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劳动法》的名义

                                       2004年6月21日

何必

但南京市有关部门近日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该市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间达9.3小时……（略。）

南京的民工打工过程中出现了这种情况，被媒体披露出来，成为了新闻。但是，在全国各地随便什么地方，只要有民工，就会有这种现象的存在与蔓延。就在我们身边的北京，民工超时打工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人们对此已经熟视无睹不拿这事当作什么新鲜话题来谈了，看着蓬头垢面脏兮兮西服袖口上贴着服装商标、歪歪扭扭的领带后面的白衬衫领子处已经黑得发亮、上了公共汽车就抢座位、在马路上行走时歪戴着安全帽并排数人横冲直撞的民工们，很多城里人都投以鄙夷厌恶的目光与神情。时不常就能听到路人议论，如果没有了民工，社会治安状况就会好得多，公共汽车也不会这么挤，地下通道和过街天桥就不会这么脏，每年春节火车就不会那么难买车票……彷佛民工成了城市的垃圾。如此人等，反正在城里呆着也是生事，不如多让他们干点活，也能多挣点钱，同时还能给城市管理少添点麻烦。

可是，现在人们却习惯了民工所带来的便捷与舒适。如果没有了民工，人们还会回到排队卖菜的时代，没有人去做保洁、保安、快递、餐馆服务员、搬运工、保姆……，每逢民工返乡季节，很多城里人都会为农贸市场以及餐馆的关门而感到不适甚至失落。

而且，民工在城市里的存在也还起到着平抑当地人工成本的作用。正是由于民工的大量存在，才使得很多城里人不屑一顾的粗重活计被社会分工到了民工身手当中，而民工对于收入的预期更多地只是比在家乡务农多挣点就可以，这就大大地把城市整体劳动报酬水平向下拉了很多，形成了工资总额增长缓慢，满足了我国某著名软件公司掌门人针对外企在劳动力市场上哄抬物价造成劳动力价格趋升而喋喋不休地抱怨之情，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乃至维持了中国劳动力质优价廉的国际竞争优势。

城里人就是城里人，与民工有着本质的区别。这还不单纯是习惯中被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极个别者”或者“少数人”的观念。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撰文指出，《劳动法》存在不少明显的不足，表现在：大部分农业劳动者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而这种状态必定会形成大面积的身份歧视现象，固化城乡二元结构，《劳动法》对于就业的意义没有予以充分的强调，对于“免费就业服务权”以及“就业保障权”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对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也没有予以足够的强调，等等。

这就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作为已经颁行了10年的我国唯一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竟然将占总人口2/3的农村劳动力排除在外！《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而其中，连人们越来越熟悉的“小时工”都不在该法调整范围之列，更不用说广大农民了。

这样的情状里，民工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被排斥的意味，处于身份边缘化的状态。如果在城市里能够找到工作就凑合呆着，由于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城里人甚至大学生就业都有困难，更不用说民工们了；而当城市里无所事事，那么或者就在城市之间流动，有些人甚至变成了流窜，从而使连续十几年的刑事犯罪高峰持续坚挺不得回落，或者就打道回府安土重迁，再度脸朝黄土背朝天，只能与不仅是生产与生活资料、而且更多地承担着社会保障作用的土地亲密无间。

如此状况里的民工就成为地地道道的不伦不类，为城市做出了巨大而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却不能背城市接纳，总是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城里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没有任何干系，他们只能处于为城里人服务的层面，不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

而从遍及大江南北的民工超时劳动现象里，则却给了我们另外的含义。按照开篇报道里所叙述的情形，民工每天要工作9.3个小时，每周要工作6.3天。如果按照现行《劳动法》的规定，那么民工每天多干了1.3个小时，6.3天就多出8.19个小时，更不用说这里面提及的有每天要干11个多小时的现象；而《劳动法》规定5天工作制，多出了1.3天；而按照报道内容，给付超时劳动报酬也并没有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也不说还有不少雇佣方根本不付超时工资。这样算下来，假如民工只干法定工作时间里的工作，那么每周应该工作40小时，但现在却是58.59小时，比法定工作时间多出了近一半。如果雇佣方真是给付法定超时工作报酬，即使是按照150％，也相当于另外雇佣一个民工。这样，超市劳动在无形当中排挤掉了另一个民工的工作机会，这应该是笔不难计算的帐。

我们可以读出几乎全民性的对于法律的漠视、嘲讽与戏弄，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被为数众多的调整对象我行我素地置之不理。而当人们轻而易举地突破行为底线时，所带来的恶果并不只是民工去品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