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收入分配当然别有用心

                                2010年6月4日

何必

人保部专家在《人民日报》发文，谈论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略。） 

实际上，俺用收入分配说六四，当然就是为了能够让如此内容能够不被网站封杀而传播出去。

嘿嘿。

今天终于到了那个日子。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白祖诚老先生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白祖诚老先生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今年的六四，当局如临大敌。

北京街头，荷枪实弹的警察时不时出现在人们面前，警示着白色恐怖或者红色恐怖的无处不在。

官方媒体更是胆战心惊，来自宣传部门的压力几乎击垮了官方媒体的各级负责人，告诉业务单位做新闻时要“谨慎再谨慎”的嘱托不绝于耳。

1989年之后，官方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

实际上，这也反映出，现如今中国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今年几起举世瞩目的事件，很是耐人寻味。校园杀害孩子、富士康员工自杀（昨天的报道说富士康又死了一个，不过不是自杀，家属说是过劳死，富士康方面予以否认），本田员工罢工，等等。

这些事情的密集出现，不能用冼岩所谓个人因素或者偶然性来解读注释吧。

本田方面已经答应了罢工工人的要求，提升工资。

这应该是个大好事吧？可是，这会引起连带效应，本田员工的成功，会让其他在中国的中外企业员工如法炮制，当局在罢工这种不受法律保护的行动上也举步维艰，不敢对组织和参与罢工的应该轻举妄动，害怕惹出更大的麻烦。广州本田虽然说是在团系强硬派人物汪洋的治下，但还是不能大规模镇压，只能采取我党习惯了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从中分化策反瓦解告密，但这种招数在群情激奋并且时间短暂的罢工活动当中所能够取得的成效非常可怜。

同时，如果本田员工提升工资获得成功，那么就会增加本田产品的成本，提供价格，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如果不是提供全社会的收入总水平，那么也就意味着让那些没有提高工资的人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形成了新的社会财富再分配。而如果更多的工人发起罢工，并且资方同意增加工资，那么通货膨胀的局面会更加无法控制。

实际上，罢工从本田企业引起关注，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如果比较现在与1989年六四时期，咱们会看到什么？或者说，中国社会在这21年里变化了的是什么？

第一，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阶层几乎不复存在。农村现在成了993861部队（老人、妇女、儿童），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外出打工，中国农村的凋零破败大局已定。这使得中国农村作为中国社会的稳压器已经不再能够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却无法得到城镇社会保障等国民待遇，沦为二等乃至下等国民，而在城市里生长的农民工下一代，根本不可能回到农村去，这就让他们彻底沦为边缘人，既不被城镇接纳，也不被农村容留。这个群体人口庞大，流动性非常强，漂移在中国内地，无处不在，随时随地可能发生邓玉娇、孟连、石首、七五乌鲁木齐、本田罢工、富士康跳楼等现象，形成定时炸弹，温铁军十年前就警告说，1949年以来中国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一直绵延不绝，就是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点，在1989年时是不存在的。那时候，中国乡镇企业还是生龙活虎，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美丽说辞比比皆是。

这点，让我党能够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人口基础荡然无存。

第二，城市产业工人阶层不复存在。1989年时，国有企业改制并没有出现，城市的中坚力量和稳定人群是产业工人，尽管六四时学生、新闻界、知识阶层（也就别说什么知识分子了吧）群魔乱舞，但是产业工人群体整体上不为所动，使得当局的血腥镇压并没有触动社会最为广泛的阶层的神经及其利益，换句话说，城市的中坚力量并没有大规模实质性介入六四事件。

现如今这个阶层已经被我党瓦解。国有企业改制，让绝大多数产业工人都沦为下岗失业者，作为一个阶层的产业工人群体不见了踪影，而且这种状况在国有企业改制、市场化、私有化的名义下还在继续，通化钢铁事件当中陈国君被愤怒的工人打死，也就意味着，产业工人对于社会乃至当局的不满，时时刻刻可以演变为真刀真枪的暴力行为。易言之，产业工人从我党的支持者、至少是同盟军，沦落到现如今的一盘散沙，成为分散在全中国的原子化了的潜在暴力分子，这也是21年来非常深刻并具有决定性的变化。

第三，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市场化私有化进程的加快，委府能够控制的经济成分逐步降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员工大规模增加。由于中国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缺失，劳动者对于国家的信任度和依赖性越来越低，其对立面就是，对政权的不信任乃至反感对抗情绪节节攀升。我党现在能够控制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少得可怜。1989年镇压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启的第二次改革，充斥着依照顺序对农民、城市工人的剥夺，接着就是被坊间称之为新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住房再加上养老，让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分分钟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更是培养了我党太多的反对者阵营，再后来就是类似对黄光裕那样的富人的盘剥，到后来就是对基层党政干部的剥夺。现如今，全社会对委府的嬉笑怒骂，几乎成为常态。这使得我党在进行任何行动时，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民意过不了长安街，这早就不是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货色。我党对局面的彻底失控早就黑白分明，这在1989年是无法想象的吧。

第四，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当局封锁消息成为不可能。咱们不能想象的是，如果1989年有互联网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吧。现如今，不管重庆钉子户事件、邓玉娇事件、通化钢铁事件、富士康事件、乌鲁木齐事件等等，分分钟就扩散到全世界，而在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并驾齐驱的大背景下，委府的无纸办公和党务政务信息化，又让当局在控制乃至封杀互联网方面投鼠忌器。于是乎，互联网内容以几何级数扩散和传播，成为我党的死敌。最简单的，俺每天一篇如此内容能够经年累月，完全拜互联网之福。这让当局在实施六四般行动之时，不得不有着更多的考量和忌讳。

……

这种现在与六四时代的区别，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俺不是研究者，只不过是个成天到晚骂骂咧咧的主儿，也就不去干那些自以为是穷尽真理的勾当了吧。

如果说六四还是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活动的话，那么现如今的中国，维护自身日益稀薄的权利、为了糊口铤而走险，则是总爆发的导火索。

今天是六四二十一周年纪念日，可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至于说什么时候出事，实际上已经通过太多的例证告诉咱们，演出开始啦。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