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现如今的真实社会角色表现

                             2007年9月21日

何必

三名冒充警察，以办案为名在全省多处抢劫的男子被该院判刑……（略。）

这是一起本审结的案件。被告人冒充警察，“走到哪儿抢到哪儿”（该新闻标题），多行不义必自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终于没有能够逃脱专政铁拳的打击，收到了法律的严惩。

作案人是假警察，这才是招人痛恨之处。如果不是假警察，就会没那么可恨，也会少了些由于冒充警察作案而遭遇的法律亲密接触。

这里说的如果不是假警察，无非是两种含义：第一，不是警察就不去冒充，绿林草莽顶天立地，即使作恶多端也不伪装身份。当然，这对于无恶不作者来说有多少约束力那就另当别论了。在全社会都众志成城击穿所有底线的背景下，指望着犯罪分子能够独善其身恪守犯罪领域的江湖规矩，恐怕只能为痴人说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大规模混乱动荡，将是一场惨不忍睹的情景，没有任何底线可以制约，礼崩乐坏将演绎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荒诞而匪夷所思的境况。这也是杞人忧天如老潘我者虽然看空唱衰但很是担忧那个时刻的来临的基本背景因素。

说如果不是假警察的第二种意思嘛，自然就是真的警察了。

昨天，我收到尹冬华（由于其文章署名，我也就不避讳了）（群）发给我的邮件；我也收到了其他人（群）发来的同样内容的邮件，应该是为了扩大影响面；后面，还有一封尹冬华专门给我的邮件。此人也是每天收到我垃圾文字骚扰的受害人，在选举与治理网担任编辑，曾经采用过我的一些文字。

尹冬华 <……@……>

2007年9月20日 23:03

请潘先生将此信转给更多朋友

先行为谢。

………………………………

邮件正文如下。

如此看守所，怎能与法治社会合拍？

 中青报刊载我的来信：http://zqb.cyol.com/content/2007-09/18/content_18986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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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

如此看守所，怎能与法治社会合拍？

2007-09-18

尹冬华

（何必注，略。）

《中国青年报》嘛，往远处说，27年前就与我有渊源了；近处则还是在李方、殷雪梅、童大焕时代采用我的言论比较多。后来，刘宪书担任编辑后，给我发过邮件，说我的稿子都很激烈，版面上采用困难，但还是希望我能够将稿子发到他主编的中青在线上。我曾经尝试登录过几次，实在太困难，也就作罢。而曹林担任编辑，我曾经请他为我出个证明，证实“何必”就是我“潘祎”，他满口应允，但至今也不曾兑现，也让人知道了信用的真切。当然，后来我写的文字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口无遮拦，报纸较少采用也无可厚非。

这些情况，后来我碰到卢跃刚、李大同（这二位也能每天收到我的文字，卢跃刚对我如此密集的写法形容为“恐怖”）时也说起过。没辙。如今世风日下嘛。

不过，尹冬华的文字能够见诸报端，至少说明这是被传统媒体认可的。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文字后，却心知肚明，如果我拿这样的题材写作，那么注定又是要被博客删除的。

为什么？毕竟，我不会简单地进行转发，而是要对此作进一步的加工整理，并且缘此胡说八道，没事找死。

而要知道，19日我写的有关向北京致哀、20日写的中国粮食价格上涨原因的文字，悉数被博客删除。如果接着那警察题材来写，那么就是连续三天都没有文字能够被恩准发布了。

自我审视，我写的内容、风格和力度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改变的就应该是博客网站准许发布的标准，换言之，对于博客文字的管控日益严格，凸显出管理者的四面楚歌做贼心虚。

尹冬华的文字中，语焉不详地以自始至终也不闻其详到具体省份县名而技术性称作他的老家的县看守所为目标，记述了他前往探视犯人的经历和感受。（我想，他所探视者应该是被判处拘役的，这样才能继续滞留看守所，而不去监狱。）他看到，看守所狱警是如何巧立名目从探视犯人的家属身上聚敛钱财的。

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实在让人想不通，这原本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嘛。就拿号称民主典范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来说，警察不也是时时刻刻想着花纳税人的钱因此不能浪费不？而且，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咱们实行的是三个代表，连科学发展观都要写进党章了，还指望其他的什么？没听见咱们的警察的全称是什么？人民警察。人民警察当然要归人民养活了，人民警察不让人民供养，还能指望国家财政不行？具体来说，铁路警察靠列车上下徇私枉法中饱私囊，交通警察靠道路交通罚款，治安警察靠管片索贿，刑事警察靠收取被害人上贡的办案经费，这看守所警察嘛，不吃你探视家属吃谁？如此泾渭分明的事情，还用得着去喋喋不休诉苦喊冤个什么劲儿？简直是无事生非小题大做。

更何况，应该说，官民关系的最直接对垒就是警察与民众的接触领域了，警民关系什么时候像现在这么和谐相处过？什么时候都能够看见警察叔叔笑吟吟的，从来没有凶神恶煞地对待过咱们吧。表现最好的当属山西黑砖窑里那些涉案的警察了，派出所副所长公然阻挠解救奴工，这还不是很光荣的极乐世界？

知道不？当今中国社会职业危险性最大的是什么？警察。人家成天到晚出生入死，而且粮饷又很是紧缺，让探视犯人者出点子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少见多怪！真让你看看高层的所作所为就知道这不过是不足挂齿的鸡毛蒜皮，（当然啦，高层的也注定不会让你看见的。）越是到了基层，财政越紧张，警察的经费越是可怜，有时候连发工资都困难，这种付出与得到的严重不对称，使得舆论为警察处境的尴尬有所抱怨。胡星斗给我发来了他的相关建议。

关于提高警察待遇、保障警察人身权利的建议

（何必注，略。）

呵呵。

胡星斗描述出了中国警察处境的危险和尴尬。

对于把警察当作一个特殊群体来解析，并且呼吁提高其待遇、特别是要设立特殊的权利救济法律制度，媒体上相关评论已经太多。事实上，两个现象都涉及到了木桶那块短板该如何界定的问题。按照职业危险性判断，第一位是警察，第二位是矿工，第三位是新闻记者。如果按照收入与付出对等原则，最应该考虑的恐怕远不是作为公务员（公务员是以高福利高社会保障作为背景因素）的警察，而是平均每天死掉13个人的矿工；至于新闻记者嘛，看看纸箱包子馅儿记者因为危害子虚乌有的商品荣誉罪而判处有期徒刑，就知道危险性的真实状况了。

其实，我倒是愿意援引另外的事例供映衬中国警察的形象。我在央视时的同事王未名从美国给我发来BBC的相关报道。

2007年03月2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37北京时间 19:37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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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周口恶性杀人案引发的思索

（何必注，略。）

顺便说一句，王未名给我发BBC的相关报道，经常被互联网所阻截，很多时候不得不绕道其他方式，才能收到。这种对互联网的管制，在全世界找去吧。

BBC所列举的这个事例，是国内媒体公开报道过的。而没有报道的呢？现在，警民关系最紧张的地方是哪儿？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为什么？浙江那个地方，公有制一向相对薄弱，市场经济成分比较活跃。如此，在委府、企业、家庭等社会组织形态之外，其他的社会组织风起云涌也就是大势所趋。如此，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社会权利诉求愈演愈烈，对政治形成了此起彼伏的压力。

中国一向压制任何社会组织的出现，即便连纯粹的经济组织也如是，（这两天媒体讨论中国个体户每年减少87万，国家工商总局厚颜无耻地说是因为个体户都转向了个体私营经济，坊间指出其说辞自欺欺人。但本质上，这与中国强委府弱民间的总体走向相关。）中国对于传销的严厉打击，实际上就是担心其组织化所蕴藏的类似被称之为邪教的什么功那样摇身一变就可以转化为政治风险，因此才有了准许直销并且严格限定层级和利润率，这在全世界也闻所未闻；经济性质的社会组织如此，遑论其他非经济成分的社会组织了。

最简单的，中国官民关系最紧张的是什么地方？是社区。其他地方都可以避犹不及，但社区却因为家庭所在地而无处可藏，必须与所谓公权力面对面。而到现在，即使在北京，新建居民小区里业主委员会成立比例才一成许。这种居民自治组织应该是为揽权卸责的委府所热望吧：委府既然不承担小区管理责任，那么就放权给居民自我管理吧？不行，居民自治很容易击活其政治理念和热情。因此，北京市建委不遗余力暗中阻挠业委会的成立。

于是，我们也就能够看到，当业主与开发商及其代言人的物业管理方面发生冲突时，警察都在干什么；我们更可以看到，当物业公司把拖欠物业管理费的业主告上法庭后，法院是如何出动法警当着惊恐万状的孩子的面把赤身裸体的家长强行扣押给予拘留的。

尹冬华说了他的个人经历，我也可以说说我的。同样的是，都为与人民警察打交道。

我之所以成为乌鸦嘴，一副地地道道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腔调，并不是从一生出来就是如此。我能够到今天，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挫折、惨败的洗礼而致。其中，人民警察带给我的荣幸，也让我没齿不忘。

今年是2007年，10年前的1997年，我还在婚姻状态当中。孩子出生还不到半年，没有房子住，只能蜗居在孩子妈妈所供职的北京中关村医院的集体宿舍。该医院分房的原则是分男不分女，分外地不分北京。于是，孩子妈妈被双重套牢，永无分房之日。而突然一天，医院命令我们必须搬出宿舍，否则将采取强制性措施。耗了些时日的一个初夏的早晨，医院里浩浩荡荡来了一大堆民工，以及一辆卡车，气势汹汹地冲我们而来，不由分说搬起我们的物件就走。最终，东西全部被清空，中间丢失的贵重物品当然也是根本没有地方讲理的。我当场找来的律师和记者，也没能够阻止这一切。我们的东西都去了哪儿？太平间旁边的一个小屋，那是个两间房子的建筑，一个是太平间，一个就是堆放我们物品的原本用作值守人的小屋。到现在，我还保留了当时拍摄下来的那些图片。

也许有人会问，你不是号称大侠嘛，为什么不组织他们这样做？对得好。我确实阻止了，甚至抄起家伙要保卫自己的财产。这时，却出现了来自中关村派出所的警车呼啸而来。要知道，中关村医院的头头脑脑们可是当地的地头蛇，手眼通天无恶不作。猜猜威风凛凛的警察到了我面前说什么？“东西搬不搬我们不管，如果你要胡来我们就收拾你！”

这中关村医院是什么地方？原来是中国科学院的医院；我孩子的妈妈是陈景润的主治医生，可以说，陈景润在世的最后时光，是她照顾的。（当然，我也有幸见到陈景润那个原本是个部队医院护士因为与其成婚而飞黄腾达成为医院领导、很久不去探视偶尔一次车水马龙前呼后拥部队战士的主儿，更看到她风光离去后，陈景润只剩下从家乡来的一个老年乡亲日夜看护陪伴照顾他度过弥留时光，借此也更深切获知世态炎凉。）被医院洗劫之后，只得愤然辞职。

其时，也有卫生部所属健康报、以及中国商报、金融时报和司法界等多方面人士介入，管个屁用。对于派出所的所作所为，谁能够定性究竟是什么？

这在哪儿？在中关村！

这在我的经历过的苦难当中，不过是冰山一角。

对于警察，可以说的事情太多了。

也是在北京，有曾经主掌过房地产开发的人介绍，在其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过程中，当地派出所管片警察没少介入其中，从拆迁开始，一直到最后，前前后后派出所得到了若干套新建的单元住宅楼房，而管片警察更是从中截留下来不止一套。可以计算一下，即使按照本世纪初期北京的房价，一套单元折算多少钱？一个管片警察就能够如此，还用说其他高阶警务人士？

任长霞是怎么死的？是其司机在高速公路上超速驾驶。警车可以横冲直撞可以违法行驶可以超速，这应该不足为奇吧。而中国警察的榜样，只能选取如此殉职者，喜乎悲乎？

现在，中国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警察所谓“选择性”执法，也就是说，看人下菜碟，实际上是看钱下菜碟。在中国市场化的进程中，即或连最为市场化歌功颂德的原教旨主义者，也还坚持像公共安全和防务是必须要由国家来负责。可现实情况却是，国家合法的暴力工具、司法力量的私有化趋势却愈演愈烈，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的最后屏障和防线的功能迅速消退衰亡，虽然名义上还叫做“公安”（就是公共安全）部门，实际上已经蜕变为权贵阶层的看家护院的家丁、和党同伐异的打手。

公权力的私有化，成就了警匪一家的欢快景象。而从警到匪的角色变迁，更是和谐社会的根本要义所在。从中我们看到了根本的鸿沟，就是党派的排他性与国家对于国民的兼容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使是仨代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说辞，也还是无法掩饰并不代表所有国民利益的基本取向。而当广大人民群众都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之际，警察与盗匪的同一化也就势在必行。

怎么办？

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