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拒绝接受潘晓讨论所有采访的前前后后

                2009年1月1日

何必

“名人马复兴老师来啦！”……（略。）

新华网为什么会在今年第一天选择这么一篇已经过去了很久的事情来说，让人匪夷所思吧。或许，这就是现如今要求加强科学发展观教育的货色。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这话咱们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吧。

还是说说正题吧。

2008年12月15日出版的《凤凰周刊》，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

昨天，也就是2008年的最后一天，我碰到零点的袁岳，他还说起，当年碰到了黄晓菊几次，看到他频繁在媒体上露面，并且在最近的凤凰周刊上还有她的文章。我纠正袁岳说，那篇文字是我的，照片也是我的。其他的媒体采访全部被我拒绝了。

《凤凰周刊》为旬刊，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我也可以将其电子版公诸于众了。

编者按：28年前，一篇《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问醒了已经思想格式化多年的中国人，引发无数人的内心共鸣，成为一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记忆，也使得“潘晓”这一名字进入公众视线。那是一个民众的“自我”意识觉醒、迸发的年代，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初恋，也是民间思想解放运动狂飙突起之燃点。

28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精神状态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变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同样充满困惑，同时需要时代的发问者。当此之时，当年“潘晓”之一再次挺身而出，代表的已不是自己，而是困惑中的整个民族。

在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凤凰周刊》与“潘晓”携手，希望此问能够再次触及时代脉搏，触及当下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再掀民间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

……………………

（何必注，此处有一副题图，标注是“28年后，小潘成了老潘”。该照片是10多年前中国经营报摄影记者茅硕为该报纸开我的专栏而拍摄的。是我应该刊物要求提供的。）

28年后“潘晓”再问：中国人怎么了？

（何必注，略。）

（何必注，此文编辑标注为“魏恭”，实际上就是笔名为“冼岩”者。）

又一次，“潘晓”跃然纸上。

但是，这并不是我希望的。

冼岩在发稿前就把文字给了我。我反对用“潘晓”的名字，认为那并不是真实人物，特别是并非光彩人物。冼岩不同意我的看法，说皇甫平也是几个人，而后来就被周瑞金一个人使用，并无不妥。冼岩的这种说法，穆兄也认同。

为什么会在年底，冒出这么一篇稀奇古怪的文字来？

有关潘晓讨论，自从出笼之后，就一直没有消停过。

10多年前，我初次见到卢跃刚时，是与袁岳、贺卫方讨论李尚公在《北京晨报》搜狐开设法制版面的事情，他特别提及，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开枪之后，整个京城一篇萧杀。他干脆躲进一个旅馆里面，泡了40多天，一门心思研究潘晓讨论。

我也看到了他的相关文字。或许，这不是他的研究成果的全部，但至少是他的基本立场。

前言：卢跃刚 新闻媒体作为“公器”始于1980

《新周刊》:你能否先谈谈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总的思想特征与精神状态？

卢跃刚:1980年代社会思潮波涛汹涌，其标志是三次大争论。第一次是“潘晓讨论”，第二次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第三次是“姓‘资’姓‘社’大讨论”。三个争论表面上分别是伦理问题、哲学问题、改革目标的争论，本质上是政治争论，争论的形态基本是“左”、“右”之争。这股社会思潮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即学术界以“新启蒙”为特征的“理论新潮”，展开了所谓的“文化反思”。这是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新闻界的社会坐标。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的主题词是“启蒙社会”、“推进改革”，意识形态主要是反左，其精神特征是一些编辑、记者相当自觉地反省假、大、空宣传对社会对国家对人心的危害，相对独立地进行新闻判断，并逐渐向“新闻职业化”、“新闻本位化”转型，以推动社会进步。

《新周刊》:当时有一些全国反响的重大报道凸显了传媒在引发、推动中国社会思潮方面的作用，请你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

卢跃刚:新闻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器”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可以说最典型，它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那时的《中国青年》发行398万份，至少有1500万人读。《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当时的发行量分别是220万和240万，分别有1000万以上的读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潘晓讨论”的思想史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两个：一、挑开了问题；二、培育了1980年代的青年精英队伍。“潘晓讨论”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作出的反应。

潘晓来信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何必注，正文略。）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1980年第4期

（何必，略。）

经常被引用的一个相关故事

（何必注，略。）

涉及到我个人，也有不少文字。

时代青年1995年第5期

潘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北京  叶德英

（何必注，略。）

（何必注，马上就会看到，这篇文字引发了别的问题。至于本文的真实性，也会从下面看到。）

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中国问题报告》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马立诚  凌志军/著

潘晓来信激起轩然大波

（何必注，略。）

【何必注，1980年代后期，经王春元（后来成为王朔作品的策划人，我认识王春元是在1980年，是经过当时北京晚报的记者李玮，他曾经到《中国青年杂志社》试图采访潘晓，但遭到杂志社的拒绝，说潘晓是个思想典型，而不是人物典型，不适合接受采访。他对杂志社说，我是个记者，记者的擅长就是能够从汪洋大海里找人，你们垄断潘晓成为杂志社财产，很有问题。结果，他还真是到了我当时就读的北京经济学院找到了我，并进行了采访。他也接触了黄晓菊，之后更认为应该把真相透露出来。可是，后来因为形势剧变，不了了之。李玮后来去了《深圳特区报》，再往后的行踪我就不知道了。）的介绍，我前往人民日报，与当时在人民日报评论部任职的马立诚就潘晓讨论交换意见。2007年我在博客中国专栏作家会上碰到马立诚，他在与我初次见面的时间上记忆有偏差。我记得是在六四后他一边写检查、一边写评论之际，而他认为应该更早。】

《自由交谈》张志林/吴重庆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重温潘晓事件：十八年后的复信/陈晓平

（何必注，略。）

甘肃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第四代人的精神－－现代中国人的就世情怀          宋强  乔边  才旺瑙乳  夏吉林  刘辉  著

“潘晓讨论始末”－－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何必注，略。）

《中国青年》编者的话

（略）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略）

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

（略）

潘晓同志的来信

（略）（以上文章均选自《中国青年》1980年第4期）胡说！

潘晓今何在？

（略）（摘自1997年4月4日《南方周末》，原作者叶德英，本文略有删改）

……………………

此处所提及的叶德英之作，实际上是错误的。原文如此。

1997年4月4 日《南方周末》

【头版引文】“潘晓”是什么人（何必注，略。）

这篇文字，引起了不小的麻烦。可以看到，高文当中，不少是来自叶德英文。对此，叶德英致函《南方周末》，要向对方提起诉讼。为此，《南方周末》不得不在当年5月份刊登声明，表示高文是抄袭了叶德英的文字，向叶致歉。

实际上，高文不仅仅是复制了叶文。下面还可以看到，高文还大量引用了我提供她作为参考材料的文字。

当年底，在年度回顾时，《南方周末》采用了我写的文字当中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 年末特刊（1997年12月26日）

“再见，一九九七” 

【你们现在还好吗】

〈潘晓〉

（何必注，略。）

2000年，是潘晓讨论20周年。因为潘晓讨论而名声大噪的《中国青年》试图借此机会做文章。于是乎，有了如下内容。

（何必注，略。）

本刊首度披露“潘晓讨论”始末                      

新时期的思想启蒙

――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

（何必注，略。）

那里，也登了我当时写的文字。

人生观讨论与我的20年

文/潘祎

成为“潘晓”

1980年，我在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二年级就读，专业是计算机程序设计。

此前，我的父母都支边在青海省大通县，我在北京寄居在亲戚家，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考上经济学院后我从亲戚家把户口迁到学校，彻底离开了亲戚家。

1979年除夕夜，校园外的爆竹声响成一片，而校内漆黑一团，只有我在的宿舍亮着鬼眼似的灯。那时，极度的孤独和绝望充斥了我的所有，整天便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昏沉沉。这样的状态愈演愈烈，直至是年5月31日晚，学校组织的第一届“红五月歌咏比赛”正进行得热闹时，我在操场上喝下了浓缩的来苏水……

据后来同学告诉我，系里早就发觉我的情绪不对，派了人远远地盯着。看到我倒下，几个人飞奔过来，抬起我就往校门口跑。那天也非常凑巧，朝阳医院外科、口腔科、职业病科都是主任值班。后来据医生讲，如果有一个人当晚不在，我也就没了；而且，如果不是一个在当时还较为稀缺的大学生，也可能就不救了──因为我已停止呼吸约30分钟……

如此，在经济学院那面积小得可怜的校园，我的事成了一个非常的事件。我也成了一个“问题”学生。只有校团委书记李庆kun对我很照顾，多次找我谈话，对我表示理解和同情……

1980年4月7日午休后，辅导员程大省到宿舍找我，说是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系里让我去参加。我到会场后，刚在门口落座，李庆kun就来对我说，杂志社的编辑要找我单独谈谈，说着把我领到了会场隔壁的办公室。里面笑容可掬地坐着的，就是后来与我结下忘年之交、当时在《中国青年》社思想教育部的马丽珍。

她说，是学校向杂志社推荐了我，说我轻生厌世，说我的思想和我的年龄很不相称，一些言语在青年里具有普遍性。我先满怀戒备地听着她的叙述。后来就跟她胡说八道，语不惊人死不休地直说得口干舌燥，从下午不到两点说到了六点多钟。谈话间，她说起她也是江苏人，常州和宜兴挨着，我们也算是老乡了；她的女儿上初中，但外语不好，能不能让我利用业余时间给补习一下；我可以把她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有空就到她家去，至少可以变换一下口味……

周日，我真的去她家吃了家乡饭，补习了英语。她让我把自己的人生观转变过程写一下。 吃人家嘴短，我就写了。

再去她家，她说，编辑部已经决定搞人生观讨论，看了我写的那个玩艺，认为比较具有普遍性，不知我敢不敢拿出来让青年们讨论。

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讨论？我说。

再去她家，她说编辑部把我的那个玩艺，连同另一个女青年的什么文字，搞成了一篇引发讨论稿。油印的稿子在这，你看一看。我拿着那个油印件，到了当时在中国财贸报上班的堂兄那里，请他看了。他说，如果杂志社发这样的稿子，胆量不小；你在其中没有什么重要位置，应该问题不大。

于是，在不久后，“潘晓”出世了。

“自动退学”

学校得知我参加了这场讨论，变本加厉地找茬。程大省带我去安定医院作检查。一个实习医生在听了程对我病状的描述（此处有一张大概是98年我在马丽珍家与她的照片。下注：20年的忘年交：1998年12月，潘祎和马丽珍在一起。）并与我交谈了不到五分钟后，就让我出诊室，交给了程一张我很久以后才看到的诊断证明：“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学校据此命我休学一年，并委托我堂兄陪同我回到青海。人生观讨论开始时的那几个月，我在青海无所事事，只是与黄晓菊、黄帅写些书信联系。

我在青海呆着，越来越感觉不对劲。暑假中，我返回北京，校方不准食宿。我白天在《中国青年》社解决膳食，晚上像贼一样溜回宿舍。开学后，在杂志社的帮助下，再与校方就复学展开交涉。学校又带我去安定医院，找了主治医生，这次断作“精神忧郁状态，建议试行复学”……我走进课堂，已是11月下旬，大半个学期过去了，可学校仍让我跟班考试，我自然不能考好……

1981年1月放寒假，我再度回青海，父母对我的情况非常焦急，背着我给我的系主任写了封信。2月2日，经济学院党组给我父母回信，大意是：“我们收到你们的信，经研究同意你们提出潘祎同学以自动退学的要求……”此后，就收到了学校关于我的退学决定。    就这样，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中，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轰出了校门。

尽管家里告诉我，如果我不自动退学，就要被勒令退学，那样就一辈子都完了，这样做是为了我好。我还是很气愤。我对家里说我要回北京，要再度就此事讨个公道。家里很是怕事，把参加讨论说成是我无知和冲动的结果，不希望再有什么意外发生，希望我能留在青海就业。当时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但我就像被活生生地埋了那样憋气。我那个从来不会认错的家长得知我的决定很是生气，便宣布自此与我脱离关系。

我只身回京，马上就遇到了实际的问题，如食宿、学习、就业等等。开始时，我住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一次，我发高烧，连续三天滴水未进，更没有食物充饥，只是自己倒在长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着墙到盥洗间喝了些凉水，回到那椅子上继续坐着，直到退烧才走出候车室。在候车室总共住了不到十天，最后一个晚间的凌晨三时许，在睡梦中被一片嘈杂惊醒，看到几个警察在查票。轮到我时，一个年轻的警察用电棍对我指指点点，声色俱厉地叫我拿票，我说没有，他不问青红皂白地用电棍朝我身上挥舞着，我气急了，大声质问他有什么权利打人，把整个候车室的人都吸引过来看热闹。带队的警察过来，问明我的情况，解释了没有票不能在此留宿，次日起不要再来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立交桥下坐等天明，或是在前三门高层建筑里的楼梯拐角处蜷缩着，听到有人来，赶紧开溜，以免被当成什么人扭送到执法部门不明不白挨顿臭揍。

那个时候，我每天的生活费只有6分钱，也就能买一个火烧。实在饿得不行，我就到餐馆里去，等人家吃完了，赶紧吃点剩饭剩菜。

复学的事终被当成了痴人说梦。学校的党办主任告诉我，不要找经济学院打官司，你的处理决定不是学校做出的，而是经过上边批准的；你如果想打官司就应该找《中国青年》杂志社去打！

多年后，我父亲给我看了当时经济学院经数系给他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关于您的孩子退学一事，已于3月12日办理完毕。潘祎可能想不通，他曾向中宣部、教育部反映过情况，领导上也很重视，经再三研究认为作自动退学处理比较合适……”

团中央信访处和《中国青年》杂志社马丽珍专门为了我的事找到我在京的亲戚处，请求能让我留宿，遭到拒绝。我的户口万幸还是落到了我的亲戚家，但所在街道办事处很明确地说我不能享受待业青年的待遇，只能与那些劳改释放人员同等对待。

我自己只好在某建筑工地偷偷当小工，搬砖和泥，赚取点劳务费。马丽珍的丈夫也为我找了个夜间看大门值班的活，干了十几天。最后，还是团中央、杂志社马丽珍与当时身为全国青联委员的北京第一家卖大碗茶起家的张占英联系，为我在前门联社安排了当装卸工的工作，住在仓库里。

在那段时间，我也曾经想能参加什么自学考试――流浪中的考试。为此，我还致函北京大学陈岱荪先生，讲了我的意图，并希望得到他的指教。我很荣幸，得到了他的回信，言辞恳切用心良苦地为我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指点迷津，开列了一些必读的书目。

入狱

1983年10月11日上午9时许，两个表情严肃的男人来到我所在的前门联社，拿出一张传票，让我签了字，然后左右夹着我上了吉普车。

我知道是为了什么－当年5、6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和司机到广安门车站提货，司机在我装完货后去验票时，偷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车开出门后才对我说起，要我为他保密并直接将那玩艺送到了他住处附近的一个人家。中午，他叫我跟他到那个人家去拿钱，说是可以拿出一半借给我买英文打字机。

8月份，严打开始，他又找到我，再次请求我为他保密，并说如果事发我们俩一起承担责任比一个人要轻。我那时是完全的一个法盲，又讲义气，就答应了他。

到了预审室，我就按照事先与司机的约定讲了。没曾想，却被送进了看守所，一呆就是8个月。

自第二次提审开始，我就将真实情况予以陈述，却被声色俱厉地断定成不老实。我提出要请律师辩护，但法院和看守所工作人员的置若罔闻和自以为是剥夺了我依法拥有的辩护权利。

1984年2月29日，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3月5日接判决书那天，我被叫到法院的一个办公室。一个样子很和蔼的女人找我谈话。她说她是北京法制报的记者，“严打”在这里帮忙，受领导委托想进行犯罪调查。当我说我并没有犯罪时，她好像并不吃惊，只是进行着例行的采访。

后来，我在执行单位看到了她写的文章，发表在1985年第3期《文明》杂志，题为《潘是怎样走进“死胡同”的》。这篇文章，将我写成个一贯自私的人，说我的进监狱完全是“自我膨胀”的必然。

我对这种行径很是愤怒。为此，冒着被认为是不认罪服法而受惩罚的风险，满腔激愤又不无偏颇地写下了万言书《一个在押犯的自白》，转出来交给已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的家人，希望能找个报刊发表，证明我的清白。但是，以我家对于这种事情的惯常思路和处理方法，这份《自白》现在还躺在我的抽屉里。

从1983年10月到1984年5月，我在看守所过了八个月，其间除了接受提审时能见到阳光，其他时间都关在屋子里，脸色煞白。到了劳改场后，又整日暴晒在阳光下，进行队列训练，纪律教育，下大田干农活。因为个高，排队在前，我被任命为小组长，干活要比别人更多些。后来，因为劳改态度尚可，又算个知识分子，我被调到了劳改场教研组，给犯人教初中和高中数学。

教学中我意识到作为培训者的我接受培训的重要性，便寻了个北京人文函授大学，请家人报了名，在狱中开始了该校法律系的学习，并在1987年取得了结业证书。

服刑期间，我与世隔绝，只是从书报上感知社会，以致于刑期将满时，我非常恐惧于即将出狱。我担心自己会像一个傻子那样只是个时代和潮流的局外人。

出狱之初

1987年4月10日，我迈出了监狱。

我从父母口中得知，他们在我出来之前很久就着手联系我的就业，但难度非常大，只为我找到了些抄写信封的活在家里干，每个信封1到2分钱。

我的第一份外出工作的机会，又是马丽珍给找的。她这时已在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作，她的一个同事的爱人在中国农科院就职，帮我找了一份给实验室刷瓶子的活，1个1分钱。

我的第二份工作还是马丽珍给找的。当年曾参加人生观讨论的一个人此时在《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里负责，我被介绍去做些跑腿打杂之类的编务。

1988年，我结识了校友贾湛。他在北京当时很有名气的某函授学校任职，并与一群人在搞《20世纪文库》《现代文化丛书》等学术译著。我加入了其中。后来，他自己搞了个企业管理研究所，主要出版《企业家丛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我在狱中读的大量书籍此时派上了用场。我被指定为丛书的编委，虽然报酬很可怜，但毕竟是兴趣所在。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从抄信封度日涉足进了文化圈。

在企管所的两三年中，我最自得的业绩是，从一个搞发行的门外汉，楞把一本400万字的《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发行了10万册。

1991年后的几年，我先后在原《中国青年》总编辑关志豪退休后办的《科技经济纵横》、人民日报文艺部办的《大地》、新华社办的《中国名牌》等杂志社做过发行负责人，但由于种种原因，皆非顺心如意。离开发行这一行后，我开始在各种官办的、民办的、合资的公司间频繁跳槽，管过人事招聘，当过广告经理，做过副总、总裁助理等等，学到了些现代公司运作的知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曾在一个假合资公司做过总裁助理。在此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些感触。我后来给很多报纸写稿，曾写过关于能不能和老板交朋友、与老板共事的原则、朋友能不能一起共事等文章，其灵感和体会大多来源于此。

1998年，很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北京做人力资源的一帮编辑记者。开始时，我只是帮他们在电台做些人才节目，而后就更广泛地为他们写些这方面的稿子。不知不觉中，我就很不情愿地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而我过去不经意间从事的招聘面试工作的经验以及自己四面八方去求职的经历倒为我在这一行说三道四提供了很感性的素材，傻呵呵地我又成了个冒牌的人力资源专家。今年，因为朋友去了中华英才网，我便应邀在那上面开了个“老潘信箱”，回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各种问题……

二十年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如今，我利用互联网又在与那些据调查主体年龄在18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们继续着同样的话题。或许这是我无法打破的一种宿命吧。

……………………

实际上，对于潘晓讨论，现如今已经近乎民族人格分裂的中国向来就不缺乏各式各样的奇谈怪论。

资本主义制度是个人主义选择的产物

片一

（何必注，略。）

2002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了演播室经济学家访谈节目。其中，温铁军是当时的嘉宾之一。温铁军后来给我发来邮件。

wenteijun

2003年2月24日 19:11

谢谢理解。

我看了关于你的报道，希望保持联系。

……………………

（温铁军所看到的，是海南航空公司办的《新华航空》杂志对我的采访。那时，我在媒体圈儿里混，编辑记者那我作为题材拾遗补缺是很正常的事。2000年我在中华英才网开辟“老潘信箱”，就被媒体炒作为“潘晓上网，指点人生”。后来，炒作者认为他们把潘晓炒火了，弄得我很是莫名其妙——20年后，怎么会又冒出来纵火犯了呢？）

我给温铁军的回复。

温铁军先生：

当年到我学校采访的，就是缪建平的夫人。自此，我就开始了至今仍然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被强制性地排斥在体制及其所附带的任何社会福利保障之外；而你亲眼看到的，就是再度失业。

套用老话说，改革的呐喊者并非改革的受益者。

希望能与你保持联系。很关心你所做的电视节目的进展情况。

我住处电话：*****；寻呼机126－****。

潘祎

2003年2月25日

……………………

现在我几乎每天都能够收到大量时效性相关信息、并为弥补官方或者不肯不屑不敢而拒绝提供的相当于公共产品的参考信息、因而让我很是感谢的崔之元，也曾经群发相关的内容。

Cui Zhiyuan

2007年12月8日 7:52

回顾" 潘晓"来信事件

……………………

（何必注，正文与前面类似。故此略。）

2008年网上结识的白祖诚针对我每天所写的文字发来他的意见。

zucheng bai

2008年10月7日 21:35

潘祎先生：来信收到。（何必注，leukemia。）

上海的王炼利大姐也是因为网上文字共享而结识的。

lianli1208

2007年6月24日 17:29

王炼利:拿什么来拯救政府统计部门!

潘先生:这两篇稿子还未上网,准备过两天上网.刚接到您的大作,故回两篇"小作."

您好象是"伪底层人士",我才是不假冒的底层人士.

我的博客:lianli1208.vip.bokee.com

王炼利

传真：公积金.doc

传真：住房统计.doc

……………………

我的回复：

你可以用我的名字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我的经历。像我这等人，连就业的资格都没有。

……………………

王炼利的邮件：

2007年6月25日 1:20

＂潘晓＂你好

小潘：你应该比我小十岁左右——我是52年的。

原来你就是潘晓的原形。

（何必注，略。）

（何必注，现在，王炼利大姐恐怕不会再说她比我还是弱势群体了吧。）

王炼利从网上看到的内容发给了我。

2008-10-5 4:46

来 源 "lianli1208"

标 题 在说你呢

http://www.blogchina.com/20081004611469.html 

1980年代精神堕落是如何开始的——兼谈雷锋精神在网络复活

柳鲲鹏

（何必注，略。）

我的回复。

谢谢王大姐。这种傻子哪儿都有。这也是我拒绝接受媒体就此话题采访的原因之一。不过，穆兄让我写28年后的再度发问，可一直没有问世。

……………………

lianli1208

2008年11月20日 14:14

我看到你了

小潘：今天信息很有用。还有，昨天我在上海卫视看到王晓菊，也看到你年轻时的模样和最近的尊容，哈

……………………

我的回复。

王大姐，上海东方卫视有播了那个烂节目了？参与那个节目的人都非常不满意。我拒绝了。那个主角是黄晓菊。我以前的模样是不是很面目可憎？哈哈。

……………………

李延明今年也看到了东方卫视的节目，并告诉了我。

昨晚上海电视台播出"潘晓来信",周晓菊关志豪马丽珍出镜话当年.liymbj9206

……………………

现在德国探亲的白祖诚发来的参考材料里，也涉及到了潘晓讨论、以及凤凰周刊最近的那篇文字。

（何必注，略。）

【何必注，这个老曹应该是凤凰卫视的曹景行。在我看来，这“另一个”应该就是我；而我认识的可以自称为“老曹”者也就是曹景行了。2007年我在凤凰卫视曾经多次与曹景行合作，担任特约评论员；2008年，曹景行的老家上海的东方卫视要做有关纪念改革开放的节目，曹景行担任主持人，给编导提供了我的联系方式，但却没有直接找我。我非常赞同曹景行如此仗义的做法，亦即是不是参加如此节目，由我自己决定，他不搭这个人情，也不让我因为他的邀请而有苦难言。我当仁不让地拒绝了采访，更是拒绝了编导仅仅拍摄我的空镜（就是只有我现在日常活动的画面，没有声音）。结果，该节目播出，参与摄制的相关人员看了，我也看了，一塌糊涂，像梁山聚义那样的全家福，结果鸡零狗碎，正如我事先对该节目编导预测的，这种节目注定不会好看，而且主人公太多，无法引起观众的注意力集中。我更纳闷的是，这么个以嘉宾为主打题材的节目，竟然安排了两个主持人，曹景行之外，另有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主持人，完全充当花瓶之用，提出的问题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我看到曹景行在一旁对这个很是乐于插话的娘们儿装模作样搔首弄姿的架势非常无奈的表情，就非常同情“老曹”。哈哈。顺便说一句，央视《读书时间》也曾经做过这样的节目，记者找到我，我用电视制作流程以及节目播出结果从技术上给该记者上了一课，告诉她，这样的节目必败无疑，因为这种节目设计违背了电视节目的基本规律。结果央视该节目里面还是没有我。后来这个记者跑到我所在的电视栏目组当记者啦。】

去年，我曾经引用过披露华国锋与叶剑英最终干掉四人帮内幕中国特稿社副社长、新华社高级记者熊蕾的文字。熊蕾也能够收到我如此每天一篇的喋喋不休。看到我对她的介绍后，她发来相关文字。

Xiong Lei <xxll***@***>

2008年8月31日 17:54

Re: 潘祎的稿子

小潘：你好！

（何必注，略。）

（何必注，熊蕾有关左派右派分类的评论，可能是对的。不过，现在好像还没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够替代这种分门别类，或者更能够准确地描述群体特征的模式，只能如此。）

李延明最近发来了针对凤凰周刊潘晓文的反馈。这是我到现在看到的唯一的反响。（作者曾经也是我发稿通讯录里面的一员，但是他用非常粗暴的语言告诉我别再给他发了。我是个记仇的人，对他，还有香港丁学良、崔之元那个现在美国的学生等等诸如此类者忿忿不平。呵呵。）

liymbj9206

2008年12月26日 21:41

转发

２８年后回头重看：潘晓的路和中国的路.doc

２８年后回头重看：潘晓的路和中国的路

祝东力

（何必注，略。）

2008年，潘晓频繁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媒体上。

2008年2月1日出版《人物周刊》

28年“潘”＋“晓”

发表时间： 2008年01月31日 16时41分         评论/阅读(0/5)本文地址： http://qzone.qq.com/blog/622006398-1201769192

（何必，略。）

这篇文字面世不久，《南方都市报》记者给我发来邮件。

fudong han

2008年2月25日 15:34

南方都市报韩福东

潘祎，您好。每天都会收到您的评论，很精彩。如果没错的话，您就是当年“潘晓”大讨论的主人公之一？我报在做“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史，已经联系上黄晓菊，也希望能够采访到您。因月末要出差，能尽快给我回复么？谢谢

祝好

南方都市报驻京记者

韩福东

电话：1*********

……………………

我的回复：

不错，就是我。有关采访的事，你先看看你们集团《人物周刊》2月1日刊发的报道吧。后来，该记者联系上了我，我认为，其中太多的事实谬误。我也是媒体里的混混儿，记者做到了这个份儿上，实在让人无言以对。

……………………

而在2008年12月10日的《北京日报》上，用了两个整版来说潘晓讨论的内容。其中有关我的部分，也基本上是采用南方人物周刊的说法，而所用照片则是2005年潘晓讨论参与者之一的周小东来京到中国青年杂志社联络当年讨论相关人员，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彭明榜找到了马丽珍、关志豪、黄晓菊、郭楠柠等一系列人，在杂志社附近饭馆里聚会。我因为必须得等当天的节目制作完成后才能赴约，因此晚到了一会儿。席间，用数码相机给黄晓菊与我拍了张合影。（这个照片我这里没有。）《北京日报》说那是迄今为止“潘晓”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此话错咧。2002年，我还在挪威时，国内的朋友看到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张海迪，认为内容远不如我的胡作非为来劲，于是乎给陈鲁豫发了邮件。结果，我刚刚回国，鲁豫有约就进行了“潘晓”的采访，这些内容在网上很容易查到。黄晓菊与我同时出镜，那才是唯一的一次。

当我周围的善于从细节里挑出毛病的媒体人看到《北京日报》的内容与图片时，发现了破绽：能够取得2005年的合影，怎么会自从2000年之后就音信全无了呢？《北京日报》的编辑是干什么吃的？

当然啦，应该说《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是干什么吃的才对。

而且，2005年那次，我将我的名片分发给了在场所有的人，彭明榜等所有人不可能不知道我的去向。

或许，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报道当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潘晓”互相之间的埋怨、攻击乃至诋毁。

可以作为证明人的是，无论崔之元也好，温铁军也罢，李延明、白祖诚、熊蕾、王炼利……以及太多能够看到或者无法看到我每天所写内容者，都会知道，我从来不会、也不屑于以什么潘晓自居。

自始至终，我从来不认为潘晓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人物，更不是什么光彩夺目的人物。从潘晓不失时机地贬低、奚落对方的意义上，这个人物更是个自私自利之徒。很多时候，我对“潘晓”避尤不及。

不信？来看看下面两篇文字。

1985年第3期《文明》

潘祎是怎样走进“死胡同”的

洛恪

（何必注，略。）

这篇文字在发表当年被《文摘报》以及太多的媒体转载。我也算是出了大名了。

后来，我出狱后征婚时，在见面之前都要求对方去查阅这篇文字，看看是不是能够接受我，虽然这里面太多的无中生有的内容。这也省却了我太多的有关的絮絮叨叨的自我辩白。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这个洛恪，真实的姓名为邱明，是个女性。1983年严打时，她到了法院做宣传法制的工作。

其中提及的残疾人，叫做朱显臣，是个盲人兼双腿残疾者。他曾经写了歌词名字好像是《春天在哪里》，让谷建芬非常感动，当时就谱成了曲。我是在北京乞讨流浪时，找到黄晓菊，她带我去了朱显臣处。那是个老式楼房的楼梯拐角处，很是低矮。好在朱显臣因为残疾个子不高。黄晓菊对朱说，我没有住处，暂在他那里，可以帮助他把写作的小说文稿从盲文抄写成正常文字。

我在朱处住了一段时间，彼此非常熟悉，成天到晚打打闹闹的。不错，我是把他踢下了床，可文章偏偏不说，此前和此后也把我踢下了床。

我之所以知道该文的作者，是因为当时我也曾经借助过离黄晓菊住处不远的位于南礼士路的二炮司令部大院，交往不少人，其中一个人夜以继日与我纠缠着喝酒玩闹胡聊八扯。我出狱后他告诉我，洛恪就是他表姐，他知道这篇文字出笼的背景，以及是谁向她提供了如此信息。

为了印证，我带着那个表姐是该文作者的人去了朱显臣处（我入狱之前也与他一起去过，他早就熟悉朱显臣）。那时朱显臣已经娶妻生子，并且搭建了颇有模样的房子。因为朱是盲人，我们进门后故意不做声，并示意他的夫人别吭声，逗他玩儿。我对朱提起，我在监狱里时，有过这么一篇文字，是如此这般地说我是如何虐待他的。朱显臣还没听完，就破口大骂：“我他妈，这是哪个王八蛋说的？让我找他说说！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真他娘的缺德透了！我他祖宗八辈！”

现在，朱显臣已经去世了。

但是，不知道朱显臣这种对于落井下石者的叫骂，是不是会让什么人有所羞耻。

另一篇。

穿梭在“潘晓”众生中间

叶德英

（何必注，略。）

嘎嘎。

恐怕，看到这里，以及太多熟悉我的人，会知道这种造谣中伤是怎么回事了。

我无需多说，只提一件事。

央视这个节目，我看到了。

其中，马笑冬已经罹患老年痴呆症，对于当年的事情失去了记忆。

我看了马笑冬的现状，非常难过。她的惨状完全不应该公之于众。这是对她的亵渎。

我不知道，如果马笑冬还具有正常的行为能力，是不是会允许这种内容面世。

以我在央视供职的经历，我知道那里是个没有人情之处。但是，基于人之常情，也不应该把一个曾经才华横溢者现如今惨不忍睹的状况披露出来。在我的电视节目操作经历当中，这是恪守的基本职业底线。

我曾经与叶德英同为电视节目制作者，但我知道，职业还是应该有道德约束。

至于说有关我的内容嘛，似乎无需我多解释什么。如果我想成为公共人物，以我在电视栏目组的便利，早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而且，太多纸媒体被我拒绝，大概也是个例证吧。

其实，有人看到这篇文字，劝我兴诉。只不过，我实在没有精力去招惹那讼累。随它去吧。总会有报应的。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重要的并不是过去曾经干过什么，而是现在还能干什么。

我一直说自己是个社会最底层的混混儿。我绝非什么正人君子，远没有什么高风亮节，虽然有过助人为乐行侠仗义，但更多则是作恶多端，从小在母亲所在的医院的宿舍大院里，就是个出了名的顽劣，无恶不作，弄得家长们都不准孩子跟我一起玩儿；大了更是干了不少现在想起来自己都面红耳赤的勾当。对于我自己，我从来不会涂脂抹粉得意忘形；相反，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很能够自毁长城，拿自己开刀，甚至自我作践供大家取乐。（当然，这不是无原则的。）比如，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长成奇丑无比到我这模样，容易吗？”

我对于垄断潘晓这个子虚乌有的空洞资源没有兴趣。

实际上，目前我在媒体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用，而一律采用“何必”。有兴趣者可以搜索到，“何必”比我有名气多啦，遑论潘晓乎？

也就是说，我更看中现在我还能够胡说八道什么，比如针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比如对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冷嘲热讽，比如对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的看空唱衰，比如对中国社会公共性缺乏的判断，比如对中国自由派倡导的私有制内容里外强中干隔靴搔痒之处的嬉笑怒骂，比如对华尔街救助当中社会主义因素的解析，比如对中国官僚体系的尾大不掉所造成的民族性万劫不复的灾难，比如对中国的所谓建设性、理性等说辞的不屑一顾，等等。这些，恐怕凡是能够收到我如此邮件者都知道，到现在我至少风雨无阻坚持不懈地每天一篇写了五年，而且成为了乌鸦嘴。

所有这些，与潘晓何干？

至于说有人爱用潘晓来说三道四，悉听尊便，与我无关。

有趣的是，对我进行奚落者，全部都是女性。看来，我不像卢梭那样，有女人缘儿。异性相斥。

王炼利大姐看到了凤凰周刊上的文字，给我发来邮件。

lianli1208

2008年12月19日 1:39

28年后，你的开场白很好。

小潘，你这次以潘晓出面的文章是你最好的文章，我认真看了，看得很舒服。 论述很全面，也较客观。能给人以思考。28年后，你的开场白很好。

大姐

……………………

我的回复：

王大姐，你又上当啦。那不是我写的，是冼岩根据我的原稿改写而成的。我早就对你说过，穆兄动员我写如此内容，并进行谋划，但最终一直拖到年底，才偶然有了冼岩那里的机会。原文很长，面面俱到。经过与穆兄和冼岩的讨论，最终定下了“中国人怎么了”这样的再度发问的标题与主题。不过，我想，现在已经根本没有了28年前那种万马齐喑的惊雷效应，现在，消费主义与享乐文化、价值观多元化以及互联网带来的刺激源的无处不在，会使得如此文字泥牛入海，恐怕连一点涟漪都不会有。这与其是要掀起新一轮的反思，不如说是几个圈子里的人自以为是自娱自乐的把戏。当初与冼岩商量的结果，就是由他改写。因为如果还是我来修改，会陷入自己的惯性思维方式里，无法摆脱，难于操作。当然，冼岩是按照我思路、框架、材料以及倾向作的。

……………………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008年，一拨又一拨的记者找我，希望我能够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中抛头露面。开始时，我还很是认真耐心地解释。比如，曹景行主持的东方卫视的记者来京，我虽然拒绝与她见面，但还是苦口婆心地告诉对方，为什么我不愿意参与这种节目。她后来也希望能够像曹景行那样，每天收到我每天一篇的文字。但后来，我就不胜其烦，干脆告诉接电话者，凡是媒体找我，一律说我不在。

6月份，我与穆兄见面，对他提起了这件事。穆兄认为，我应该接受采访，这于公于私都有好处：于公平正义而言，与其让那些鸡零狗碎心怀叵测者占据，不如说些个实话；于私，也能够扩大知名度，能够“多几个穆兄”（意味着可以对改变我朝不保夕的生存状况有所助益）。他还是本着习惯性的一本正经，进行着谋划，把此事当作为一个可以再一次触发人们心底那点子敏感的由头，认为30年前潘晓曾经发问，30年后潘晓再度发问，问题变了；如果还有30年，或许还会有潘晓发问，以如此河东河西的年代距离，遥看中国的岁月蹉跎。

我根据他的图解，做了如此文字描述。

2008年回顾潘晓讨论活动方案概要草案

作者：潘祎

一，背景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委府试图举行高调纪念活动，以强调坚定不移改革的基本方向，以及改革成果不容否定的基本结论。

目前，国内外很多媒体都在采取行动，进行自身设计的纪念活动。其中，对潘晓讨论涉及的当事人的采访接连不断。

但是，目前媒体对潘晓讨论的报道，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对于1980年讨论前因后果的探秘揭示上，而且很多媒体在此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内容，同质化倾向非常严重。有的则干脆演变为潘晓来信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逸闻趣事的八卦路数，使得作为一个公共事件的潘晓讨论娱乐化，让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占据着位置（卢跃刚语）的该事件趋于庸俗化。

也正因此，我对于媒体就此对我进行采访的邀请一律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原本，如果还是老生常谈于当年的陈旧往事的来龙去脉和鸡毛蒜皮的东拉西扯当中，完全可以从已经发布的相关报道当中得到齐整的图样，犯不上再浪费媒体资源进行重复报道，而作为当事人，更犯不上对着不同的媒体重复着同样的陈词滥调。

二，空缺

潘晓讨论之所以会掀起空前绝后的全国性思想热潮，按照《中国青年》杂志当时组织潘晓讨论的发起者之一的马丽珍的话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否定。

潘晓讨论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潘晓来信），后来又有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赵林文章标题），在当时引起国民思想上剧烈的震荡。这种对于个人权利的弘扬，以及对自私合理性的赞同，是很具有开创性的。

1980年，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之中非常重要的年份。与潘晓讨论同时，是全国高等院校的人大代表选举，成为当时另一道风景线。

但是，到了年底，风向发生转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开始。潘晓讨论匆匆结束，虎头蛇尾。次年，我被所在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赶出校门。

1989年，在平息“暴乱”之后陈希同向全国人大所做的相关报告当中，把潘晓讨论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端之一。

进入1990年代，潘晓讨论不断被国内媒体提及，更多的就是按照个人经历叙述方式公诸于众。

1997年4月，《南方周末》刊发对潘晓讨论来信作者的个人专访。

2000年，时值潘晓讨论20周年。《中国青年》杂志社汇集讨论相关人士的会议文章，主编出版了《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份出版）。

对潘晓讨论涉及的禁区就这么被媒体打破。

但是，潘晓讨论所涉及的重大命题却一直没有被直面过。

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年，中国大事小事不断。这背后，对改革开放各式各样的反思层出不穷。

拿潘晓讨论提出的问题来说，自私的合理性是不是有所限制？自我的绝对性是不是可以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

2007年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相关内容当年5月28日见报，标题“1980，未完成的追问”），我提及，当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实际操作内涵之际，却又没有相应的约束，让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极度乃至恶性膨胀，演变到现在，世风日下物欲横流，自私的合理性摇身一变，成为贪官污吏强取豪夺的观念合法性基础。如果说，潘晓讨论是对集体主义压制个人权利的反叛的话，那么在缺乏制约的条件下，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否定、自私自利对社会责任的蔑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年汶川地震当中的中学教师范美忠现象，就成为中国社会精神分裂的重要标志。如此说来，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并非危言耸听。

因此，媒体涉及到现在的有关潘晓讨论的回顾与描摹，显而易见是少了核心而鲜活的内容，成为被抽去精神的行尸走肉。

易言之，对潘晓讨论的再度提及，不仅仅有着历史意义，更是具有现实的价值。

同时，潘晓讨论作为一代中国人的“思想初恋”，的的确确是一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路历程，是仅有的能够产生社会普遍共鸣的事件，是能够勾起整个一代人心旌飘摇的往事。中国国内外，无论左中右，太多现如今已经成为中流砥柱的人士，对潘晓讨论耿耿于怀。

国内，崔之元、温铁军、穆兄、石小敏、卢跃刚等等，国外，何频（美国多维网总编辑）、严家琪、王若水（已故）、王润生、阮铭等等，都对潘晓讨论有着各自的心绪乃至说辞。

易言之，到现在，潘晓讨论依然是、而且仅仅是一个能够引发全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

但是，现在媒体上却全然如此视角的作品。

三，活动设想

借助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机，以及国内外对改革日益为大的分歧，形成以潘晓讨论为契机的事件回顾、相关信息整理发布、社会思潮脉络梳理，社会资源整合。

1，潘晓讨论本身（炒冷饭）部分

A，内容

目的，将冷饭热炒，是不是可以使之成熟。

（1）纠偏，指对讨论当时情况的回顾与澄清，纠正社会上对于讨论的一些认识上、判断上的误区。至少在事实判断上提供准确的素材。

（2）真相，指在讨论进行以及结束不久时无法公之于众的材料。

（3）组织旧作，指收集加工整理发布讨论进行当时的采访手记（马丽珍等，他们都年事已高，所以时机弥足珍贵）、相关纸媒内容的电子化、此后至今所有相关论述（卢跃刚曾经对潘晓讨论有过长篇论述，等）的收集发布。

B，操作

问马丽珍，看如何找到熟悉讨论过程者，作为该部分的组织者。

2，新话题

A，内容

应该看到，潘晓讨论所提出来的问题，并不仅仅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作为命题在现在和今后依然成立。

潘晓讨论在歪打正着当中触及了当时中国人的困惑。

实际上，现在中国人的困惑比起讨论进行时并不少，甚至还要丰富、深刻、广泛。

或者说，现在做的是旧瓶装新酒，折射出现如今中国人的新困惑。

当然，这并不是要潘晓讨论卷土重来，或者试图重现昔日的风光。在现如今生活方式及其所附着的价值观多元化的情况下，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整齐划一本身就是痴人说梦。

困惑依然如故地存在着。

比如（草拟话题，供抛砖引玉之用）：

人生的路，是宽了还是窄了？

自私是多了还是少了？

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潘晓讨论是不是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

潘晓讨论到现在，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社会的底线的沦陷（孙立平语）？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全民腐败，逼仄社会蔑视生命，公地悲剧无处不在的情况下，再来看“自我才是绝对的”，该有着什么样的感受与理性解构？

……

可以说，这是潘晓讨论历经28年后的又一次发问。而这次发问，并不只是老生常谈，有着面对“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改革动力基本消失”（孙立平语，我又给加上了个“改革成果基本否定”——无论是左派李成瑞等70多名老干部致十七大公开信，还是右派陈永苗“改革是世界末日”的结论，都可以佐证）的勇气、言说能力与资格。

B，操作

（1），寻找合适人选，作为新困惑内容的讨论组织者。（比如南方周末陈敏——笑蜀）

（2），通过对国内外相关人士的采访，汇集现如今对潘晓讨论的全景图示与当前评价。所采访人士当中，左中右都应该有。极左的如张宏良们，中左的如崔之元们，中派的如孙立平们，中右的如秦晖们，极右的如徐友渔刘军宁们，等等。

（3），对其他公共人物的关注。比如潘晓讨论同时的工农商学兵以及新兴行业的知名人物。

（4），公开征集“潘晓讨论与我”的文字以及声像资料，题材不拘，诗词歌赋嬉笑怒骂应有尽有。

C，媒体

可以作为潘晓讨论之集大成者，将潘晓讨论的相关资料尽可能汇集起来，成为不可多得的资料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青年》杂志社将讨论中6万多封读者来信化为纸浆，毁掉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宝贵资料。）

内地可以发布的则在内地发。同时与香港《亚洲周刊》与美国多维网合作，将内地不能发布传播的内容交由海外媒体发布。

……………………

穆兄看了，说这个活动策划，而不是我本人的发问。

我把这个内容发给了马丽珍，她很是不解。我告诉她，这是穆兄的创意。

穆兄说，可以动员各式各样的媒体，参与到如此思想解放活动当中来。我先写，然后由他润色，并进行媒体安排。

我曾经问过卢跃刚，他说他对潘晓讨论是有话可说，但他现在已经不能在中国青年报有什么发言权。穆兄也知道这个情况。

然后，我就写了潘晓再度发问的文字，发给了穆兄。结果就处于漫长的等待当中。其间，我多次用穆兄所谓“喂喂”（指小灵通的通话质量差，给持有小灵通者打电话总是不得不大声地“”喂！“喂！”然后气急败坏地“！”）给他发短信，问他的进度，都不了了之。

每次见到穆兄，他都认为稿子并不能让他满意。但究竟他满意的是什么，却说不清楚。我给他总结道，他知道不要什么，但不知道要什么。

就这样，奥运会之前没戏，奥运会之后还是没戏。

如此，到了11月份，每天收到我的胡说八道的冼岩发来邮件，希望我能够用“潘晓”的名字在《凤凰周刊》上写评论。我没有就冼岩的内容进行回复，而是找到了刚刚从深圳回来的穆兄。穆兄很有些沮丧，说是此行见到了南方报系的各色人等，与他们通报了潘晓再度发问之事，但他们无一例外没有兴趣，只是对赚钱兴高采烈。穆兄告诉我，南方报系口口声声什么普世价值，实际上也不过都是些个见钱眼开的主儿，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精打细算，而没有人会为了深层的问题看上一眼。他原本是为了能够让周围人醒悟，而放弃了官方对于嘉利来案件当中他的损失的赔偿，但看来他错了，中国现在根本不会有什么人会为此大彻大悟了。对于我写的文字，他也无能为力了，我随便找个网给发了算了。

这时我提及冼岩的邮件，他才看到峰回路转，马上说他去找冼岩安排此事。

没两天，冼岩告诉我，穆兄对他讲起过此事，并把我的文字给了他。紧接着，我与冼岩和穆兄一起，讨论此文的安排。穆兄还是那么运筹帷幄的气派，说是此事可以搞大，形成连锁反应。而就在这次面谈当中，我在介绍我的写作思路与感受时，告诉他们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贯穿着一个追问，“中国人怎么了？”这才有了此次的发问的弹着点。

穆兄问我，马丽珍那方面怎么样？我只是说没有动静。我没有说的是，6月份以后，我再也没有就此与马丽珍联系过，因为当初我就已经看出来，此事凶多吉少，很可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我不能煽动起那些老头老太太，最后无声无息没有任何反馈。

当然，从6月份开始，马丽珍也每天能够收到我怨天尤人的文字。我出狱后，马丽珍所在单位的人都说她是我干妈，我则喊她“马列主义老太太”，而且这个“老太太”还是用马丽珍与我的家乡话（江苏，她是常州，我是宜兴）来说的。

穆兄答应，凤凰周刊文字形成后，他来过目并修改，并安排其他讨论稿件。

我告诉冼岩，稿子由他来改写，我根本无法再看那些文字，如果我来删节，会继续回到老路上去。

然后我就收到冼岩发来的他索性重新写了一遍的稿子。标题是“中国人怎么啦”，作者是潘晓。

我对他说，怎么啦很口语化，不如改作“怎么了”；我希望别用“潘晓”的名字，因为这并不是潘晓的意思。冼岩有了前面提及的有关“皇甫平”的说辞。在我的坚持下，冼岩加上的“潘晓作者之一”的字样。

过了几天，我问冼岩，得知穆兄方面没有动静。我对冼岩说，以我对穆兄的了解，冼岩还是别等了，自己安排吧。

最终，还是冼岩的初稿面世。穆兄的修改、润色、安排都没有能够荣幸地见到。

而冼岩写作的依据，则是我今年6月份形成初稿，此后根据情况变化作了相应调整的如此垃圾。

28年后路就不是越走越窄了吗？

潘祎

题记

潘晓讨论已经过去28年。时光荏苒，回首望去，讨论提出的问题如何？无尽思忖带来的结论让人大吃一惊。人生的路是不是越走越窄的命题不仅仅存在，而且有着扩大化的倾向和趋势。并且，越走越窄的，已经不仅仅是某些顾影自怜的个人，而是我们的共同体，不管这个共同体是家庭、社区、政党、国家、还是民族。既然个人与共同体都是如此，那么改革本身的路也就自不待言了。改革开放30年来，情况变得愈发微妙而沉迷。于今看来，潘晓讨论时看上去五彩缤纷的选择性已经利空出尽，不管是人生路宽窄有无这种客观判断，还是人生意义的如此观念评估，都从个人层面蔓延到了整个共同体领域。人们目瞪口呆于，中国所有人无限的自私与无望的权利，以及二者之际不共戴天的你死我活。于此，也成就了世道的无聊。如果说，潘晓讨论近30年后我们还可以再度发问的话，那么这个共同体是不是还能够有足够的气数恭候下一个轮回？我们又是不是能够在制度性的弱不禁风之中苟延残喘到彼时？

媒体总是希望我用“潘晓”的名义出现。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也不可能是潘晓，我只能是我自己。

……………………

1980年5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潘晓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自此，开始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

那场讨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8年。

这些年里，很多媒体不断地回顾此事，并对潘晓来信的作者以及讨论的其他当事人进行采访。

特别是到了今年，正是改革开放30周年。委府（是我自己纂的省略语，指党委和政府，下同）高调纪念，媒体更是发现，只要提及改革开放进程，潘晓讨论就是无法回避的一个事件，于是乎没完没了地试图采访到我。

现在媒体选题设计的路数，都还是老生常谈与讨论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当事人情况介绍以及讨论前后的个人经历，几乎全部媒体都还是在如此题材操作路径下千篇一律。实际上，这个题材，已经早就被媒体吵得滚瓜烂熟。如果再度着眼于此，既浪费媒体资源，对于讨论当事人而言，也有着像祥林嫂那样重复同样话题炒冷饭的味同嚼蜡。

也正因此，我拒绝了所有媒体就此对我的采访。

当然，仅仅就我所知道的，像中央电视台、一些卫视、《南方人物周刊》（今年，下同4月11日）、《新京报》（6月12日）、《北京日报》（12月10日）等媒体，在遭到我的拒绝、或干脆根本没有找我的情况下，或者从网上或者他人处找到我的照片，未经我同意就刊发出来，给人们的感觉似乎是采访了我；或者无中生有，暴露出现在的官方媒体的恬不知耻，以及群体性肆无忌惮侵害公民（肖像）权利的行业风气。

另一个原因是，我拒绝为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之举进行礼赞。

这些年来，有无数次这样的经历。在什么场合，被引荐给陌生人，介绍内容无非是“这是……，他曾经是……”我在这种已经习以为常的符号化程式当中，用自己称之为奇丑无比的脸洋溢出皮笑肉不笑的璀璨来，为标志性的瞬间凝固下我恬不知耻的酸甜苦辣，并像三陪小姐似的应邀在人们吃喝玩乐之际听我背诵千篇一律的经济让受众大快朵颐，谋杀在场列位的幸福时光。不胜其烦之后，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从来不去主动触及这段往事。

我从来没有借助“潘晓”的名义欺世盗名过。至于说有人愿意把我与那个虚幻而且并不光彩的人物强拉硬扯在一起，那并不是我能够左右得了的。

而且，自从“潘晓”面世那一天起到现在，与之牵扯而涉及我的流言蜚语造谣中伤就没完没了，让我不胜其烦。我对名利没有能力，更没有兴趣，不能、更不想成为公共人物。

需要说明的是，过去，从包括潘晓讨论在内的经历里，让我以切肤之痛领略了媒体暴力的滋味；后来，长年累月的在官方媒体圈子里坑蒙拐骗的谋生历程，更让我对话语霸权杀人越货的本事与祸害烂熟于心。

但是，一方面，1980年讨论组织发起人之一、到北京经济学院对我进行采访者、后来与我成为忘年之交被其同事戏称作是我“干妈”的马丽珍，对我说起现在媒体炒作潘晓讨论的辞不达意与避重就轻，闹得她和同样退休了的当时《中国青年》总编辑关志豪等都对当下媒体如此操作不以为然；另一方面，还是有太多媒体前赴后继，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在电话里甜言蜜语死缠烂打，希望我能够对其网开一面，接受采访。而我又不可能对每一个找到我的媒体记者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地解释缘由。

如此，能够把我对潘晓讨论后断断续续的回想进行简单整理，公诸于众，也算是今年改革开放纪念年份当中我对潘晓讨论的公开表态。如果媒体想继续于如此题材，这也可以算作是通稿。

一，个人经历不堪回首

想当初，参与潘晓讨论，是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讨论发起者自己也表示，对于这场讨论能够引起如此广泛而剧烈的反响，始料未及。换言之，讨论拔地而起歪打正着，一不留神触动了当时中国社会最敏感的部位，形成了声势浩大而深入人心的民间思想启蒙。2000年，是潘晓讨论的20周年。《中国青年》杂志社找到了讨论的部分当事人撰写相关文字，编辑成文集出版。而书的题目就是：《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从编辑部对讨论的如此定性上，就可以看到，那场讨论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讨论组织者发起者来说，潘晓讨论是其职业生涯的顶点，是空前绝后的高峰，是无法再现的辉煌。这些人，基本上都离退休赋闲下来，依然被媒体关注，就是因为那场讨论。

对于那场讨论的参与者（我指的是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以及后来加入进来的《中国青年报》上的讨论专区发表文章者）来说，不少人也于此成就了人生最值得回味的阶段。

现如今，互联网功能强大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人肉搜索在转瞬之间就可以把包括隐私和机密在内的所有个人信息了如指掌。网络暴力也因此甚嚣尘上。故此，有关潘晓讨论的前前后后，也就犯不上我在此婆婆妈妈。相关的内容，即使使用国内的搜索引擎，也可以一览无余。

既然如此，我还絮絮叨叨个什么劲呢？

大概，应该是潘晓讨论带给我心路历程上的变化吧。

可以说，在参与讨论之前，我是个非常愤世嫉俗的青年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进行的第一次高考，我超过录取分数线很多，却被告知因为是在校生而不予录取，只能等到1978年暑期再度考试，秋季进入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经济数学系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

转过年来，1979年5月31日晚，我在学校操场上服用浓缩来苏水自杀。后来被抢救回来。

这也是1980年经济学院推荐我与《中国青年》杂志社接触的背景因素。

当时，高考的录取比率是4%。能够进入大学是太多人的梦想，而进入大学的天之骄子感觉确实美不胜收。

但我却丝毫没有这份情愫。对自己的人生的彷徨苦闷压抑愤怒乃至绝望，与我形影不离，导致最终一了百了。

那么，参加了讨论之后呢？又怎么样了呢？

同样可以在网上搜索到的是，我后来的经历，被我概括为经济学院“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推入了这场讨论，又因为这场讨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轰出了校门”。

1997年12月，我向经济学院提出恢复学籍并授予学位的申请，被北京青年报头版以“潘晓申请恢复学籍”为题进行了报道。对此，有人专门进行过讨论，分析经过如此长期之后，主张受教育权利的法律依据。不过，校方根本不予理睬。

被学校赶出来之后，就开始了别样的生活。从此，失去了正常人生活资格的身份，一直伴随我到今天。

对于学校方面在没有得到我的同意而只是根据父母的代理签字就做出我自动退学的违法决定，我四处告状，但却屡屡碰壁。周扬得知此事，让闵琦转告我他的看法：“在真理与真理的追求者当中，我更倾向于后者。”

然后就是流浪、乞讨、在火车站候车室过夜被警察殴打后赶出来寒冬腊月只能在立交桥下面苦渡时光；再后来，就是看大门，当装卸工，一直到1983年被抓，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半。在那里，知道了什么是生不如死。一次，一个暴躁的狱警对原本没错而拒绝承认的我竟然接连换了四次警棍电池“伺候”，造成我的背部多处严重烫伤，到现在留有痕迹，被医生认为很容易发生癌变。

我曾经有过感慨，当中国的右派们都在摘帽子时，我却被戴上了异曲同工的牌子。而且，由于仅仅是一个人，没有什么群体性影响，因而也不会受到广泛关注。这个招牌的阴影到现在也未能消失，以至于很可能会如影相随直至黄泉。

也是在监狱里，当习以为常的现实生活上升为理想时，我也确定了在大调上活着的基本路线，并且以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为原则。到现在，还抱残守缺于类似一言九鼎得哪怕不迟到的地步。

出狱之后，干过很多活计。

劳改释放人员、高中学历，这种身份去找工作，结果可想而知。

迄今为止，我没有任何社会保险，我档案所在街道办事处告诉我，因为我自己没有上失业保险，所以虽然我是不折不扣的失业人员，却无法享受失业待遇。故而，到现在我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到现在还债台高筑的我也没有能力投具商业保险。就这样毫无遮拦地不得不迎接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

1997年年底《南方周末》盘点记述年度采访人物现状时提及，当年我曾经发作过心脏病。而后，我的腰椎间盘毛病困扰了我有十几年的光景，时不常发作之际，我洗脸时只能一只手扶水池，另一只手进行猫那般的清洗，就差用舌头了。就这样还得成天到晚在北京的公交车上与农民工们拼死拼活地挤位置，以东奔西走在到处胡说八道。

一直到现在每天晚上至少半斤高度二锅头让自己醉醺醺入睡，少了疼痛的感觉。

缘起于那场讨论，一直就处于被边缘化的过程中，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局外人。也经历过1989年北京的枪林弹雨。

把自己称之为社会最底层的混混儿。泡妞喝酒，结婚离婚，到后来孤独索居，至今孤身一人形影相吊，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而已。人们说我是个迸发故事以及被故事所追逐的人。1987年出狱后，到1996年，光是在官方媒体上，就刊登了14次征婚启事，阅人无数（当然，大多数仅仅是过眼瘾）；仅有的一次婚姻后，在网上的交友领域与数以千计的号称异性者打情骂俏海阔天空。到现在以我的名义出版的两本书，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有了始料未及的机会；网友里不少人给了我真诚的帮助，一起共同成为残存的互助与德行守望者，虽然基本上今生今世也未曾谋面。

这期间，先后混迹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打零工，成为了不少媒体新闻民工。当然，在这些单位，我不得不对自己的经历只字不提，以防祸从口出丢失糊口骗钱的资格。

当然，还要提及的是，这些单位没有一个不克扣我辛苦劳作的血汗钱的。迄今为止，我打过交道的所有媒体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足额发放劳动报酬的。

以这种身份，要想骗吃骗喝，就得付出比正常人多若干倍的代价，以求勤能补拙笨鸟先飞。

这期间，也骗得了各式各样的新闻奖项，得到了“业内人士”的社会评价。

故此，也就一直没有敢于停下脚步，而是长年累月地笔耕不辍。特别是2003年在央视论坛以后到现在，每天一篇文字节假日无休风雨无阻，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没有间断过。也因此，被称作办了“一个人的报纸”，以“何必”作为笔名，收集整理、并无偿发布了2500多篇、数千万字的信息，并且逐个进行嬉笑怒骂阴阳怪气的点评。从发文量上说，也算是创了个纪录。有人说，按照文字数量与篇幅量计算，我应该在中国的博客作者里名列前茅，在全世界恐怕也鲜有可以相提并论者。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名副其实。

逐渐，我已经对官方媒体是否有偿采用我的文字不感兴趣，而在完全山寨化或者民间化的道路上乐此不疲。这种无偿劳作，也经年累月地证明，在如今这个唯利是图的孔方兄时代，还是有人可以错过挣钱的机会，放弃娱乐休闲泡妞诸多时光与机缘，在委府拒绝提供知情权方面的信息时，心甘情愿地独守空房，每天耗费大部分时间，分文不取地将这每天一篇的文字无偿发送给数以几千计的人们，自认为是弥补委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上的空缺，为人们的知情权提供些个乱七八糟。

可是，这正缘于这种无休无止的思索，才有了越来越大的困惑。

摧毁我对中国法律残存的信任的，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官司。1993年，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判我取得被别人借用的11万余元，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执行；1998年我拒绝对方如数发放我全额报酬而放弃兴诉的条件，代表十多个被克扣工资者与中关村一个企业就劳动纠纷进行仲裁与诉讼，对方假手而获得了劳动仲裁的胜利，而一审及二审法院则粗制滥造走过场连案卷都懒得看就维持原判，最终我们所有人分文未取。

居高不下的讼累使得我在企业与新闻媒体资本家无处不在的强取豪夺面前实在无法得到权利救济。

我祖祖辈辈在苏州大面积的房产，无法索回；现在北京的经租房，也面临着强制性拆迁。

或许，可以认为当前的生活水平比潘晓讨论时期有所提升。不过，这种提升相对于日益扩大的困惑来说，似乎不成比例。也就是说，我习惯性地把自己称之为“社会最底层的混混儿”，如此的生存状态以及这种状态下的朝思暮想，使得讨论时那种痛不欲生之感并没有任何排遣或者消解，反而因为这些年来的思忖而愈发苦闷、彷徨与绝望。

前面说，我自杀是因为“彷徨苦闷压抑愤怒乃至绝望”。这种心境和情绪，越是到后来，越是根深蒂固。

我没有想去对什么悲观主义失败主义一往情深，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周围人熟悉的乌鸦嘴，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墨菲定律，那就是如果凡事设想坏处，那么结果会比设想的还要坏。

二，潘晓讨论提出命题是不是已经成为历史

回过头去看，现在的困惑比起潘晓讨论时来，更为深广，更为惊心动魄。

实际上，潘晓讨论的发端的那封被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鬼斧神工后的作品，提出的绝大部分命题，就是对自私的将信将疑。在当时的语境和学养下，还不够具备清理抽象出类似“权利”、“自由”之类的字眼儿来的舆论功底与传播氛围。不过，以今天的视角返回去看，潘晓讨论所触发的，就是在集体主义名义下对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赤裸裸的蔑视与剥夺情境下人们忍无可忍的猜忌、惶惑、喧嚣甚或抵制。

或许，正是可以从“自私”、“自我”作为一个维度，用“权利”、“自由”作为另外一个维度，来考量自己以及从此折射和扩散出来的变迁。

潘晓讨论已经过去28年之久。讨论成为那一代人挥之不去的印记，与改革开放如影随形。那么，讨论所提出来的问题，到现在的实际状况又是如何呢？

可能，有了越来越多的发问。

今年奥运圣火在国外传递遭遇骚扰，国内有着抵制家乐福的言辞。新华社发表息事宁人的评论说，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或许，在我这里，做好自己工作的全部内涵，就是坚定不移地看空唱衰？

这并非我有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的心理需求，而是二十几年的历程表现出，人生的路却只能越走越窄？

有人说，委府开销占经济总量比例让人大惊失色地看到，改革开放30周年来，我们只不过是走了一个圆圈，现在又回到了原点。这种说法，基于财政的基本状况，却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国民福利水平大幅度下降，比起30年前，家庭和个人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而委府的责任却越来越少。数据显示，30年前，委府开支占整个公共开支的4.7%，而30年后的现在，这个比例已经到了20%。纳税人供养这个庞然大物越来越不堪重负。同时，我一直在我的文字之中提请人们注意这样的细节，那就是我们人云亦云的是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但是，如果考虑到改革开放是与计划生育政策几乎同时开启的，现在家庭人口数量进行强制性限制，因此制度性因素使得家庭规模处于持续下降的趋势，不会出现改革开放之前一对父母养育多个子女的状况。而如果设想一下，一对父母养育多个子女，即使是双职工是不是可能承受，也是个问题。如此背景下再来看生活水平升降，恐怕就会另当别论了？

有学者认为，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算作是好坏参半的话，那么此后的所有改革措施，都是强势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体的剥夺。这是不是实情？

众所周知，1949年之后，为了保家卫国，委府实施了工业化、特别是国防工业首当其冲的战略。而城市化进程却一直没有开启。户籍制度导致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透支成为中国发展的基本路线。这种状况，一直到现在也还在维持。前几年，中国还保持着全世界唯一向农业征税的光荣称号。可以说，中国向三农伸手，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这也造成了三农的边缘化、贫困化。现如今的中国农村，已经是老弱病残的栖息地，入不敷出的农业劳作，让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年累月地对农民的剥夺，才成就了共和国的今天？

接下来，掠夺目标就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国有企业改制当中，原本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国家体制基石（表述为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一夜之间从国家的债权人变成了债务人，所有的身份以及附着于此的福利被强制性赎买，成为了下岗人员，身份感与认同感荡然无存。工农共同成为改革开放最大的利益受损群体，这应该不会是改革开放的全部要义吧？

再往后，就是用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向所谓中产阶级（官方为了避免阶级斗争的联想而采用中等收入阶层取而代之）纳入有效射程。在福利体系形同虚设、社会保障残缺不全的状况下，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也迅速被边缘化贫困化。于是，一个正常状况里财富人口应该是橄榄型的社会分布，却成为了倒丁字形状，或者是灯座型：绝大部分的贫困人口，衬托着寂寥而为富不仁的“一小撮”富有资本原始积累原罪的群落。这种社会财富分布，会有着什么样的风雨飘摇？

然后，就是对富人群体的剥夺。河北孙大午事件、北京嘉利来大坑事件、上海松江交通枢纽事件、等等，都显示出在权力面前资本如果不选择委曲求全进行勾兑，会死无葬身之地。是不是像嘉利来事主穆兄说的那样，“在贪腐实力面前，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是孙志刚”？

现在，则发展到准星对着基层的党政干部。最近的四川地震、贵州瓮安事件、华南虎假照片事件等等的处理上，已经清晰地显示出如此的制度选择和政治逻辑。基层党政干部的边缘化，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看到，从农民到工人到白领到富人再到党政干部，这种对象序列呈现出抱残守缺的政治生态路线图，诠释出官家主义的别有风味？

由此，是不是正在经历既可以瞥见自由的逐渐消融、也可以看到权力对于权利的褫夺盘剥的脉络的进程？

三，改革开放到底给咱们带来了什么？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兴高采烈。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成为了改革成果的受益者。城乡之间打破大锅饭成为了时尚。那时，国退民进是被得意忘形的人们乐不可支歌功颂德的主旋律，全社会几乎都在相信，经济快速发展足以抵消所有的问题。但是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乡镇企业一蹶不振，城市个体工商户数量急遽萎缩。这些都暴露出改革先易后难的必然结果，那些容易改的都改了，甚至不应该改的也改了（比如公共卫生、义务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等）；而不容易改的，到现在却成为绕不过去的拦路虎。经济自由与政治专制在改革初期距离遥远相安无事，可越到后来越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这之中，到底孰为主次，是个问题吗？

于是乎，改革的悖论出现了，改革要向改革者自身开刀了。这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制。以至于改革攻坚年一攻就是十几年，能够十几年都当作是攻坚年，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离奇可笑的荒诞不经。这更体现出，委府垄断改革的不可避免的尴尬结局。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全部自欺欺人的内容。逐渐地，改革涉入了所谓的深水区，委府揽权卸责的态势愈演愈烈，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为了防止文革的再现，邓小平力促集体领导体制，却成为治理责任消弭于无形的制度避风港。一矣发生问题，趋利避害的人性选择致使所有人无一例外都会本能地推卸责任。领导者无时不刻都在忙于个人利益的精打细算。在人们看不到当权者任何的政治理想、抱负、追求与德行之际，对自身生存状况以及未来预期还能够指望什么呢？

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全世界最严酷的，但中国的土地侵占也同样是全世界最严酷的；中国的金融领域里的法律是全世界最多的，中国的金融领域也是全世界最混乱的，《证券法》里竟然没有法律责任规定，成为全世界的大笑话……如此，也就让人看到了中国版本的“洛克的忠告”，那就是政策法律多如牛毛只能让人无所适从，甚至政策法律设计本身就成为腐败重镇。

改革，有多少恶行假汝名义而行？

现在，改革，已经被神化，成为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图腾，成为内部人自娱自乐的游戏，成为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绑架时代的符号，成为外强中干的经幡，成为与越来越多的人渐行渐远的魑魅魍魉。

如此，经济增长就成为政权存在的唯一但却是让人忧心忡忡的合法性。人们分析认为，只要中国经济保持6%以上的年度增长率，那么中国就可以风雨飘摇下去；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经济低于这个增长率，那么积重难返的各式各样的问题、麻烦、矛盾、祸患、痼疾、病毒等等都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也缘于如此考量，委府不得不冒着巨大的经济风险，保持高速的增长率，为此不惜透支环境、资源、子孙后代赖以安身立命的所有根基。经济增长完全服从于政治化的目标，于是，我们这一代，谁又没有在干断子绝孙的勾当呢？

当局瞒天过海地用人均收入来粉饰太平，全然不顾这个人均收入对贫富差距扩大事实的掩盖。

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对这个人均收入缄口不言。实际上，如果考虑到现在中国的所谓城镇登记失业率口径下连真实失业率都无人知晓的情况，这种自欺欺人也就顺理成章。

吊诡的是，专家学者御用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在人均收入概念当中，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里竟然没有如果进行福利以及保障方面的考量、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国际上这个概念的差异究竟如何、也就是说，中国人均收入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这个巨大问题的任何理论。

当然，如果看到中国经济学家有着“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的帕累托改进”、“改革就是要以牺牲一部分的利益”（这部分人被锁定在了农民和城市贫困人口如此总数在10亿规模占比超过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庞大群体）的言论的话，那么就可以知道，他们不仅仅没有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公器情怀，甚至连做人的底线也抛到了九霄云外。

由是，1990年代也成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风光无限的日子。他们把握了主流的话语权，什么靓女先嫁论、冰棍论、卖光论、无限开放论等等，都成为官方媒体热衷于喋喋不休老生常谈的五彩缤纷。但是，严峻残酷的现实以其冷冰冰的实体，消解着人们对改革的礼赞，冷静着社会对改革的热情。有人说，现在的情况是，改革的共识基本破碎，改革的动力基本消失。我又给加上一句，那就是改革的成果基本否定。我这么说，并不是空穴来风。无论是70多名老干部联名上述十七大的公开信，还是中国宪政派“改革是世界末日”的论断，不是都从不同视角对改革给出了惊天动地的评价？

到现在，GDP拜物教依然畅行无阻。最新的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对此掷地有声。在GDP光环的笼罩下，国民福利、失业率、人均收入的真正含金量等等，悉数被闭口不谈。举目四顾，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对GDP如此死死抓住不放成为唯此唯大的特立独行？

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在对外开放上走得令人瞠目结舌。举例来说，银监会发布指令，所有的中国的银行必须引入国外的战略投资者。这就成全了一个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的本土上，没有中国的独资银行，却有着外资的独资银行。这种勾当，古今中外还有谁如此这般过？

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从来没有放开过装备制造业，但是中国却放开了。

常言道，只要中国金融平安无事，那么中国经济哪怕出再大的事也属小事一桩；而如果中国经济出了大麻烦，一定是中国的金融出事了。连美国自己都从来没有进行过什么金融自由化，但是中国却将金融城门洞开，将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制空权拱手让人。这就是开放？

现在，国民经济28个生死攸关领域里，已经有21个被外资垄断。这就是市场换技术？

中国的核能领域，已经被拥有核心技术的日本全部控制。以至于好事者惊呼，中国的核武器按钮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安全？

中国是全世界稀土资源最为丰饶的国度。但是在国内恶性竞争当中，宝贵的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稀土资源卖到了连黄土的价钱都不足。这就是我们对待老祖宗留下宝贵资源的态度与行径？

中国的煤炭资源被掠夺性开采，廉价出口到日本，被日本人用来填海，储藏起来。人们将此称之为煤矿的国际间平移。这就是一衣带水？

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尽人皆知。在中国喜不自胜地欢呼成为人类加工厂之际，放逐国民的健康乃至生命，让中国成为世界车间，在微笑曲线当中沦为最下端的血汗工厂，成为人类的垃圾场，更是以世界飞地而把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鱼米之乡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糟蹋成不毛之地。这就是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

作为公权力掌握者，委府在监管上无所作为。招商引资时什么基础设施什么软硬件环境说得美轮美奂。但是，外资把其来中国的理由说得很清楚，并不是因为什么招商引资的条件，不是什么基础设施，而只因为一个，那就是中国委府的监管荡然无存。在华跨国公司最为流行的说法是什么？“把利润都带走，把GDP留给中国”。照方抓药还可以加上一句，把产品都带走，把污染留给中国。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坚定不移？

中国一直人为低估资源以及生产要素价格，土地、水、电、煤、货币（利率及汇率）、劳动力、环境……用低价获取出口创汇来的增长。于是，中国用极低的价格甚至无偿（比如土地出让和免税）来吸引外资，两头在外的生产方式使得中国只能用自己的资源与环境换取价值链最低端的微薄收益，却让自己的国民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人宰割给外资做牛做马。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成为全世界通货膨胀的稳压器，用中国国民的健康、生命乃至未来作为代价，向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以及全球通货膨胀的波澜不惊。或者，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中国在国际上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高风亮节？

而当中国由于积累下来太多的麻烦、价格压低过程不可能旷日持久、委府必须有压力缓慢有限可控释放的操作，结果就造成了通货膨胀形势迅猛恶化，而长年累月劫贫济富的政策结果，则导致了大多数中国家庭在被称之为“合法的盗窃”和“不见面的洗劫”的通货膨胀面前不堪一击。这种状况，如果将真实而不是统计造假的数据拿出来，人们会是何等的大惊失色？

而曾经是稳压器的中国的通货膨胀成为全球性通货膨胀的第一张骨牌。接下来就是国际性通货膨胀的迅速蔓延。这反过来又由于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的迅猛攀升，让中国面临着输入型通胀的巨大压力，为经济增长带来了靓丽的成色与苦闷的收成。而伴随着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又在通缩上异军突起。面对着积贫积弱的景象，还要为高增长而弹冠相庆？

能够如此这般为所欲为的制度性本源之一，那就是将中国的社会资源压制到极限。改革开放后修改宪法，取消了罢工等基本权利，这是个揭开面纱的肇始，也就是公开合法削弱权利的起步。此后，官方对民间、委府对社会的逼仄与弹压日甚一日。看上去，是不是很像波澜壮阔的绚丽表演？

人们看到，中国农村的全部问题，在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太低，因此，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但是，在委府长年累月的努力下，农村的组织资源已经严重匮乏，作为一个可以自我再生产的体系，民间已经根本不存在了，乡绅阶层早就溘然作古，农村完全被官方垄断起来。当党政力量顾此失彼无法覆盖所有领域时，不得不让所谓村民自治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此时却发现，自治所必需的习俗、教化、规约、传承、礼数、仪式、风土人情等等悉数土崩瓦解，根本无法完成自治所要求的最基本功能。至少，那些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早就销声匿迹了吧？

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革命干掉了士大夫体系以及知识分子（现在振振有词的研究员、博导们是配不上知识分子称号的）群体。居民自治也是被官方严防死守的地带。社区业主委员会设置，遭遇到基层官员千方百计的阻挠；而中国官方对于民间团体的敌视与警惕，使得所有社团登记都会遇到千奇百怪的制度乃至人为的障碍。委府这么做的目的，是不是只有一个，就是萎靡社会力量，为官方统治提供制度环境与必要的安全条件？

官方的强大与民间的孱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在这次四川地震当中，民间自我救助状况惨不忍睹的制度背景。社会力量的缺失，导致了多少灾区同胞生命的绝迹？

同时，委府出台的各式各样的政策，也为破坏社会不遗余力。人们看到，旷日持久的揽权卸责过程，实际上对应着将委府推脱下来的责任交给社会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既是社区工作越来越让位于官僚机构（比如此前的农村村委会和城市居委会具有调解夫妻不睦、邻里纠纷、维护治安等社会性功能，后来逐渐被政策法律所取代）的演变，更是由家庭来承接委府推脱下来的责任的进程。当越来越多的比如赡养老人、抚养子女、家庭安全、住房、教育、医疗、文化、传统、救济、保障等等五花八门的功能逐渐压到家庭身上时，使得家庭不堪重负，摇摇欲坠，很多不得不分崩离析；而类似宏观调控当中建设部7090（新建房屋中90平方米的住房要达到建筑总面积70%以上）政策，实际上就是在压缩家庭规模。作为让全世界艳羡的中国家庭制度，会让我们眼睁睁地送终？

同时，还要看到的是，作为写进宪法的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帮助委府打压社会上更是劳苦功高。强制性的人口限制政策，不仅仅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在生育权上蔑视人权的名声，更是让中国在未富先老的发展道路上跌跌撞撞。独生子女突然之间成为举国上下的家庭模式，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当中剧烈的社会转型，这种珠联璧合可谓史无前例。独生子女教育培养成为全社会手忙脚乱无法应对的现实，而如此政策带来的更大的祸患却不期而至。面对始于去年的肉价上涨粮价攀升，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肉荒粮荒说到底都是人荒。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农业全面荒芜，土地撂荒现象愈演愈烈。长此以往，不用说美国通过生物燃料途径制造粮食武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使得人口限制表象之下的虚幻景象灰飞烟灭。这是一个地地道道惨烈凶残的民族自杀，中国也将在巨大的无法逆转的人口灾难面前国将不国。这种强制性的人口政策，在法理、现实以及可持续领域，有哪一个是可以为人津津乐道的？

委府如此处心积虑经年累月地对社会的压制与扼杀，最终的成效是民间力量的不堪一击。人们现在越来越对一党专制很有微词，甚至要对执政党的地位发起挑战。我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就目前以及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国内外没有任何一个或者一些政治力量可以对中国共产党取而代之。

北京奥运会召开了。其实，中国的竞技运动，从1950年代就是作为民族振兴的道具。荣高棠与黄中参加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领略了竞技运动在人们心目中所触发的强烈情绪，特别是荣高棠跟随苏联代表团返回莫斯科时遇到民众对运动员英雄凯旋般的欢呼，使得中国得到了百废待兴之中聚拢民心的法宝。也就是说，中国的竞技运动从开始就是政治化了的。当时，群众性锻炼身体活动像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我很不愿意使用“体育”这个很中国特色的词汇，实际上，1950年代，有人就指出，不应该用体育physical education代替运动sport），在普遍提高国民体质层面给予了关注。但是，1960年代开始，竞技运动三级选拔体制导致了精英路线逐渐与大众化的渐行渐远；文革中基层各式各样健身活动五花八门，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81年中国男排胜利北大学生喊出“振兴中华”口号之后，竞技运动的政治化与精英化路线就一往无前。到现在，在没有经过纳税人认可的举国办奥运的体制下，人们在揣度中国代表团能够获得多少金牌多少奖牌。实际上，雅典奥运会时我就曾经援引过文字，分析说中国取得一块金牌的代价要6亿多人民币。这种用金牌作为民族凝聚力乃至增长强心针的做法，在政治化的道路上恐怕无其右者。与此对照的是，中国国民的体质有着显而易见的退步，无论是近视占人口比例已经达到全球第二的高度，还是中国精神病耗费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两倍，以及中国肥胖人口快速增加的现实，都距离全民体质改善的目标相去甚远。所以说，中国能够在奥运会上拿多少金牌和奖牌，确实与国民的相关度越来越小。这也反映出，举国办奥运与国民体质下降鲜明反差当中，委府对社会及其人力资本状况的不屑一顾。当我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近视眼乃至过劳死时，金牌的意义何在？

当社会完全失去了自我修复和自我纠偏功能时，其稳定性如何，恐怕自不待言了吧？

如此环境当中，要求国民还大公无私见义勇为，恐怕只能是痴人说梦？

在包括基尼系数、失业率、环境、资源等等方方面面，我们都早就超越了人类的警戒线。于是乎，就有了中国式的警戒线下得过且过的生存。

这也应该算是给了潘晓讨论所提出的自由与权利的发问做出了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的注解？

改革开放甫一面世，我们看到的是扑面而来的西方文明，曾经让闭关自守的中国人目不暇接。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走上了信息化的道路。国境线越来越变得不那么重要。国际贸易的日为重要，让全球化成为众口一词。服从比较优势原则，接受国际贸易分工，后发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小心翼翼照猫画虎就足以衣食无忧。中国更是出现了很多言必称美利坚的仁人志士。一时间，美国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美国的治理方式就是人类的标本和模范。到现在，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人群恐怕也为数不少吧？

可是，人们越来越发现，情况并不只是这么直截了当。美国的发展方式的可复制性到底如何，这是个国际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美国用强势美元维持着全世界向其进贡的状态，以及试图充当世界警察在全球进行公权力的议程设置并且保有对任何看不上眼的国家或者政权乃至组织动手动脚舞刀弄枪兴师问罪的权力，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人群的质疑、抵抗、蔑视与仇恨。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后美国时代”也许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无事生非吧？

所有这些，都让中国原本就四不像似的市场经济更失去了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四，路越走越窄的现实版本

有趣的是到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声势浩大汹涌澎湃，而政治体制改革却浅尝辄止畏首畏尾。人们以为这就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殊不知，在国际事务上，正好成为中国这种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的国际镜像。国际间行政权力及其所应该具有的监管的缺失，使得联合国、以及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都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美国绕开联合国攻打伊拉克，就暴露出国际间公权力的形同虚设。而行政权力的萎靡不振，也恰恰为国际资本提供了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无孔不入无恶不作的巨大空间。同时，多哈回合谈判的僵持不下、全人类贫富差距的扩大，让整个地球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全球公共性付诸阙如，在主权国家之外的国际性事务领域，全然被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所涵盖。这恐怕是改革开放当中的中国人始料未及的吧？

在生产要素当中，到现在为止，只有资本和技术可以在全世界畅通无阻，而另外两个的土地、特别是作为核心要素的劳动力，却被国际化的户籍制度的签证制度拒之门外，无法形成国际间的自由迁徙与流动。特别是，冷战之后铁幕落下，西方人弹冠相庆，以为地球村的实现指日可待。当全世界用意识形态作为阻隔的格局被清除之后，剩下的就是福山和亨廷顿式的预言景象了。美国记者弗里德曼一本《世界是平的》，让太多国家的人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仿佛一夜之间边境线就会拆除，主权就会销声匿迹。911给了人们当头一棒。接下来，美国的次贷危机更是让人毛骨悚然。人们张口结舌地看到，美国政府与美联储根本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而是高举起民族主义和行政干预的旗帜，在搅扰市场方面一马当先。政府最小化在什么地方呢？

这也让欧洲和日本以儆效尤，特别是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久攻不下直至最近彻底破裂、发达国家在各自农产品补贴政策博弈当中互不相让的情况下，世界性的贸易格局不得不重新回到双边和多边贸易框架之内。而且，美国的所作所为，也是让其道德制高点的光环日渐荒疏暗淡。美国在现如今热火朝天的全球性粮食危机当中所扮演的让全世界、特别是贫穷国家的人们用口粮当作美国人的汽车燃料，以及通过人为设计的通货膨胀让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财富快速蒸发，则暴露出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的真实面目。另外，美国在物质与精神上的贪得无厌以及背信弃义，也让全世界如何在华盛顿共识成为历史后的生存成为时髦话题。这之中，德国工人为了避免产业转移到中国而主动要求降低工资，也算是中国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那就是用中国的低自由和低福利，拉低全世界的自由与福利水平，让全人类体会中国式发展的无恶不作。如果中国人在世界上扮演着这种角色，恐怕也不会风光无限吧？

到现在还风起云涌的华尔街金融海啸，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的软肋，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先天不足，更是让社会主义获得了匪夷所思的公有空间。

这之中，人们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先天不足，有限责任的企业制度是形成盈利私有化而风险社会化的本源。建立在“看不见的手”原则基础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肆虐了几十年后，终于在资本主义圣地的美国奄奄一息。

如此，说中国的确处于内忧外患的麻烦当中，恐怕并非危言耸听乎？

更为麻烦的是，中国有着愈演愈烈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民意过不了长安街的执政困境。央地博弈之中，地方处于实际操作的优势地位。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种态势有恃无恐。论者言及，中国最大的政治资产，就是有着一个尾大不掉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相对于民不聊生的中国社会来说，有着及其精密雅致的自我繁衍自我调节自我试错自我修复能力。毛泽东曾经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绕过这个官僚体系而直接与民间形成勾连，却发现这是徒劳无功的尝试，根本无法避开这个体系而进行有效的治理，顶多就是拿下个把官僚体系成员，走马换将。但是，按照中国官场逆向淘汰机制，换上来的还不如拿下的。近百年来中国风风雨雨，实际上就是在走着一场权威递减的征程。换上来的主儿比起过往的来更加惨无人道。这也许就是中国无法摆脱的宿命。到现在，官僚体系已经无处不在。相对于已经分崩离析的中国民间社会来说，就愈发显示出官僚体系的硕大无比和威力无边。如果说，毛泽东还敢于进行诸如文革那样的玉石俱焚的尝试的话，那么邓小平以降，对官僚体系则越来越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尤其是在领导人任期制的情况下，将所有麻烦与祸害尽可能向继任者传递确保自己在位时平安无事的击鼓传花路数，就成为各界委府屡试不爽的保存乌纱帽法宝。官僚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病入膏肓的机体。前面说过，有人测算中国委府用于自身的开支在国民经济总量占比与改革开放之初相差无几。考虑到中国的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以及像行政性收费与罚款这种预算收入三足鼎立三分天下的状况，中国国民的实际税费负担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但是，中国国民享受到了公共服务，却实在让人不足挂齿。这是不是颇令人胆战心惊？

数据显示，中国0.4%的群体掌握着70%的国民财富，而资本主义国家里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也不过是5~6%的群体掌握着国民财富的半壁江山。就这样，我们还口口声声是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习惯于说中国又创造了什么世界之最。那么，中国有什么样的世界之最呢？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向民生的公共投入上全世界倒数第一；按照支付能力计算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世界最高；中国医疗公平性全世界倒数第四；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银行有资料国家里是扩大幅度最快的；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133名；中国已成为地球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总量的80%；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杀人数则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是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死刑人数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中国是全球文盲或半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全世界排名第三（如果换成税负快乐指数则是全世界倒数第三），位于中国前面的是法国和比利时，我们能够在赋税压力上与法国比利时相提并论，但是在福利与自由方面又该如何？过去的话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这话应该改作什么呢？

这样，人们越来越处于一种无处不在的无解困境当中。比如，国有企业是不是该卖掉实施股份制？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个普遍的事实，但是，管理层控股等方式，成为了一场国有资产的强取豪夺，这就进入了死角，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现如今，国资委的做大做强却成为了再国有化乃至再封建化的序曲，昭示着逆改革风潮的一往无前。而太多的改革都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再譬如，是不是该遵纪守法照章纳税？按理说，似乎无可争议。但问题是，其一，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却没有纳税人的权利，这种权利义务上严重的不对等，让纳税人何去何从？其二，这种情况下，无官不贪的尽人皆知，纳税人又如何心甘情愿忍受日益沉重的苛捐杂税？

共产党已经没有了自我救赎的动力、愿望、追求与行动。但是，全世界都对有着地球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惊恐万状，生怕中国如果出现混乱，数以亿计的难民呈现“黄祸”之状，在转瞬之间把全世界毁于一旦。这也是像此次华尔街海啸里美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救助房利美、房地美两房和美国国际集团模样的另类版本的“大到不能倒”。

别忘了，咱们成天到晚不厌其烦地听到，是处于社会主义的体制。

而全人类公认的社会主义精神中对公平、集体主义、福利、保障的价值取向全部被掏空后，咱们不会像英国人那样，会有“如果我们的理论与世界不符，那么一定是世界错了”这种论调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是中国特色错了，或者是社会主义错了。二者必居其一，舍此无他。

改革开放，经济似乎取得了眼花缭乱的成就，但是，社会萎靡不振，政治裹足不前，文化凋零败落，意识形态则更是抱残守缺。改革开放到现在，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自成体系的理论面世，无非都是东拼西凑生拉硬拽的一些政治口号。在理论创新乏善可陈的情况下，不得不反过头来，向过往寻求合法性根源。在人们对现在的满意度每况愈下的背景下，社会上弥漫着向毛泽东时代顶礼膜拜的思潮，把毛泽东神化的趋势渐渐成为民间越来越强大的势力。不止如此。当改革开放的歌唱家们用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论调吹拉弹唱了30年，却鼓噪得民怨沸腾权利贫困化，丛林法则与市场竞争只不过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原则在劫贫济富上的掩耳盗铃把戏，人们开始求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最后看到的却是，阳儒阴法，或者说表面上的和谐社会，实际上的严刑峻法。只不过在法律面前具有高度选择性而已，就是人们常说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如此，很丰富多彩不是？

五，悲观主义成为主旋律

有人曾经设想，潘晓能够再度发问，并引发当下人们的议论纷纷。我对于这种建议及其结论不以为然。《中国青年》杂志社也一直把发起类似讨论当作看家的本领，可逐渐发现，现在已经没有了讨论的客观环境。

这是因为，与28年前不同的是，现在价值观多元化，人们已经失去了思考问题的兴趣甚至能力；在经济增长作为政权唯一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当中，消费主义也就别有用心地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主流地位，急功近利浮躁虚伪成了时代的精神，民族文化也在其中被快餐化，演绎为速配式的一见钟情。

中国处于纷繁杂陈的状态。古今中外所有的思想，都可以在当下的中国找到痕迹，甚至那些惨无人道的观念，也照样可以平步青云。也正因此，有人热炒人类普世价值，有人则强调文化的多样性。有人则要回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委府则是为我所用：哪边可以得到实惠就用哪个，反正手里有着万变不离其宗的两张牌，一个是与国际接轨，一个是中国特色。什么时候用哪个，取决于利弊权衡，取决于当权者个人利益的精打细算。在没有了任何道德理想与政治追求的情况下，这是不是也就理所当然的了？

看看中国的互联网就可以知道，网络暴力已经变得无以复加。每个人都可以躲在屏幕之后，用道德裁判者来满足支配他人的私欲，并且还是由于监管缺失，通过互联网的高科技手段，将他人的隐私公诸于众，进行所谓的民意判决，以浩荡的口水荒唐地扮演着卫道士的正义角色。更有甚者，则是将网络民意演绎为现实当中的人身攻击。对于暴力的热衷与追捧，使得暴力比比皆是不断升级。有时，纯属个人学术言论，在网路上会成为众目睽睽的攻击对象，祖宗八辈下三路的内容花样翻新。我因为每天的文字，博客留言或者收到电子邮件当中被恶语诅咒得麻木不仁了。如果在自由的角度看，言论自由是不是包括可以骂对方祖宗八辈的自由？当现实的法定权利收到压缩之际，在网络暴力上实现权力的宣示，是不是也为自我的存在以及自由的蛊惑推波助澜？

汶川地震，让人们看到了，校舍的豆腐渣工程的牺牲品是孩子；三鹿事件里，受害者还是孩子。当一个民族竟然对自己的孩子下毒手时，该如何评价这个断子绝孙的群体呢？

有人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我在与发明者的面会当中，动员其对仗着八有。但是后来杳无音信。我就自己弄了个现如今中国的八无八有，是不是也算是为八荣八耻附加个八股八卦——“有增长无发展，有开放无改革，有经济无社会，有增产无增收，有效率无公平，有繁荣无富裕，有肉体无灵魂，有物质无精神”？

戊戌变法以及五四运动以来，梁启超、胡适、鲁迅等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只是在后来台湾的柏杨那里得到了继续，而在中国大陆则根本没有了声息。实际上，中国人国民性的解析，更不应该被当下置若罔闻。现在，中国出现的是全民腐败。有人说中国当今正在进行“底线的沦陷”。试想，底线沦陷，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黑砖窑告诉我们，奴隶制还在我们身边招摇过市无法无天杀一儆百；假冒伪劣告诉我们，有毒产品甚至食品还在刻画着网路上流行的“餐桌上的十面埋伏”；无处不在的消费陷阱告诉我们，启动或者振作内需并不仅仅是增加收入或巧立名目设立信贷产品那么简单；见利忘义的同胞告诉我们，中国进入了全民丧权辱国的时代。为了蝇头小利，不惜损害他人的健康乃至生命；比比皆是的毒食品和俯拾即是的生存环境等同于毒气室的现状，也无时不刻告诉我们，当所有人都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干着丧尽天良勾当之际，这个区域该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这是不是也可以被视作自我是绝对的？如果自私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是不是该对国际著名研究机构针对中国的国民性或者说中国人的品行下结论说是“迷失的狗”的论调置若罔闻、莫衷一是、还是顶礼膜拜？

从自私或者自我的角度看，自私自我资源分布越来越不公。从内在的个人约束上，道德完全成为不毛之地。信仰与信用资源的严重流失、特别是这些资源被委府身先士卒进行自杀式透支，形成了全方位的对于信仰、信用、规则、伦常、德行、环境、他人乃至生命亘古未有的蔑视、挑衅与残害，进行着比赛谁可以更加寡廉鲜耻和穷凶极恶的残酷之极的竞争；从外部对于人的行为的约束上，立法与司法的选择性，以及法律至少而回避约定俗成行为规范以及包括宗教在内对人向善的心灵内外强制制约，而造成道德或者守法成本越来越高以至于无法生存、而缺德以及违法成本却越来越低被习以为常，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效应，并以惨烈的现状否定着贝卡里亚“法不在定而在必行”的著名论断。这时候，哪儿还有什么“客观为他人”的内外体制与机制的存在和招摇过市？当全民都在比试看谁能够更缺德与无法无天时，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由是，中国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及其社会里，现在的任何事务都却越来越倚重于对暴力的终极崇拜以及在此的无所不用其极，不管是物质上对人身损害、肉体侵犯乃至消灭的暴力，还是精神上感情、文化现实以及政治上的冷漠、歧视、抑制等所带来的权利漠视、言论屏蔽和思想禁锢。其实，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可以感觉到，文明古国的传承者的我们，在全世界也是非常容易激怒到得意而忘形、或者叫做忘乎所以程度的人群？

故此，委府身体力行地作为实质上自私自利的鼓吹、纵容、默许、倡行、示范和陪绑者，虽然一如既往不会对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义不容辞，但或许真的是却无法逃脱民意责任？

而且，当对权利的剥夺从集体主义的面目改换为新发明的比如《物权法》里语焉不详的公共利益等时，权利被排挤却一直是权力者们兴风作浪的巨大偏好，麻烦的是，我们对此还无可奈何，是不是很惨？

当权力的自私把权利的自私逼入窘境时，自私的恶性膨胀也呈现出官方的合法侵害权和民间无恶不作的交相辉映，形成着以权力腐败为核心和动力的全民腐败。如果在腐败定义上也与国际接轨的话，那么包括行政不作为在内的官场行径、以及民间随地吐痰所折射的公地悲剧，都在演绎全民腐败的盛气凌人所向披靡？

回过头来再看潘晓讨论。来信当中“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成为警世名言；而“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赵林文章标题）则更是掷地有声？

有趣的是，2000年我与马丽珍去湖北电视台录制有关潘晓讨论的节目，第一次与赵林见面。我问他，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朝代道德败坏能够与现如今相提并论？他半晌沉思后回答，只有隋末，而且比现在要好。这是不是耐人寻味？

马丽珍说，潘晓讨论是当时对极左思潮的否定。或许这就是讨论的背景？

那么，对于自私自利的赞颂，对于自我的合理性的认可，在当时发聋振聩，或许是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可是，潘晓讨论到了今天，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样的内容呢？

在“自私”、“自我”的坐标系里，可以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假借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名目对个人权利的压制防不胜防，对个人主义与合理的自私的肯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改革开放的进程体现出，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能够制约自私自利和自我欲望，那么就会出现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演绎到无官不贪并逍遥法外的地步，发展到为了蝇头小利而置他人生死于不顾的地步。

遗憾的是，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并且继续发生着。

这时候，我们再说自我是绝对的，面对黑砖窑、四川地震当中的范美忠、以及贪官污吏们，等等，还能够斩钉截铁？

在这个意义上，说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恐怕并非骇人听闻吧？

魔鬼被放出来，人们能够如何？

如果再从“权利”、“自由”的象限里看，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改革开放到了今天，潘晓讨论发聋振聩于世的对于自由与权利贫瘠状况的诘难，是不是得到了改善了呢？

在潘晓讨论过去两年后的1982年，修订宪法之际将罢工权利以及大字报大辩论等权利取消，成就了宪法压缩国民（还是不说公民了吧，公民的称号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显得过于矫情而奢侈，虽然身份证正面说是公民，但反面就成了居民）权利的浓墨重彩之笔。有人发问，这是结束的开始，还是开始的结束？

到现在，国人的权利状况如何呢？权力对权利的排挤愈演愈烈。权利的边缘化贫困化垃圾化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今年是中国签字整整10周年。但是，10年过去了，这个公约竟然还没有交付全国人大进行审议，如此又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柄？

透过对暴力拆迁以及各地强制性制止拦劫上访的现象可以看到的是，权利状况并没有伴随改革开放而得到改善，从对异议排斥的力度上看，比潘晓讨论时还有所倒退。

同时，不要忘记或者忽略的一点是，在权利边缘化贫困化的同时，国人所能够享受的福利也急遽衰败。

也就是说，在权利贫困化的同时，还发生着福利贫困化。

别再坐而论道地引经据典，别再言必称美利坚，别再拉大旗作虎皮。比潘晓讨论时不同的是，现如今已经没有了权威，消解神圣、戏弄尊严，解构信任，或者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在近来的中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吧。应该看到的是，只不过国内外还不都是如此？

无论是闲极无聊还是手忙脚乱，我念念不忘的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畅行无阻而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向往，那就是：我起诉中国。

六，结语

有人说，在现如今的语境下，中国的左派赞赏高福利，右派则鼓吹高自由。人们担心的是，如果中国左派指斥低福利，右派攻击低自由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实际上，在我看来，这种自由与福利双重低下的状况不可避免。这样，中国也才有资格成为全世界的物质以及文明的垃圾场或者世界飞地？

有人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功过是非总结、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纲之后沦为彻头彻尾的以钱为纲的路径进行描摹之后，把出路放在了和谐社会与公平公正上，似乎公平正义可以成为挽救危局的灵丹妙药。问题在于，公平公正本身是很难以实证量化的，国际上对此也一筹莫展。更困难的地方是，在习惯于政治口号或者干脆就是口号政治的体制里，所有这些都有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避免其成为又一个自欺欺人的口惠而实不至的把戏？

潘晓讨论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困惑更是不依不饶宁死不屈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是不是？

……………………

嘿嘿。

（官方）媒体圈儿流行一个词，叫做“媒体暴力”，说的是媒体利用权力侵害他人权利。

现如今，中国每况愈下，媒体自然未能幸免。我在媒体圈儿混了也是经年累月了，太知道江湖之险恶了。

我管理的那帮子电视记者，在办公室老老实实，言听计从，毕恭毕敬，嬉皮笑脸，我太知道他们几斤几两了；可一出了门，什么无冕之王，什么第四权力，就都来了，牛气冲天啊。

更不用说，洋鬼子在中国的媒体，则更是无法无天。实际上，近乎妇孺皆知的是，只要在涉外机构，或者外国在中国的机构，最坏的就是在那里的中国人。

此即话语霸权之恶果。

马丽珍们很看不顺眼的是，潘晓讨论时，还让作者看经过编辑的稿子，并经过作者的同意。现在，根本不理睬作者啦。

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之一吧。权力越来越集中而强大，权利则节节败退痛不欲生。

客观地说，潘晓讨论当中，我是个受害者；易言之，我是“媒体暴力”的直接牺牲品。从那场讨论之后，我就失去了正常人生活的资格。

有律师曾经建议，我应该去找中国青年杂志社打官司。我一笑了之。如果我真是个讼棍，或许会这么干。而如果我较真的话，对洛恪、叶德英、等等，都应该对簿公堂。只不过，我对中国的法律，没有任何信任。更何况，权力压迫权利，这有什么新鲜的？而且现在不是愈演愈烈了么？

后来，我自己进了媒体圈儿，更知道媒体杀人不眨眼的路数。只不过，比起别人来，我可能会更加注意，尽量避免媒体暴力导致的灾难发生。当然，对媒体暴力的存在，我无能为力。就如同对官僚体系的存在一样，连中南海都无可奈何。

所以嘛，别拿潘晓对我津津乐道。洗洗睡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