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二药”绝不会是最后和最严重的

                         2006年5月29日

何必

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被全国性紧急叫停……（略。）

老潘对出镜实在没有兴趣，对于是否成为公共人物甚至成为大众熟人不感兴趣，这倒不是因为我深深知晓被当作公共人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在一个浮躁功利无责的社会环境当中媒体暴力对于一个个体扼杀的惨无人道（以至于我曾经有过那些为了20多年前那段往事而不得不付出正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的慨叹），更多地还有私密忧虑。只不过，近来这种忧虑似有差池。可无论如何，连续三天在该节目中担任评论员角色，是笔者怎么着也感到为难的。可由于节目文稿还有欠缺，必须用演播室补足；同时，对于一个电视节目来说，演播室内容是个太好的松紧带，面对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用多用少都是很可以掌控的。

具体到这个题材，应该是当下全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一个笔者祖籍（宜兴）同省的泰兴（好像是袁岳的老家和发迹胜地）的不法分子，只赚取了区区7000元人民币，就弄得全国东西南北鸡飞狗跳草木皆兵，到现在光是广东已经夺去了9条人命。

北京现有这批次“齐二”注射液是从海南进货的，可见这些药从东北到海南，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谁能说无法无天在中国不是甚嚣尘上得让所有人胆战心惊？谁又能说如今的中国人已经到了为了区区蝇头小利而不惜杀人越货？放眼看，媒体几乎天天都是报道什么毒米面餐具调料食品玩具大气，让我们很有进入一个面面俱到彻头彻尾的毒气室之感，背后都是“不法分子”之所为，只字不提根本不提纳税人被强制性尽了义务、却根本无法得到安全的生存环境的问题，这种状况无论在政策还是法律上都只能由受害人自己扛着。

北京市在第一时间由政府牵头进行排查，在药品还未开封之际就幸运地封存。可这就值得我们庆幸了？

北京市的药品流通体系只不过是全国体系中间的一环，根本无法独立担当核查检验药品质量和安全的能力与职权。北京光是在公立医院中，就分为中央及国务院所属医院、北京市属医院、北京各区属医院、北京地区各高校医院、国务院各部委局办医院以及部队医院等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在药品采购和批发渠道管理上也是混乱不堪。4月上旬，该节目曾经报道，4月5日清晨，北京市药监局的执法人员突击检查了朝阳区妇幼保健院，在该院的检验科里，查抄到8种40多件可疑试剂，其中4种试剂为“三无”试剂。

4月4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何必注，略。）

可看来看去，却还是见不到什么人能够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如果政府监管方面出现漏洞，政府相关部门该当何罪，还有该如何对受害人进行国家赔偿。听着国家药监局改制说得天花乱坠，但核心问题却没有得到触及。

这些当然让我们想起，2005年6月底，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被免职，十天后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案发。日前，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和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又被调查。医药和医疗器械要进入市场必须得到行政许可。在药品审批过程中，药监部门存在相当大的“灰色地带”可供操作。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国家规定企业对新药拥有自主定价权，因此众多药企竞相申报新药，通过“包装”翻新等手法，变相涨价。“这其中有很多不规范操作，重复报批的现象非常严重。”药监局内部人士表示。

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PDA）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涉嫌受贿案发后，与之有相关联系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多名官员也因涉嫌经济犯罪，春节前被北京西城区检查机关刑事拘留。今年1月12日，西城检察院以谈话的名义，将曹文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司长、中国药学会秘书长）、卢爱英（药品注册司助理巡视员、注册司化药处原处长）、王国荣（国家药典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原副所长）等数位司局级干部以及3位药品注册司的处级干部叫到场外，并带回检察院进行调查。由于案件正在侦办之中，包括受贿数额等在内的具体案情尚不知晓。

所以嘛，大概我们可以设想，现在在位的官员只不过是还没有东窗事发而已，在全民腐败的社会氛围里，在一个各种禁止规定形同虚设因而鼓励盗匪、却对受害人救济手段匮乏到了令人发指地步的社会里，齐二药事件绝不会是最后的和最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