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卡查询收费表征改革落败

                               2006年5月19日

何必

18日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正式对外贴出公告，6月1日起银行卡跨行查询每笔收费3毛……（略。）

这条节目的后面，紧接着就是邱宝昌在演播室里接受主持人的现场采访，认为用户可以通过价格法的相关法条对银行甚至银联进行权利主张，追究银行和银联是否存在合谋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针对银联方面如此作为，媒体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讨伐。中国财经报以“行长百万年薪与收费锱铢必较”为题，对此进行了分析，突出了那些国有银行的头面人物拿着巨额的薪水，却与当局共同干着明火执仗抢钱的勾当，对比如城市贫民和农民等小额储蓄账户进行收费从而为贫富差距扩大推波助澜。网络上更是有以“跨行查询收费，银行卡进入吃钱时代”为题的评论，认为“从2002年起，各种名目的收费纷至沓来：跨行交易费、年费、帐户管理费、挂失费、小额帐户费、零钞清点费……，有关统计显示，从2003年6月至今，银行收费就增加了20多项，直到今天的跨行查询费。……这些收费的借口，无一例外都是“国际惯例”；这些收费的起初，无一例外遭到大家的强烈抗议； 这些收费的最终结果，都是在抗议中生效。”

其实，这些分析与议论，并不是什么新鲜内容，对于死皮赖脸的银行和银联，服务质量之差有目共睹，而巧立名目强取豪夺也是尽人皆知。

其实，对中国这些破烂银行，我倒是更愿意援引袁剑《金融改革的困局与赌注》中的说辞来映衬其堕落的地步。

在经过多年令人绝望的尝试之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实现海外上市，似乎已经成为中国银行改革剩下的最后选择。于是，在2004年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注资之后，中国国有银行开始争先恐后（甚至是相互践踏式）地抢搭海外上市的班车。其趋之若骛的狂热劲头，让人似曾相识，仿佛在上演另外一场“改革大跃进”。除了多次挫败所积淀而成的改革恐惧之外，中国金融当局之所以将海外上市当作中国金融的最后救赎之道，理由无非如下几端。一是所谓“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产品。”（中国的体制不鼓励“学”，对此，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以不屑的口吻说：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诚如公司治理的国际先驱卡德伯里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难并不在于建立那些诸如委员会之类的有形结构，而在于建构一种使这些有形结构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让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那种作为一种场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带来新的信用文化。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国有银行所有的不良资产中，由于银行内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资产仅占20%，而由于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多年以来的一个判断：中国国有银行坏帐如山的主要原因来自外部，来自于那个决定了中国国有银行行为的外部“改革场”。换言之，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不过是中国改革问题的一部分，是“改革坏帐”以数字形式在中国国有银行中的体现。从本质上讲，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实际上是各种权贵利益集团借改革之机盗窃国家信用的结果。企图凭银行一己之力，来解决这种仍然在不断积累的“改革坏帐”，显然是抓错了药方。而这种错谬，也恰好彰显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症结。……仔细辨析中国最新一轮的“引资改革“，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样一个隐含的前设，那就是：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这个不幸的“发现”虽然让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以开放促改革、促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家们的惯用权谋（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后，中国改革几乎患上了“开放依赖症”），中国最新一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继了这种品格。……国际资本通过超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看上去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赎买中国的技术官僚阶层，强化国有银行(到那时可能是外资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取在别处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垄断溢价。以跨国巨头的资本实力和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缺陷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垄断，可能比现有的金融垄断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压迫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国的本土金融服务业已经被彻底缴械并将在长时间内被边缘化。垄断，是任何资本都孜孜以求的，在这里，任何侥幸的假设都没有存身之地。……事实上，中国纳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一场博弈中就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对国有银行数以万亿计的注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择因此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的合谋。

这让我们看到或者想到什么？最直接的，就是中国内部改革动力的负增长状况已经持续了近20年。上一届政府在中国不遗余力加入WTO、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美国对那些米国人甚至到了“你们还想要什么？我（中国）能给的都给了”说辞的地步，就足以看出中国改革必须依靠外力推动这种匪夷所思并几近自杀性质的岌岌可危程度。为了推动本质上已经遭到广泛置疑并且将越来越多的国民陷入到水深火热当中的改革，放弃大量民族利益换取国际势力的帮助。

到现在，这种改革还在继续。高层坚持改革的决心似乎还坚挺着，并说今年又是个改革攻坚年，于是，改革就这么年复一年地被攻坚着，连张弛有度这种任何体系存续的基本原则都不顾了。而新一届政府亲政后，根本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被利益集团绑架成为要挟政府以及公共利益的砝码和牺牲品。于是，国民体会到的改革成果就是，基本品和公共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并且这种上涨的势头愈演愈烈和肆无忌惮。

拿银行来说，优质国有资产被低估而贱卖到国际资本市场，让洋人以廉价获得中国国民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而这些银行对内却虎视眈眈心黑手辣，竭尽全力展开着国民财富赤裸裸且恬不知耻的掠夺，连起码的社会舆论和企业责任都懒得理睬，彻底撕下了客户上帝用户导向之类的面纱，凶神恶煞地让所有储户血肉横飞。任凭他妈的什么“中国特色”和“与国际接轨”成为盗抢时的不二法宝，凭借这两板斧在谋财害命行径当中一往无前，让改革的进程排挤出越来越多的国民，直到改革彻底成为权贵、暴富者和精英的盘中餐乃至牟利手段。

所以嘛，老潘从来不用银行卡，并且在尽可能的范围里拒绝消费，目的就是懒得撮这份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