的荒诞不经局面。

按照组织行为学的理论，组织里核心层的扩大，并不会带来效率的提高，（而按照博弈论的视野看，也不会带来公平性的提高，这就更加令人唏嘘不已，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冼岩最近就不赞成中国实施民主化列举出了三个理由，招致海内外污言秽语不止，其中一条就是中国模式很有效率。但是冼岩的分析显然没有看到中南海的效率何在及其背后的形成机理；特别是，冼岩对效率的推崇，一下子让他在反对民主化的道路上却落入的自由派主张效率忽视甚至反对公平的陷阱，使得冼岩如此结论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当然，如此话题另当别论于此不赘。）相反，由于人际关系的复杂化，每增加组织成员，就会使组织成本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加，传统领导学认为，一个人最佳的领导规模是六个人，如果多于此就会出现力有不逮而责权利模糊的状况，现代管理学则出现了扁平化管理的说法，但前提并不是集体领导的模式。如此，九个常委共同决策，就变成了九个常委都在“后发制人”，或者干脆就不制人，光等着别人先出招然后自己不那么劳神费力地进行添油加醋增光添彩就万事大吉了，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囚徒困境”的逆向效应；特别是，集体领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弊端，就是互相制约形成了互相掣肘，在如此机制里，保守势力最终占据上风是必然的，可以比照毛泽东批评我党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无所作为状态是最能够一帆风顺的基本状况，看出来在常委里最伟光正的就是最无所作为的主儿，逐渐也会形成常委里的格雷欣效应，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进取成本过高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成本过低，最终使得常委群体都成为无所作为的王八蛋。就此，咱们也就看到了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这几届委府所呈现出的“权威递减”局面和趋势，我党最高领导层，群龙无首，没有能够力排众议的权威，在中国这种专制主义甚嚣尘上的地界儿，皇宫最高层却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机制，中南海里的民主对应着中南海对外的专制，这种现象本身就太具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了吧。所谓“团结在以***为核心（或者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的说辞，只不过是中南海必须对外保持专制的、像尼采所谓“如果没有上帝那就必须制造出一个上帝来”供人顶礼膜拜的一个自欺欺人连俺这等傻都不相信的货色，（由此可见，习特勒未来主掌党国也只不过就是个木偶和傀儡，不会具有什么王力雄所谓超越者的一锤定音的能力——姑且不说习皇储是不是有这样的政治理想气魄和胆量。）

对俺说自己是“温和的右派”的杨鹏曾经撰文说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每个人都在为一己之利“算盘打得震天响”，却根本没有人会考虑什么公共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真是涉及到了公共性决断时，都在等待他人出牌，挑他人的毛病，看他人的笑话。

于是乎，集体领导就变成了集体不领导。这也就是2007年俺在凤凰卫视曹景行节目里做特约评论员时曹景行私下里聊天提及的，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那是因为中南海不出政令。现如今我党及其委府所有的麻烦尽皆于此概莫能外。这也就被张木生在去年底使用了胡锦涛等常委们“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骇人闻听之说。

九个常委，都在为自己谋福利，中饱私囊，而在讨论投票时，人数的过多极大地消耗了组织资源，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人数与进取性冒险性高效性成反比的局面，易言之，在决策层面上，人数增加会形成非常致命性的掣肘。

由是，集体领导变成集体不领导，集体决策变成了集体不决策，也就是现如今中国问题层出不穷的一个制度性和文化性根源及其表现了吧。（就此而观之，习近平李克强任上根本无法改变这种体制，因此，钱理群担心胡锦涛温家宝这“大学生一代”被习特勒李疙瘩肉这帮子“红卫兵一代”取代后中国可能会更加血雨腥风，不无道理，如果放在集体不决策层面上看，现如今人们寄予习皇储和李疙瘩肉过多的期待，其中的痴人说梦成分太多也就一目了然了，或者说，习李体制不会比胡温体制好到哪儿去。）

如此，薄熙来也看到了我党这个致命而且愈演愈烈的缺陷，并且利用被发配到西南穷乡僻壤可以天高皇帝远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条件，独霸一方，在远离京城的地界儿开始了其政治实验，唱红打黑，修整吏治，用实际行动与胡锦涛打左灯向右转的路线分庭抗礼，一改其中的意识形态向左转社会政策向右转的人格分裂情势，保持了意识形态（姑且不谈我党是不是还存在意识形态，这也是薄熙来实在无法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创新不得不回到毛泽东路线并且大规模唱红歌的缘故）与社会政策同时向左转的一致性，这当然会让中南海很是颜面扫地，薄熙来用花样翻新不断出招的方式让中南海集体不领导集体不决策的得过且过击鼓传花混吃等死的路数在重庆的真刀真枪（当然，这之中的狼心狗肺成分也比比皆是）大干快上的风风火火之下相形见绌，这安能让胡锦涛温家宝习特勒李疙瘩肉们不咬牙切齿？在这个层面上，薄熙来挑战的正是现如今我党江河日下垂死挣扎的政治机制，诘难的是集体不领导集体不决策的基本范式，而在重庆自立门户推陈出新，不惜触动中南海贪官污吏们在重庆的既得利益，过于自以为是肆无忌惮地大刀阔斧，四面树敌，开罪了中南海里的各位江湖大佬，也掐住了我党体制的命门，用敢说敢为敢作敢为的胆大包天，对中南海的不作为状况进行着事实上的责难和否定。

由是，薄熙来就触犯了我党无官不贪体系的众怒，击中了委府的软肋，践踏了我党的潜规则，颠覆了我党相沿成习的传统。按照王力雄超越者的相关分析，薄熙来的问题出在哪里？那就是他还没有达到政权领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位置，没有成为最高领导人并且获得可以具有至高无上权力实施绕开官僚体系直接与民间联盟的条件，就自不量力贸然开始了走民粹主义路线的尝试，结果招致整个官僚体系的群狼战术般的围剿，最终被拿下，也就是情理之中不可避免的了。

薄熙来倒在了我党逆向淘汰机制下，成为一个活脱脱的牺牲品和我党的殉葬品，也就不足为奇了吧。

他奶奶的。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