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首都经济报道》作为写作主体的原因

                   2006年9月24日

何必

2006年9月24日星期日，早晨爬起来打开邮箱，发现我所供职的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的稿件再一次没有发给我。

按照程序，该节目组负责网络的工作人员应该在节目播出当天晚上将节目文稿发给我、以及相关的网络（千龙网北京电视台财经节目中心网页、新浪网首都经济报道博客、节目自身的网站）、以及合作纸媒体。但我经常不能及时收到节目文稿，通常总是要到次日接近中午才能收到。而我每天几乎都是利用上午的时间来写那些胡言乱语，不可能为了写首经的节目而苦苦等待。特别是，在目前的体制下，节目组有时还会因为某些原因永远不发某一天的节目稿件（这倒不是故意，而是在当时指令暂且不发之后，就没人负责是否接续该项工作了）。

因此，我那些针对其他媒体内容的文字，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无法及时收到节目组的稿件。等到节目文字发到我的邮箱里时，我的稿子已经差不多都发出去了。

其实，工作日期间也经常有不能及时收到节目文稿的情况，而由于工作日期间我是在班上，拥有每个节目的最初文稿（那些在节目播出之前才赶出来的稿子不在此例），因此在收不到邮件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自己录入然后说三道四。可要是到了周末，我不在办公室，收不到邮件就真没辙了。

当然，没有采用首经内容作为写作题材也有另外的原因。该节目自从今年5月15日改版变成直播后，节目风格发生了变化：原来在录播时，演播室里主持人可以比较放松地发挥，如果出格了可以再来，直到合格为止，这里所谓出格与合格，指的当然是点评与宣传政策的距离，一切以政治为重；而到了直播，主持人只能是在原本上中下三个敏感度中取乎上中的层面上变化为为了节目安全起见取乎其下，挑拣最保险的话说，严重影响了节目的大众化程度。

同时，该节目将周末版切割开来做成了房地产和汽车两个板块，我在公开场合都表明了我的反对立场，这无异于一种自杀式的行为，将一个完整的节目割裂开来，破坏了其一周七天贯通的整体性，而汽车和房地产节目，在中国的电视界至今没有取得成功的先例。这一方面是因为电视作为大众化媒体自身的特性所致，无论是汽车还是房地产都是相对狭窄的受众人群，会严重限制节目收视愿望，将原有的受众驱赶掉；另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的宣传体制里，汽车和房地产专业节目不可避免地会广告化，沦为厂商和开发商的走狗。我原来所在央视二套时，与当时还苟延残喘的《互联时代》、《清风车影》、《中国房产报道》在一栋楼里混饭吃，太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了。现在这几个节目都在哪儿呢？死了。这种小快灵的节目都变换为软广告，成为所在领域中不同商家争风吃醋的对象，而其制片人更是面对商家白花花的银两口水满地，利令智昏之后当然就是寿终正寝。

（现在《对话》的制片人原先就是《中国房产报道》的文稿统筹，只是因为与当时栏目女制片人私交甚笃，而在该制片人升迁为部门副主任后得到提升，到了我当时所在《商务电视》任正制片人，并毫不留情地将《商务电视》快速埋葬后，确立了现在的《经济与法》这种在经济节目中将自己边缘化的货色，之后摇身一变到了《对话》，步王利芬之后尘，继续玩人的把戏去了。）

而首经周末节目，与当时央视此类节目如出一辙，到后来节目运行方式和走向也出奇的一致，在房地产领域开始关注装修等等，这些是2000年《中国房产报道》的人与我胡聊八扯时透露正在进行的套路。

这些内容显然很不适合我这种风格的写作。所以，期间也有过我从其他媒体上弄点子事端来胡说八道的情形。

而首经在新浪上的博客，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博客，而是由该节目专人把守的论坛，我自己都无权登陆该博客粘贴自己的文字，所写内容必须经过谭湘的审阅，认为没有问题了，才会放到那个博客上去。这个与首经直播同步开通的博客上，谭湘最初将我的板块命名为“老潘放屁”，我表示无所谓，但似乎也太过八卦了，于是才变成了现在的“老潘胡喷”。

奇怪的是，在首经博客上，骂我的人比起博克中国上来要多得多，甚至有人专门起名为“反感老潘胡喷”的网名来针对我每篇稿子进行批驳。我很怀疑是节目组里面的人，但我还是那个原则，就是在博客上只要对方不暴露真实身份，我决不会在网上进行任何回复，道理也简单，如果要交锋，就应该是公平的较量，而不是一场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的不对称角力。

应该说，首经2004年2月15日改版启用现在的两个主持人，当时我还在央视新闻频道做全国两会节目，通过现在我同样任节目策划的《城市》的制片人李峙冰的介绍，与首经制片人接触，3月份到该节目帮忙。不想这一帮就是至今已经两年半的光景。当年下半年，我就零零星星以该节目作为由头进行写作，到现在几乎绝大部分是以该节目为靶子。

更换了新的字幕机到现在，由于找不到我的名字，只能在片尾将“潘祎”弄成“潘一”。为此，我不知道是否该就爹妈给的名字被窜改而申冤。

今年元旦《城市》节目开播后，我曾经试图以其调查结果为题材，但到现在，该节目最终文稿还是没有形成收集制度，管理上依然有很大漏洞，与其焦急等待成稿，不如放弃。

而首经作为一档电视新闻节目，对于我的写作并不是很对路。电视新闻要求通俗化口语化，很多专业方面的内容不得不割舍，节目时长限制了内容的延展性。电视新闻的一个死结就是每个单体节目不能超过1.5分钟，如果超时会影响节奏和引发收视疲劳。如何在一个如此短暂的时长中进行铺陈凝练，就自然会出现掐头去尾忍痛割爱的情况。

米国人将电视观众称作是“沙发上的土豆”，说的是无论什么人，只要是在看电视之际，智力都像傻子一样。这就要求电视节目必须照顾到收视情绪与智力状态，不能好为人师，不能面面俱到，不能逻辑性太强侮辱受众收视习惯。

这样的新闻，信息密集度还不能太高，否则观众会由于高度兴奋而很快进入劳累状态而影响对节目的继续跟踪。（从这个意义上讲，首经在2007年将改为50分钟时长，我对此很不看好：怎么破除电视新闻节目中收视疲劳的临界点，就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和必须正面的节点。）

同时，电视新闻的通俗性，要求节目更多的只能是下里巴人的货色，东家长西家短婆婆妈妈蜚短流长五花八门，以猎奇为引力，以怪诞为目标，以惊人为手法，以刺激为宗旨。

这些素材，不太适合我的写作路数与视野。温铁军还能转发我的稿子时，通常都是那些取材于其他媒体上的宏大叙事。而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中国的批评、GDP增速严重超标、银监会针对国有银行发布禁令、国际贵金属价格飙升等等内容，该节目注定是不会涉及的。

而我之所以还更多以该节目为题材进行写作是因为，首先，该节目是迄今为止我电视工作中感觉相对顺畅的一个，自从2004年3月份与制片人面洽之后至今，对其印象与判断尚可，远没有出现以前我接触过的若干电视栏目供职没几天就出现负面感觉的情形。我在以前从事人力资源活动时就坚定不移地认为，找工作就是在找老板，是否能够碰到适合于自己的上司才是职业当中至关重要的。

其次，由于对该节目运作方式的熟悉，是可以通过如此写作来对节目进行二次传播。不少外地的媒体人也是因为看了我的稿子，有机会到北京来才有针对性地收看该节目，并因此而形成了具体印象的；而北京的人更是可以通过我的稿子看到节目的内容及其变迁，甚至可以形成媒体之间的互动和新闻资源的共享。

还有，虽然该节目鸡零狗碎，但对于我把握如此逼仄的信息而形成稿子的能力是个很有趣的尝试和历练。很多事情，大概如果冠冕堂皇地说是可以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从细微处也可以洞悉社会。

客观地说，该节目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非常紧要的关口，那就是如何确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如果将节目分解开来，从采编制播等方面看，无论是新闻来源方面、选题敏感性方面，还是记者采访能力、节目包装水平、编辑专业化程度，以及主播知识面覆盖范围和新闻基本立场的选取都等，都存在着不少的欠缺。2004年改版后，主持人幽默辛辣的脱稿演播室风格曾经让受众眼前一亮，但一方面这种方式很容易模仿，现如今诸多电视新闻节目都采用如此路数，使得首经的优势迅速化解；另一方面观众对于这种别开生面的主持方式有着很快的适应到老套的过程，于是就会出现所有电视节目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开始时关注谁在说，此后关注说什么，然后就是怎么说这种路径的选择。如果再加上自以为是并且逐渐向权力屈膝跪拜，节目自然会有着日益凶险的征程。

写首经，也是一种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