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移民背负着的不公平

                                   2004年6月28日

何必

今年山东省高考缺考人数为10248人，比去年增加685人……（略。）

其实，所谓“高考移民”现象，是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一直就存在着的。笔者作为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试者，还是高中生的我在课堂里就有从外地来北京复习的学生，只不过，那时只能是异地学习，还不能在异地参加考试。那时，中学读完了几乎全部的出路就是到北京郊区插队务农，混几年后回到城里找个什么工厂当个工人就是一辈子最好的结局。而改革开放带来的高考成为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逃避上山下乡的唯一选择。为此，参加高考成为不少人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场筹码异乎寻常之大的赌博，而在其中，地区间教学水平、师资力量、学习环境与氛围的差异造成了学生为了谋求一个好点的出路，跑到比较有名的中学，而那时还没有什么重点与非重大高中之分，文革把所有中学水平拉得差不多，只是像师大附中等还残留着一些老教师成了香饽饽，被我们这样对高考完全处于懵懂状态的傻乎乎们趋之若骛顶礼膜拜。

往后，高考越来越成为决定人一生首当其冲的重要战役，如果不能考取大学就意味着永世不得翻身，一辈子就得甘居人下抬不起头。于是，就出现了千军万马挤高考这座独木桥的壮观景象，独生子女的宝贵使得家长为了孩子能够上大学不惜倾家荡产，为了孩子能够考取而东奔西走，甚至为了那一纸录取通知书背井离乡阖家迁徙，并由此形成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独特移民现象。的确很中国。

据说，如今这高考移民有两种方向，一是往北京、上海等录取人数多分数底的地区，而考虑到大城市排外歧视、以及生活费用太高，往往不会成为高考移民们的首选；二是老少边穷的西部地区，那里有着政策的倾斜，高考人数不像东部地区这么密密麻麻，录取分数往往也很低，而那里低廉的生活开支与水平较差的教学质量，使得很多东中部考生到那里如鱼得水独占鳌头，自然就对外地考生非常具有诱惑力。

1998年，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先生提出高考扩招，对于当时低迷的经济里依靠教育启动消费实在是不少人求之不得的创举，也自然而然正中其下怀。从那时起，高考录取比例节节攀升，逐渐超过了50％，这让笔者在4％录取比例年代里脱颖而出者们唏嘘不已。

不过，从山东今年高考录取比例不及去年、以及北京前一段时间有人声称要高校停止扩招的现象中，还是可以体会到形势并不是那么乐观。

想来，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只是针对小学与初中阶段；虽然这种9年义务教育制度已经实施了几十年，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却没见把义务教育期限予以延长的迹象，反而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开销越来越大。而高等教育早已不是义务教育的范围，自然就要靠竞争来决定尚且稀缺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究竟能够花落谁家。相比起国际上很多国家将大学教育也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来，我们倒是很坚定不移地固守高等教育有偿化的立场。

不仅如此，在高考录取标准上更是全国五花八门乱七八糟，开篇报道中一个省内就能够出现18种不同的录取标准，这也实在是太让人叹为观止了；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校云集，录取人数多，分数线比起东部很多地方都要低。

对此，人们的质疑不绝于耳，教育部有关人士也在媒体上就此进行过解释，中心意思是说这也是无奈之举，并且在可见的未来不会取消这种录取分数线差别化的做法，只能尽量公平。

但是，在录取分数线方面就开始存在差异，这种起点上就已经存在的不公平，无论如何也不会形成过程与结果上的公平。教育部有关“无奈”的说辞，在千军万马为了赢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而大规模迁徙到人生地不熟的异地他乡、考生及其家长为了谋取求学机会而投机取巧到机会相对充裕的地方参考并形成对所在地考生机会的剥夺所导致的不公平、这种投机取巧对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大规模迁徙所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等背景里，就显得很苍白无力；而在分数线长年累月不统一的情况下，更显示出行政不作为的痕迹。

高考录取分数线没有统一标准，侵害了所有（包括借此谋利和因此失利的）学生公平参与竞争的权利，造成了社会资源无谓流失、国民财产与精力的无端消耗、社会心理偏执于嫌贫爱富，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地区之间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势头；而说到底，分数线不统一实质上就是等级森严观念在该领域的表现与延续，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权的异样解析与等级化对待，有违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对于社会公平氛围的营造与维系有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