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根绝知识分子背景下的左右派顾影自怜

               2010年12月7日

何必

特举办了此次专家论坛，现将部分专家讲话予以摘发，以飨读者。（略。）

接下来，就是一大堆带有照片的专家学者们的慷慨陈词，大量涉及了知识分子应该如何的喋喋不休。

知识分子！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电子杂志的相关说辞。

（何必注，略。）

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白祖诚老先生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李延明发来秦晖的相关论述。

（何必注，略。）

呵呵。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从此可以看到，秦晖的结论。

反正，冼岩是逮着秦晖海阔天空当中逻辑上不能自洽的部分，单刀直入，专门挑秦晖的逻辑毛病。这种挑毛病是不是准确合理另当别论，冼岩对秦晖的整体结论置之不理，只是进行技术上的外科手术似的精确打击，这看上去很有些吹毛求疵的派系争权夺利的色彩和痕迹。

不过，秦晖的论述也的确有着这种缺陷。不管他在针对温铁军的农村土地问题上的观点，还是城市贫民窟的说法，抑或中国模式不应该崛起的立场，或者本文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左右派之说，都是如此。

秦晖的风格嘛，很有些仙风道骨，但求自己愉悦，不求外界评价，因此也就只顾鞭辟入里的别有洞天带来的快感，至于说披荆斩棘过程中是不是有漏洞，那就可以姑且不论了。

比如，秦晖当然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国是不是有知识分子的问题，更是没有从德雷福斯、左拉的意义上去看待中国到底是不是存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有知识分子，现如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左右派之争文不对题，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本身是不是具有知识分子的资格和荣誉没有关系。同时，他更没有意识到，他所谓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来、以及1949年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到现在的剧烈深刻带有决定性和历史性意义的变化；换言之，秦晖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代骚人墨客与现如今他所谓知识分子的本质区别。

俺早就连篇累牍地说过，俺从来不认为，中国、特别是现在，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现如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了中国官方和民间“不谋而合”的诉求和方向。官方嘛，反正是中饱私囊，该路径早就说的不胜其烦了，自不待言。民间呢？儒家、法家、墨家、道家、佛学、释学……其文字和说道，俺也传播了不少了吧。可说到底，在干什么呢？

哈佛大学杜维明现如今也不甘寂寞，成为北京大学什么人文学院的院长。在提倡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时，讨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对话而不是冲突。这种论调让咱们想起了什么？福山和亨廷顿吧。

但什么是中华文明呢？中华文明到现在又是什么样呢？如果说中华文明也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现如今中国人成为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最坏的人，与中华文明有着什么逻辑上、历史上、理论上和现实中的关系呢？甘阳提出要建立儒家社会主义，这二者是可以交媾融合的么？就如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是可以鸡兔同笼水乳交融？新左派比如崔之元、汪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同床共枕的，但李延明却认为，这二者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杜维明所谓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不是也必须建立在中华文明自身东拉西扯拽上什么社会主义呀、中国模式呀、北京共识呀、之类的乱七八糟的货色归里包堆扔到中华文明这个垃圾桶里去就万事大吉了呢？甘阳口口声声用中国的方法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法研究西方，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的是，现如今中国的GDP拜物教，以及人们早就看到的，中华文明到现在对于德国文明的俯首帖耳，德国文化对于中国无处不在的深远影响。

而翟玉忠（他给自己起的英文名字是阿历克斯，这种以推广中华文明为自己使命的人却非得让自己拥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洋名字的做法本身就耐人寻味吧，或许，翟玉忠在做产经新闻国际部负责人给自己弄个英文名字时，对于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还仅仅是业余爱好，根本没有涉及过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概念呢吧？哈哈。当然啦，完全可以自我吹嘘一番的是，俺想当年就是一种逆反心理，懒得趋炎附势，没有给自己和亲属起什么洋名字，后来2000年在《科学时报》做编辑时，也公报私仇，拿着这种起洋名字的现象嬉笑怒骂，作为评论。到后来，俺就思忖，这种有意不使用洋名字和言语当中避免夹杂英文单词的做法是什么？想来想去，应该叫做“文化自觉”——如此自觉嘛，俺认为还应该有道德自觉、民族自觉、等等——结果不成想，再后来看到费孝通如此定义，简直就是他妈不谋而合丝丝入扣，俺太为自己的丰功伟绩感觉到牛哄哄啦。嘿嘿。）们为弘扬中国法家文化鞠躬尽瘁，但其文字的最后，往往都注明“欢迎支持我们”的字样，并且每每为隔三差五有人赞助了千把块钱而在公开场合鸣谢，凸显出现如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播方面的尴尬处境，更是让人体会到，如果脱离开官方体制，没有了财政援助，如果仅仅是在民间，这种依靠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事业和使命的人，死无葬身之地。（翟玉忠本人从单纯民间不得不卖身投靠到北京大学的研究院，就很能够说明问题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维明先别说什么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有本事先脱离开类似北京大学这样的财政丑八怪试试看？是不是还可以在中国推销什么中华文明？或者，杜维明本人就可以哈佛和北大的区别自己去感同身受一番了吧。有趣的是，翟玉忠和杜维明先后都落户北大，这是不是北大精神的回归？啊呸！看看北大那个性吧，俺骂了丫挺的何止一次两次。现如今，北大和清华在自主招生上闹得不可开交，坊间有了“北约”和“华约”对垒的称谓，但是在秦晖的意义上说，如果权力的正当性本身都有问题的话，那么这种对垒又有什么意思呢？北大如此，遑论清华了，其他的嘛，类似什么党棍学校的人民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吧。）再往大了说，现如今所有的秦晖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了官方，分分钟死翘翘。换句话说，现如今中国当局已经完全把持住了中国知识人的饭碗，也就从此把住了知识人的嘴，更是捏住了中国当下知识人的脊梁骨。

也因此，俺对袁剑所谓中国没有什么体制问题的结论不敢苟同。过些天俺会传播，美国三妹发来的有关中国现如今知识人为什么没有脊梁骨的文字，就是中国古代骚人墨客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以远离权力，皇帝也奈何丫挺的不得，但是，工业化和信息化，使得权力对权利的掌控空间大幅度增加，权利空间被压缩得前所未有，中国知识人知道如何视死如归，但却没有学会如何忍饥挨饿同时饱受权力凌辱。

如此体制下，还能够说没有什么体制问题么？

如此体制下，中国还能够存在知识分子？

歇德洛维奇吧。

也因此，在饭碗都完全掌握在当局手里的情况下，谈论权力大一些还是小一些，虽然被秦晖所不齿，但也就是现如今中国知识人骗吃骗喝避重就轻聊以自慰的顾影自怜了吧。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