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阶层土崩瓦解让我们喜形于色

                       2007年12月6日

何必

继住房政策重心转向保障低收入人群之后，相关部门已开始研究中等及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住房问题，以免其陷于被“疏漏”的境地……（略。）

有关内地的房地产领域，我的确是胡说八道得太多啦。其中，不管是写字楼，还是住宅，抑或工业用地，以及农地，都专门讨论过。而在住宅当中，商品房、两限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等五花八门的类别，也分别被俺嬉笑怒骂过，并且认为，两限房实际上就是个怪物，本身就有着用政策性方式对高房价的首肯意味；而经济适用房原本就应该与廉租房合并，毕竟，经济适用房只能由政府回购的方式，就形成了强买强卖的非市场交易格局，凸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中国人曾经很看不起的越南，一直效仿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但从越南党的六大开始，其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让中国人大惊失色，而越南人则将其经济运行模式称作“社会主义走向的市场经济”）的真实内涵，即根本不存在平等的市场交易主体和环境，而今年山西省黑砖窑事件则更明白无误地告诉全世界，中国市场经济格局连个影子还没有，甭说什么资本主义，连封建主义阶段都还是朝思暮想的，奴隶制的存在才是人类进入21世纪的最大耻辱。

建设部原本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根据地，是官商勾结强取豪夺的大本营。中南海有关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所有政策，到了建设部就开始被消解和歪批，不管是9070政策、831大限，还是经济适用房准入资格，抑或抑制房价，等等，让人们看到，“中南海失灵”就是类似建设部等等北京的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王府”们的所作所为。汪光焘在北京市时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到了建设部，就更加肆无忌惮，屁股完全坐在了资本家一方。

这样，我们高度共识的是，官商勾结的结果，就是他们都成为神枪手，一枪消灭一个自以为是的所谓的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分子。用高房价，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房奴，一辈子为银行打工就成了全部生命的意义所在。

去年，我供职的电视调查类专题节目曾经就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状况进行过报道。实际上，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本身就是个含糊其辞的说法。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是按照收入，还是按照个人成就，抑或社会地位？这都有着太大的分歧。

于是，脑满肠肥的委府贪官污吏们干脆来个行政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就是按照收入来界定社会阶层。

但是，人们看到，正是各级当局，才是撕碎中国所谓中等收入群体的罪魁祸首。在中国所谓的中等收入群体里，除了极少数人通过到现在都不受任何控制和约束的权力腐败而“先富起来”并进入日益封闭而使得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情况趋向不可能的中国富人集团外，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都在新三座大山以及公共品供给严重匮乏（当然，也有人将此原因归咎于强势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无休无止地掠夺）对自身生存的逐渐加大的压力下，进入贫困群体的行列。也就是说，中国的所谓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分化并消失。改革开放取得了如此的辉煌成果，将一个被国际上称之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可以对社会存在与维系起到“稳压器”和起重机“配重铁”作用的中等收入阶层彻底干掉，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制造的一个奇迹。

从报道中看，建设部是因为接到了相关部门通知里面的要求，才要对中等收入群体住房问题进行研究的，是要落实温家宝在新加坡讲话精神才动手动脚的。这就是说，如果没有相关部门通知，如果没有温家宝在新加坡讲话，建设部笃定会继续好吃懒做无所作为。诺大的建设部，花着纳税人海量的钱，却一点儿人事儿都不干，原本是其职责当中当仁不让的事情，却还得有相关部门通知并要求；温家宝在国内讲话并不少，但却根本无人问津，甚至连讲话内容都被封锁或者进行着类似建设部对房价宏观调控那样的歪曲，所以不得不跑到新加坡来对国内事务进行发布，这也是一个奇观吧？并且，温家宝到新加坡大倒苦水，对类似财经五虎根本不拿他当回事儿不服从其指挥调度的状况发牢骚，以至于十七大之前社会上风传温家宝有意去职。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来，现如今委府已经成了一架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隆隆作响昂然前行的机器，并且通过逆向淘汰机制杜绝了产生王力雄所谓“超越者”的可能性。

按照收入将国民分作三六九等，然后再根据如此这般的等级划分来实施类似住房之类的社会保障，这种做法，早就被坊间指作是荒诞不经：一方面，通过救火队的方式，进行救急不救穷的拾遗补缺，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无法从根本上根除产生贫困的制度根源（当然，如果这么做的话，委府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就会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在技术上必然出现挂一漏万的情形，所谓木桶短板效应就会浮现。

自然，现在衙门的智慧，都用在了争权夺利上，对于社会事务，则表现出冥顽不灵甚至愚不可及。比如，按照收入来划分住房保障的最明显缺陷就是，这是因于个人收入水平而不是家庭经济状况来进行区分，这就会使如此基础上做出的任何制度供给，都会形成重个人轻家庭的性质。这种制度设计思路，与所谓小户型政策一样，都被我称之为消灭中国家庭那种“四世同堂”天伦之乐的规模、人为通过经济政策而挤压社会空间、将家庭最小化的倒行逆施。如此混账措施的一个最突出的违法乱纪之处就在于，在住房户型规定性上，抹杀或者颠覆了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

将中等收入及其以下的群体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和逻辑起点，来分析中国住房制度调整，这就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动态变迁因素，那就是收入并不是一个常量。

今年有幸在网络上结识、后来又得以在北京见面的上海王炼利大姐，给我发来了她针对十七大而撰写的分析文章。这篇文字，突出表现出她的文字风格以及扎实的让很多中国所谓经济学家无地自容的学术功底。我还是将她给我的全文抄录于此。不过，王炼利也许是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之故，行文当中经常使用黑体字以及不同的文字体系和字号，为了减少容量，除了其中的表格之外，其他的都采用纯文本格式。另外，还是老规矩，引用完毕后用加长省略号表示。

制造业报酬水平低的原因

和

提高制造业报酬水平的可行性

王鍊利

（何必注，略。）

引用完毕。

这种理论上的分析应该是不错的。

但问题是，这是可能的吗？

中国劳动者收入面临着全人类空前的压低，说穿了，就是竭泽而渔呗。

咱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却被资本主义国家还要无法无天地榨取劳动者的血汗。马克思说资本家如果有300%的利润就可以践踏人间的所有法律，可马老先生却不知道，在与时俱进的中国，为了哪怕区区5%的利润（数据显示，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背景下，东部地区普遍进入微利时代，利润率能够达到5%就很让人阿弥陀佛了），就能够践踏所有人间法律。不信？还别说什么富士康事件，光是看看咱们周边的小商小贩，为了几分钱的利润，就能够制造有毒食品，不惜以同胞的健康乃至生命作为自身盈利的交换条件，让咱们都生活得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王炼利分析说，因为共产党的存在，使得初次分配当中劳动者收入增加是可能的，但我的看法与之恰恰相反。具体的嘛，现如今意识形态控制非常严酷，不说也罢。省得一会儿我出门遭遇什么穷凶极恶的警察拦截甚或当头一棒。

人家口口声声说要增加财产性收入，结果呢？沪深两市套牢了上千万傻呵呵争先恐后忙不迭进入者的养命钱，而越来越多城市当中住得好好的人们，却被当局联合房地产开发商动用司法力量乃至黑恶势力赶出来，把房子扒了，号称是为了子虚乌有的“公共利益”，就让纳税人流离失所，借此形成房地产市场上的“有效需求”……

这些不是正在上演的事情吗？这些不是发生在咱们自己身上（比如，我的祖产就面临着被强制性拆迁的命运）、或者触手可及的身边吗？对此，咱们有能够指望什么样的权利救济呢？

（说句题外话，我前两天写的文字里，涉及到了李大同及其任上所发生的冰点事件。有人发来邮件，说不同意袁伟时的立场，因此对李大同们也就不值得同情。这种立场是非常危险的。我本人也对袁伟时的观点不敢苟同，但是我却坚定不移地认为，整肃冰点是个很恶劣的信号。可以不同意袁伟时，可以与之争论，但不可以封杀媒体。还是前两天我刚刚引用的西方洋鬼子那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如果说这种引用也是崇洋媚外的话，中国古人梅福告诫，“天下以言为戒者，最天下之大乱也”。因言获罪，让人闭嘴，这才是最应该让我们气急败坏的。由是，我们就会看到，当什么人遭遇到了不幸之际，习惯性地被周围视若无睹，甚至认为天经地义。而这，恰恰暗合了当局的精致设计，那就是消灭社会，用国家（实际上是委府）进行全方位的极权掌控。最可怕的是，当周围人遭难之际，还会被恶狠狠地扔下一句话：死不死啊你。）

我断定，王炼利期待的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者收入增加，只不过是个海市蜃楼般的美好幻想。

一个攻坚年持续了20多年的改革，实在是对攻坚定义的与时俱进了吧。让人忍俊不禁的是，1949年到1978年，时间为29年；而1978年到现在，也是29年，我们用了29年去改革前29年（还不用说其中包括了10年文革）的制度，而且到现在改革还处于没有目标没有确切路径的混沌状态，一朝天子一朝臣，对于改革的使命、方向、内涵、外延等等，取决于当届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这种改革的结局以及能够持续到猴年马月，可怕也是让人想起来都乐不可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