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理交通拥堵又成为扩大贫富差距之举

                  2010年12月19日

何必

北京居民上班所花费的时间顺畅时平均为40.1分钟……（略。）

嘿嘿。

首都变首堵，俺就有关现象发出的嬉笑怒骂怎么着也有六、七年了吧。现在怎么样？

网络上有关堵车的段子还是不少滴。

（何必注，略。）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何必注，这主儿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交通主体没有一个好东西不就完了嘛。看看洋鬼子找的这些什么特约撰稿人，都他娘的什么玩意儿，对公共交通胸无点墨，却大放厥词。）

（何必注，略。）

老左派电子杂志的相关说辞。

（何必注，略。）

越来越成为为法西斯委府歌功颂德的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曾经给俺发来的相关内容。其中少不了为重庆市黄奇帆树碑立传的内容。

（何必注，略。）

崔之元因为俺嬉笑怒骂中国新左派，不再给俺发电子邮件后。李延明转发来崔之元的相关邮件。而后来得知，崔之元也不再给李延明发送邮件啦。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章力凡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曾经的交通部长李盛霖说，造成交通堵塞的主要因素归结为三个方面：道路容量、车辆数量和交通组织管理水平。 

从中，咱们就可以看到问题之所在了吧。

对于治理北京的交通拥堵，俺说三道四过太多了吧。

2002年俺在央视做经济学家演播室访谈节目时，当时节目的策划和合作方中国宏观经济基金会王建就建议，让赵燕菁加入进来参与节目，王建介绍说，经济学家往往都是从平面看问题，而赵燕菁却从空间的角度提出来经济学家根本不曾关注过的角度。

果不其然，赵燕菁在节目里提出了很多发聋振聩的声音。俺们根据当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韩日世界杯为由头，做了从韩日世界杯看北京城市发展的节目，其中他警告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是北京改变城市结构最后的机会，而北京城市结构改变才是根除像什么交通拥堵、高房价、历史遗迹破坏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肯綮，北京应该而且必须将城市中心区功能迁移出去，否则北京将彻底丧失功能。他的非常惹人注目的建议则很是有趣，比如，增加就业，即使是什么经济增长啦、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啦等都作为既定的约束条件，一成不变，只是将北京市现有的大院格局改变一下，切割成若干小院落，中间开出道路来，就会因此平地里增加出很多就业岗位。这种思路，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人力资源什么专家学者，做梦都不会想到过。

相关文字，俺这些年连篇累牍都转引过咧。

曾经因为一本《城记》而名声大噪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就是赵燕菁的拥趸。王军的理路，基本上来自赵燕菁。

赵燕菁对于中国城市规划、历史名城保护乐此不疲，他英国的博士导师总是催他去英国做论文，俺也不知道他最终是不是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夫人在厦门，所以他三天两头往厦门跑，最终离开了北京，到厦门挂职，现在则任厦门规划局局座。当然啦，屁股决定脑袋，现如今他作为官员说的话，就很不像话咧。

2006年，俺做电视专题片时，曾经有过一个题材，叫做“北京到底能养多少人？”俺让节目记者和主编务必找到赵燕菁请他接受采访。他专程从厦门飞来北京，遗憾的是，俺们这次却没能见面（在央视演播室里，人们看到俺和赵燕菁头发稀缺程度、脸型等等都非常相近，曾经让俺俩把脸凑在一起摄像机拍了下来，有有趣耶）。在电话里，他对俺说，北京市委府对于他有关北京必须将城市中心区功能迁移出去的说法非常反感，俺们采访了他，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被批准播出？还好，俺应付审查的本事还是不小滴，最终浑水摸鱼，节目顺利播出了。

作为记者，俺的优势就在于，见多识广，能够仔细品味类似赵燕菁的城市规划、温铁军的三农、蔡昉的人口红利、樊纲的8%的经济增长率对中国最为合适、杨宜勇的三非就业、王建的中国特色的（通货紧）缩（加上经济增）长（这个王建对菲利普斯曲线效应而图示的“缩长”经过俺的文字整理，在网络上曾经大红大紫）、贾康的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等等，并将这些个各自为政的体系融会贯通。

而有关交通拥堵，俺比赵燕菁要强在，俺更知道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的基本状况。

到现在怎么样？

北京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为拥堵的城市了吧。

北京已经失去城市结构改善的最后机会了吧。

北京的房价果不其然节节攀升一飞冲天了吧。

北京越来越失去了竞争力了吧。

北京作为一个消费品，越来越质次价高假冒伪劣了吧。

……

怎么样？

如果长年累月能够看到俺文字者，或许可以记得，俺在多少年前就预测，北京必死无疑。

现在如何？

嘿嘿。

让俺这社会最底层的混混儿经年累月看空唱衰的乌鸦嘴不幸言中了吧？

光是今年，针对去年中国分别成为全世界汽车产销量首屈一指的国家，俺也喋喋不休地引用过郑也夫的话说，中国的问题并非是不是应该而是能不能进入汽车社会，温铁军一语中的，中国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人地关系紧张。如此大背景下，发展汽车产业，鼓励汽车产业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鼓励汽车进入家庭，就无疑是个自杀式的政策取向。

但就如同今年俺与张宏良通电话时说的那样，现如今中国委府的政策，所有选项当中，势必选取最坏的。

北京的交通拥堵，就是这种政策选择的结果。

不限制机动车，造成了类似交通事故、空气污染、噪音污染、土地资源匮乏等等大量的外部性问题吧。

现如今，北京开始自食其果了吧。

麻烦在于，当局的狼心狗肺的政策造成的恶果，非但让全社会买单，而且还成为财政收入增加的途径。

收取交通拥堵费，就是个非常明显的例证吧。

这种收费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根本不用说了吧。

只是看，收取这种费用，公车才不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呢，这些个开支，都会悉数由财政支出，最终成为增加对纳税人横征暴敛的借口；富人也不会在乎增加这种费用，于是乎，收取这种费用，又成为对那些个权力和资本之外的国民的掠夺，让城市道路成为仅仅供权力和资本享用的特权区域。

俺也喋喋不休地说过，治理交通拥堵，发展公共交通势在必行。但是，公共交通作为委府提供的公共品，质次价高假冒伪劣，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吧。俺曾经不厌其烦地列举过北京公共交通的50多宗罪，其中哪一条罪状，都很十恶不赦。比如，公交车晚点，是不是该对乘客进行赔偿？比如，乘客对车载电视是不是具有不收听收看的选择权？比如，公交车的首末车时间是不是应该大幅度延长以顺应委府掏空国民腰包拉动消费的夜生活需要？……

现如今的情况是什么？必死无疑了吧。

而苟延残喘之际，委府还是没有忘记劫贫济富揽权卸责，借着治理拥堵的机会搜刮民脂民膏，让城市道路成为贫富差距扩大化最为突出的活生生教案。

这种委府，如果不完蛋，天理不容吧？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