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的改革论调实在惨不忍睹耶

                          2010年11月24日

何必

中国经济学第十届年会和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略。）

中国需要新版经济学理论！

何等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言辞。

现如今，如果谁不言必称改革，在中国简直就算是局外人咧。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电子杂志的相关说辞。

（何必注，略。）

宏良兄的大作。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陈子明给俺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而郑永年则如此这般地对中国改革进行着条分缕析。

（何必注，略。）

呵呵。

看到了吧。

对于改革，观点立场是如此乱七八糟群魔乱舞。

在是好事还是坏事？

自由派们说啦，这是言论自由。

毛泽东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是这么个德行样吧。

但是，其中有什么底线或者不能突破的界限么？

没有。

鸡一嘴鸭一嘴，鸡兔同笼，你说头子他说前门楼子，南辕北辙完全不是一回事，更无法找到任何共同的话语言说之处。

郑永年嘛，更是如此啦。

郑永年此文，刊登在《炎黄春秋》新一期的卷首，也算是占据了头版头条的位置。

可是看了郑永年此文，咱们也就知道郑永年以及炎黄春秋的水平和档次了吧。

炎黄春秋么，俺太知道啦，看他们丫的胡说八道，经年累月咧。而且，与其中的人打交道也不是一个俩的啦。

应该还是在2003年左右，俺在央视时的同时在山东电视台弄了个时段，搞了个节目叫北京聊天室，就是在北京，找一堆人就什么热闹话题胡聊八侃。俺当然是好使的嘉宾，而与俺搭台同场海阔天空的，就有炎黄春秋的执行主编徐庆全，经过演播室的你来我往，俺对他的水平太心知肚明啦，放到他专业领域里还凑合，如果是以外的社会话题，就简直是东拉西扯没有了章法耶；而与吴思嘛，俺在很多研讨会上都碰到过他，而2007年俺结识那个香港嘉利来董事长后，也与吴思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对于宏观经济，对于就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等等，都近乎一无所知耶。实际上，吴思早就能够收到俺每天一篇的文字，但就是不知道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后来嘉利来董事长与杨鹏和吴思以及俺一起说三道四，言语中，杨鹏提及俺就是“何必”，而一直就以为俺仅仅是“潘晓”的吴思一本正经地发问：“你就是何必？”哈哈。

（由于嘉利来董事长，俺有机会与很多中国思想界或新闻界的名流接触交手，吴思、杨鹏、郭宇宽、郎咸平、李大同、陈敏（笑蜀）、杨恒均、王力雄、袁剑、叶檀、冼岩、蒋兆勇、何频、……为此当然应该感谢该富人了，遑论他的确给过我不少帮助。）

郑永年嘛，俺看过他不少文字。初看上去，他有关中国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方面的论述，让人看着还挺像是那么回事儿，那些个文字，应该是俺2007年左右看的啦。

可是，越到后来，看郑永年的文字，越不像话。

这篇文字，如果咱们按照改革相关论述来一个论资排辈的话，郑永年可以排到什么样的位置呢？

去年，海南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曾经发出中国需要第二次改革的发聋振聩之声，俺就曾经对迟福林嬉笑怒骂过，说迟福林真是危言耸听，一看丫挺的连改革的基本讨论方向和内容都一无所知，现如今第二次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少年？国内外专门讨论中国改革的人们，越来越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始与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到去年已经17年了。迟福林对此好不知情，却臊眉搭眼地口口声声开始第二次改革，来混淆视听，真是够呛吧。

而郑永年连迟福林的档次都不具备。

所以，也就可以看出来郑永年在改革相关论题上的档次了吧。

也因此，可以看出来炎黄春秋的档次了吧。

郑永年针对中国改革说三道四，洋洋洒洒说了那么多，到底说出了什么呢？

都是些个陈芝麻烂谷子，没有任何新意。他所谓的研究结果，只不过都是早就在中国大陆被抛到九霄云外的货色啦。

俺认识十多年的卢跃刚，中青报冰点事件后，曾经关起门来，专门研究中国改革。他的同事、同为冰点事件受害者的李大同对于卢跃刚此举很是怀疑，认为在无法掌握官方信息资料的大背景下，很难写出比如《光荣与梦想》那样的伟大作品，无法做出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卢跃刚看到俺时，认为俺如此每天一篇经年累月的做法简直就是“恐怖”。当然啦，卢跃刚也早就看到俺传播的有关中国改革的来自方方面面的说辞。

郑永年呢？

想必，郑永年对于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语焉不详。

想必，郑永年对王力雄《超越者联盟》懵懂无知。

想必，郑永年对袁剑《奇迹的黄昏》隔靴搔痒。

想必，郑永年对崔之元《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隔岸观火。

想必，郑永年对陈永苗《给改革判一个死刑》一无所知。

想必，郑永年对孙立平“改革的动力基本消失，改革的共识基本破灭”的结论匪夷所思，当然也就更无法知道俺在孙立平如此结论上加上了个“改革的成果基本否定”。

想必，郑永年对于孙立平说，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中国以福利分房制度为标志的改革还是好坏参半的话，那么此后所有的改革，都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夺的这种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同的结论束手无策。

想必，郑永年对加拿大吴国光有关中国改革进程的言论不甚了了。

……

陈子明给俺发来了不少有关改革的相关评论，其中基本上都是否定改革的内容，包括陈永苗、古川等等人的长篇大作。俺也分别传播过。

那些中国大陆的老者们，像什么杜光啊、辛子陵啊、铁流（黄泽荣，以前俺给弄成了黄尊荣咧）啊、等等，也都对改革抱有着幻想。铁流来不来就说自己是个老共产党员，然后基于此再有什么没完没了的说辞，这种做派，越来越招致人们的反感，老铁流根本无视自己早就被我党当作狗屎的现实，还恬不知耻地往我党那里凑，就算是在谢韬吊唁仪式上被警方粗暴之后，还是口口声声什么老共产党员，累不累啊。

杜光么，也就别多说啦。俺与他的接触，只是在博客中国有关劳动合同法的研讨会上，常凯兄可以证实，当人们都在谈论劳动关系的家长里短时，轮到杜光发言，他却高谈阔论起两党制来，让所有在座的人呆若木鸡并且暗自发笑。

辛子陵么，收到俺的文字，说看着太累，每行都有半米长，俺告诉他，纯文本附件是可以很简单改变格式滴。俺对别人说了辛子陵半米长的说法之后，对方前仰后合差点儿背过气去。

但是，这帮子老者对于中国改革的论述，也还是比郑永年要入木三分得多。毕竟，他们是设身处地，能够体会到我党的白色恐怖或者红色恐怖。

或许，这就是国内外对于中国事务判断上有着天壤之别的景象吧。

在崔卫平邀请米奇尼克来华访问事情上，何清涟对此喋喋不休，国内刘荻则表示出对美国三妹、徐水良以及何清涟立场和观点的不屑，引发了对于中国事务到底是国内还是国外认识得更清楚的问题争论。在俺看来，如果不是设身处地感受中国委府的倒行逆施，在洋鬼子月白风清的领地里，来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太隔岸观火避实就虚咧。这就如同社会上对于监狱里的情况要鞭辟入里一样不着边际。

现如今，相关于中国，谁要是不把改革挂在嘴边上，谁就没有与时俱进。改革成为了一种时尚，一种风采，一种欺世盗名最为冠冕堂皇的敲门砖。

但是，如果要对改革进行评头论足的话，最起码应该了解中国改革的来龙去脉，知道人们在此的研究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吧。

郑永年从诺丁汉到了新加坡，研究领域继续是中国问题，并且捞了个所长干干，距离中国更近了，可是研究成果却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比如，哪儿来的什么社会改革啊。俺不厌其烦举的例子就是，现如今中国城市里最为让人头痛的问题就是物业与业主的矛盾，而全国各地在成立业主委员会和业主大会上，从建委到房管局都设置了重重关卡和障碍，目的就是要消灭社会，让社会无法具有自我修复自我容错自我再生产的功能，为我党的统治扫清障碍。这点，其实郑永年在中国乡村组织建设问题上已经接触到了，可他后来却得出了中国有着什么社会改革的结论。温铁军在讨论中国三农问题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农村的组织资源被破坏，农民无法组织起来，完全处于“高度分散小农兼业经营”状态。而在中国城市里，我党铲除所有社会组织资源，严厉取缔法他妈什么轮子功，以及严厉打击传销等等举措，核心目的皆在于此。我党的揽权卸责，社会政策向右转意识形态向左转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谓打左灯向右转，既消灭社会组织资源，又将所有麻烦都推给社会，这才导致了民不聊生，中国现如今离婚率居高不下，就是这种政策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家庭制度也就如此这般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了。

开启于1992年的第二次改革，从1989年开枪之前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并行不悖的状况大相径庭的就是，第二次改革完全是经济体制改革，并且完全走上了王亚南在三十年前就讨论过的中国官僚体系的路线上去，江泽民、胡锦涛都以容忍官僚体系腐败作为交换条件，谋求官僚体系对自己的支持。美国芦笛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从历史上皇帝、官员和民间三足鼎立变成了皇帝不复存在，只剩下官员（皇帝也销声匿迹加入了官员体系）与民间的二足鼎力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上。

当然啦，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就算是我党不复存在，被干掉了，中国就可以别有洞天了么？

这就是俺与更多人的区别所在咧。俺认为，无论我党是不是完蛋，中国都必将四分五裂。也当然啦，这是另当别论滴，于此不赘。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