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好事者把铁道部告上法庭啦

                             2007年4月23日

何必

有一个乘客再次起诉铁老大，这次的原因是D字头列车的票价……（略。）

网上流传的笑话颇为有趣。

大清国皇家电视台《新闻联播》完整版

（何必注，略。）

又有人把铁老大给告啦。多么令人悲哀辛酸的事：现如今，怎么就有那么多的人闲的无聊，非得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要没事找事，跟人家铁道部过意不去，满怀着酸葡萄心理看着铁道部赚取就红眼病似的鸡蛋里挑骨头，找茬儿寻衅滋事，还真以为什么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是逗你玩儿。

这个消息怎么出来的？

上周，所在节目播出了北京市区西部也算是上风上水的百旺家苑34栋楼上千户几千居民喝有毒自来水的事件。我就此写了“谁也不敢确保自己的住房不是毒气室”的稿子，然后胡乱发一通。神交四年之久的《新京报》于平看过后，给我打电话，询问此事纸媒体是否报道过，如此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现在到了什么程度，等等。顺带，他邀请我周六参加评论部举办的一个研讨会，时间从上午到晚上。我答复说上午我有事（其实也就是有场羽毛球，但这是铁打不动的），下午会去。随后，于平将邀请函用邮件给我发过来。

2007年4月18日 15:41

于平传邀请信

《新京报》评论作品结集出版答谢及研讨会

（何必注，略。）

周六分别爽了之后，下午在议程规定时间之前溜达到宁夏饭店，但会议室里已经开始了。一个唾沫星子四溅的主儿正在慷慨陈辞，声调节节攀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

我在大本子上签到，看到了前面夏业良的名字，可举目寻摸没看到他的人影，八成是上午参会后已经走掉，如果见面，也会针对我日日的垃圾邮件有些谈资。

签字后我赶紧像个贼似的找个挨着门口的地方坐下。此前数次电话联系过但未曾谋面的曹保印走过来握手打招呼，笑吟吟的于平也过来，他们安排我到前排就座，其实我实在没有资格，可能是因为前排没有坐满。

报社人员给了我出版的书籍等。我向于平索要了与会者的名单。

《新京报》评论研讨会嘉宾名单

（何必注，略。）

对照着名单，看看现场座位前面的人名牌，也有没到的。要是见到曹林，我还得问他报社给我开证明确认“何必”是我的笔名之事。

我坐到了里唐钧附近，他冲着我笑，说“终于见面了。”其实，2000年鲍云帆邀请我给《北京青年报》做主题教育版面做主题词撰写时，曾经在团市委开会时见到过唐兄，只不过后来我将唐兄列在通讯录之后，他就只能不厌其烦地日复一日看我的牢骚文字。在场应该有些人是每天都要遭到我的垃圾邮件骚扰的。

与会者按照座位顺序轮流发言，可我到场时就大倒口水那主儿总是时不常打断他人的发言，阐述自己的看法。

将近16时，中间休息。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前来与我打招呼，自我介绍说他叫熊伟，我知道他也是接到我邮件的。他说太多了，他只能准备一个文件夹存放我的文字，否则邮箱会受不了。

接着发言，该轮到我了。那个口水教授还是没完没了抢人家话。新浪那个评论主编看着有些冒火，拿过麦克风重重地放到了我面前，麦克风发出砰的响声，似乎是向口水教授表示不满。可口水教授根本没注意，还是忘乎所以地滔滔不绝。我不得不很失风度和礼貌地打断他的发言：“抱歉，我不得不打断，因为会议主办方规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如果不遵守秩序，可以没有规则，那么会乱套的，势必会使得后面的发言者时间被占用”。口水教授不依不饶，“我再说最后一句……”在满场不屑甚至愤怒的眼光里继续着自己的信口雌黄。我真是纳闷，现如今这群人也腆着脸自封为公共知识分子，连像我这等社会最底层分子都知道要遵从公共秩序，可这些被媒体来不来就称作是“专家”的主儿不仅是在学校里误人子弟，到了这种场合还是唯恐丧失说话的机会，不惜占用他人发言时间，形成自己的话语霸权。

听《法制日报》阮占江发言时介绍，坐在他后面的熊伟已经缘于D字头“动车组”提速之事将铁道部告上法庭。我听到后随机坐到了熊伟旁边，问其究竟。然后与之相约，我会派记者找他就此进行采访。熊伟给了我他的名片。

熊伟

北京市新启蒙文化传播中心  主任

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  所长

新启蒙村民自治研究所      所长

他在名片上写了他博客的网址，可以从上面看到他的起诉书里的事实和理由。他说会议完毕后他要去香山饭店参加另一个研讨会，也有公益诉讼成员，问我是否愿意去。我知道一旦去了会很晚，公交车肯定收了，回家的出租车钱注定是没有的，所以还是免了吧。但我与他有约在前，如果再有类似的诉讼，一定提前告诉我，媒体会配合传播引起广泛关注。

会议完毕，到餐厅吃饭（我又可以省自己一顿啦，又实现了骗吃骗喝的梦想）。同桌还有新华社评论室徐兆荣、北大周小平、熊伟、央视新闻中心郑根岭、潇湘晨报杨耕身、新京报副总编（没交换名片，所以不知姓名）等一干人。席间，与熊伟讨论，看到他还是个乐观主义者，认为通过诉讼以及其他方式的参与，会推动民主法制进程，我则站在其对立面，认为无可救药。

当晚，我就给节目当班制片人打电话，告诉熊伟起诉一事，并告知他此时正在香山饭店开会，逐字逐句告知熊伟的联系方式和博客网址。

结果，节目就这么播出啦。

与这次提速正好是整整三年前的2004年4月18日，中国铁路经历了第五次提速。当时我写过“铁路提速中的嫌贫爱富”，其中介绍：如今铁路提速中，在有限的铁路客运资源中，把所有提速的“点对点”特快直达列车中只配备软卧和软座，而根本没有硬卧与硬座，而那些想乘坐硬卧或硬座人，只能还是到以前的普通车次里去，换句话说，火车提速对于不能消费软卧或软座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铁路提速并不是针对这些人的，而只是冲着那些具有软座和软卧消费能力者的；而能够享受软卧和软座者在所有铁路客运消费者当中又会占有多大比例呢？笔者就此询问了铁路客运方面，他们也没有具体数字,但只是说,所有车票都很紧张；按照通常情况,普通客运列车上的软卧与软座只占整列车厢总数的约1/10，比起硬卧硬座来，软座与软卧占据空间较大,如果安排太多的这类型车厢,势必会减少整列车上乘员数量。

现在怎么样？只要是有变动，就会形成对弱势群体的新的掠夺。这在当前的中国已经形成斩钉截铁的定律，无一例外。

安然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斯基林说，“历史上曾有过几次互动费用极大变化的情况。一个是铁路，然后是电话和电报。我们现在正经历着另一次变化。由于互联网，互动费用正在减少，当这些费用降低后，临时的组合性组织经济将击败旧的垂直综合性组织经济。”（转引自章铮主编『新经济：一场伟大的争吵』（吕学臣）西苑出版社第15页）此话当真？如果是，那也是在美国。到了中国人这里，就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铁路运价调整，关乎国计民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基本品价格变化也是由于中国特色当中的铁老大胡作非为所致。去年6月29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何必注，略。）

姑且不说同样作为垄断部门的电老虎在其中的肆无忌惮，只是看，铁老大在电煤价格形成当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

铁老大第六次提速，引起了各方的密切关注。雄起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并拜非典之缘的央视新闻频道，实在没什么可以直播的了，就针对这次提速事无巨细连篇累牍。看着那些出镜记者在现场漏洞百出的解说，真是为央视记者的素质而喝采；提速当天央视国际中文频道找了铁道部发言人和《中国新闻周刊》那个热爱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可却被业内认为能力很一般的总编进行现场访谈，完全站到了铁道部一边，认为票价并不是什么根本性的问题；而22日同一时段的同一节目里，还是这个总编，加上其他一些精英们，口口声声这次提速可以“扩大内需”，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起码的公正性，让如此人等霸占电视屏幕，将会给社会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实际上，这次提速不仅仅是在票价上进行了变动，从而使铁道部对外信誓旦旦为“不涨价”的承诺变成了欺世盗名的谎言，而且还挤占了其他路网资源，让D字头车组通行路段的其他列车不得不减少甚至取消，而熊伟的观察则是，其他的快车因此而延误了行程，在时刻表上就发生出在原有运行时间上再度延长的现象。

D车组的票价相当于其他客运列车软卧的价格，这本身就屏蔽了太多无法承受如此高价的旅客，使得所谓“动车组”成为豪华天价之旅，成就了铁老大加入日渐弥漫的奢华之风里起哄沾光之举；而为了开行这种列车，要将其他非提速列车车次或者时速进行变动，使得提速列车和非提速列车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与与时俱进的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的扩大遥相呼应，这实在让人唏嘘。

问题在于，在目前中国的交通状况里，铁路客运成为长途公共交通工具，因此具有着公共品的性质。用提速来占用公共资源，挤占其他列车的空间，在铁道部为所欲为的一意孤行当中，根本不顾公共利益，剥夺贫困人群对铁路公共服务的选择权，悍然取消非提速列车车次，延缓非提速列车的运行速度，使得此次铁路提速又一次成为以铁道部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将公共利益部门化的典范，在公共服务领域当中，继续着利益集团绑架国家要挟政府的把戏，在向权贵顶礼膜拜之际，放逐公共责任，并在此过程中使公共产品和服务沦落到边缘化贫困化垃圾化的地步。

与熊伟的立场不同的是，我不认为通过诉讼等方式就可以让诸如铁老大等利益集团有所收敛。其实，让熊伟来起诉铁道部本身，就可以看出中国司法体制当中公共利益代言人的缺位；而这种诉讼也更多的，也只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来临之前一次无关痛痒的走过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