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医疗药品零差率喜悦的疯狂

                              2007年2月7日

何必

市卫生部门在社区医疗机构推行的药品“零差率”销售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略。）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有人担心社区零差率售药后，会变成平价药房，对此，市卫生局回应，这样既能促进百姓享受零差率药品优惠，又能提高社区医生的医疗水平，增加居民与社区的交流。另外，也可以让大医院不再盲目发展普通门诊、改变以药养医的模式。

显然，这是个给北京市卫生局正在大张旗鼓进行的医疗改革捧臭脚的。

医生：“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我想给你开药方.”病人小声地提醒到：“医生，您不是把它放在我的胳肢窝里了吗？”

前不久有媒体找我，想让我就社区医疗问题专门写点子什么。我答复说，现在我每天要做两档日播电视节目，忙里偷闲写点子胡说八道的文字，都是随感即兴的狗屁玩意儿，所以没有时间专门为某家报刊撰写什么。好在对方也理解我的难处，从我的博客上选取了一篇与社区医疗相关的稿子用了。

以我这吹毛求疵的视角来看，北京市轰轰烈烈红红火火闹得惊天动地的社区医疗试点改革，无非还是自娱自乐的把戏。

媒体津津乐道于，北京市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却只字不提纳税人相应的痛苦），太有钱了，完全可以增加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不信就看看，海淀区开上了平价医院，而且开了一家（上地）都不过瘾，还开了第二家（羊坊店），计划还要在海淀区的西部开办第三家。

我实在惊叹于比如海淀区委府的雄心壮志和挥金如土。首家平价医院开张后，就有四川的孕妇千里迢迢专程赶到这里来生产，而平价医院为贫困人群服务的宗旨，也有着无法甄别本市与外地人口的刚性弊端，否则就会被指作对外来的类似农民工等人群有着歧视性准入条件的可能性；而如果不加区分地来者不拒，那么就会形成海淀区平价医院为全国贫困人群买单的尴尬状况，稍微有点子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就会看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平价医院的命数也就可想而知了。

海淀区有钱，委府为所欲为就让他们干去吧。反正海淀区的纳税人也不敢造反。

而北京市卫生局医疗改革的方向，却不是海淀区那种模式，而是东城区的这种社区医疗模式。采用药品零差率的方式，什么价钱进货就什么价钱出货，买进价和卖出价持平，这本身也算是制度创新了吧。

其实，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也很是令人困惑。政府为社区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运输、保管、销售等等环节全部买单，这种路数的天然缺陷就是社区医疗药品目录上的残缺不全，换言之，那些稍微昂贵点的药品就会被当局视若无睹，尽量削减社区医疗当中政府采购名单上的开支。

更重要的是，药品价格并不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权限里可以染指的，在药品流通领域，本身就是药监局的领地。因此，药品价格远不是医疗改革一个部门可以说了算的。这样，也给比如卫生部高强义愤填膺地指摘药品价格虚高是对患者生吞活剥的豪言壮语提供了责任背景，因为指责药监局所管辖的地界儿，并不会对卫生领域产生负面影响，更可以转移社会上对于医疗成为国民财富提款机强取豪夺行径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大背景的情况是价格违法愈演愈烈。去年8月7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何必注，略。）

现在，2006年全年的价格违法总体情况还没有公布，但从方方面面的信息看，价格违法状况愈演愈烈，并且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迅速加剧。就算不考虑房价和股市因素，CPI也突飞猛进到了2.9％的高位，让衙门忧心忡忡如果失控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社会反应。

而且，媒体也不失时机地揭露，日前南昌市委老干部局等四家单位联合调查显示，南昌市从2003年1月起运行离休干部医药费保障机制后，虚开乱报医药费泛滥，亏空巨大。截至2004年底，超支5000多万元。2004年1月～2005年6月底，南昌某中学郑某共开了美多巴627盒，如按正常剂量服用，可以每日不间断62.3年；他还开了拜糖平857盒，可以连续吃23.5年；一年半的时间，国家共为其支付医药费30.9万元。有人一年就诊438次，一天之内最多就诊5次；有人一年门诊费用超过21万元；有人一年内月均做10次X光检查；有男同志进行妇科分泌物检查，甚至有人在使用拜糖平等糖尿病治疗药物时，又大量使用葡萄糖药品。

在这种情况下，蠹虫无处不在而且丧心病狂，纳税人的钱就是如此被日益汹涌澎湃的“公共开支”所挥霍，相形之下，作为全国医疗改革试点的北京市社区医疗制度实验，就有了公共财政支持上的堪忧之处了。

更何况，中国的药品领域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黑洞。国家爱药监局局座被法办，端出这个药品最高行政管理部门一大堆贪官污吏，形成了窝案，局座本人更是把其公子等家人也都牵连进去，一起享受铁窗生涯。

《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2月载文，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药品生产企业66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1.3万多家，零售企业22万家，数量上占了全世界的4％。美国药品生产企业只有100家左右，批发企业只有70家。美国国家医药研究院的一项调研报告表明，中国药品生产能力有60％过剩。目前全球投入的新药研发费用占总销售收入的18％左右，而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科研开发投入的费用均不到销售收入的1％。

这是什么景象？那么多的药品生产企业，都在进行着陈旧或者同质产品的大批量制造；而那么多批发和零售企业，都在这个领域当中分得了各自的一杯羹，也因之必然提高药品流通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

如此，社区医疗机构所能够采购到的药品会是什么货色，也就不难知晓了。

问题还在于，卫生部门自身到底是什么破烂。媒体报道，据2006年全国卫生系统纪检监察暨纠风工作会议披露，2005年卫生系统共查处收受“红包”问题178件，处理违纪违规人员142人；查处医疗乱收费问题431件，涉及金额399万元人民币，处理违纪违规人员824人。从这组数据看，非医疗系统堪称中国“第一廉”。截至2001年底，中国共有286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399万元乱收费分摊下来，每个县才1000多块钱。这个查处结果是必然的。卫生部门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两种角色，检查由其督导，卫生部门是医院的主管部门，倘若查出来的问题成堆，等于证明卫生部门失职。当务之急是尽快将公立医院和其背后的利益主体彻底剥离开来。

北京市卫生局也曾经对其辖区里的医疗机构进行过类似的检查，结果全北京市才有4件医生收受红包事件，并大言不惭地宣称，医生收受红包不属于商业贿赂。

这个结果让全社会恨不得笑掉大牙，为北京市卫生局的恬不知耻感到无可奈何，更是为如此衙门主持着北京市医疗改革和咱们的生老病死的机关而感到脊背阵阵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