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偿征集母婴平安行动推广方案探察社会环境状况

                    2004年4月

何必

4月9日《北京晨报》有消息称，日前，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媒体向社会征集“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品牌推广方案”。

据卫生部统计：2002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43.2/10万，婴儿死亡率为29.2‰，而我国西部有许多省份的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却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每年因此而导致家庭破碎并返贫的约60万户、300万人。生命因贫困而脆弱，生命因贫困而凋零。“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旨在通过建立健全项目区的妇幼保健体系，提高当地妇幼保健机构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并为贫困孕产妇减免医疗费用等措施，使项目区的贫困孕产妇能够享受高质量的产前检查和接生等卫生保健服务，使产妇平安分娩。目前该项目征集推广方案的内容包括：项目推广方案、项目专用语、主题卡通造型、主题图片。由于“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是慈善公益性项目，要求所有参加本次征集活动的参与者所提供的被征集作品将作为对母婴项目的无偿捐赠。

当下，“无偿”二字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是用得太少的词汇了，以致于能够与这两个字挂上钩的，显得非常奢侈而甚至有些不近风情。

社会中，政府目前正在从全能强势得无所不能包办一切的管理型逐渐转向有限责任的服务型；而从凯恩斯时代后，人们就总是在口头上挂着那么一个让人感到泄气的概念：“市场失灵”，在诸如国防、公共事业等很多领域，完全依托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包打天下早就是痴心妄想。于是，一方面政府逐渐在退出一些领域，智能更加专注于社会公平与安全；另一方面市场及作为其重要主体的企业在为社会创造财富时，还是以那合法的惟利是图支撑着自身的全部架构，并对于非市场领域则采取拒绝排斥乃至势不两立的姿态。这时，公权的弱化与原本就存在的市场的有限性之间就留下了一个日益扩大的空白或者说虚空地带。从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到社会福利，这种既非市场交易范畴又不能完全依靠纳税形成的公共财政资源所能涵盖的区域，虽然貌似具有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属性，但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不是单纯依靠政府就能够解决，这一点，从目前全国城市人口中仅有1/4（也就是说，全国总人口的约1/13）的人能够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而中国目前贫困人口达到几千万的水平的状况上，就可以反映出些许。同时，企业都还在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在道德环境质量较为恶劣的背景当中，企业道德与信用水平也不尽人意，各式各样的企业霸权乃至企业腐败现象此起彼伏标新立异。如此，就形成了不少社会事务政府管不了，而企业又不管的尴尬局面。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市场体系经过长时间发育壮大，培育出了比较顺畅的市场运行规则和社会管理模式。有限政府与社会企业，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但即使如此，还是不可忽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那就是被现在炒得挺热但在我国却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起色的NGO（非政府组织）。当然，我国之所以会如此，其中有不少政治方面的原因，在此不赘。

只是如今，这扶贫基金会跳将出来，向社会公开以“无偿”的诱饵试图征集到“母婴平安120行动”的品牌推广方案，这倒是个很让人觉得有些耸人听闻的事情。

1998年三江洪水发难的当口，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灾区重建，男女老少纷纷慷慨解囊自掏腰包，为灾区落难人民略尽绵薄，媒体也为此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一时间，向灾区捐款捐物蔚然时尚。不想，没几天，就出现了堤坝上的豆腐渣工程、用募捐来的钱财增加的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等等，刻薄着风气，嘲弄着良知，诋毁了国人朴素的情感，荡涤了人间的亲情。面对形形色色的虚假，人们不再轻信，同情心也在麻木僵化。于是，有些出资群体索性干出了自己把物资亲自送到灾区难民手中这样的事，而这从社会运行效率方面看，无疑是社会资源的浪费，或者把其看作是信用成本走高也未尝不可。要知道，在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精细的如今，依靠专业的救灾组织来赈灾扶贫是市场经济的不二选择。而此时，我们却要由捐助者亲自递交到接受者手中，看似略去了中间环节，却是对社会信用机制的责难。

在这样的环境中，扶贫基金会向社会征集推广方案的举措本身就很值得关注。这倒不是由于这种征集本身具有多么大的创造性，而是更有兴致于它会获得什么样的结局。在企业以效益为首当其冲追求目标的情况下，社会公益事业究竟能够取得企业这些市场宠儿们什么样的眼色、态度乃至对待，自然会引起各方广泛的兴趣和期待；特别是，当我们的社会对于乐善好施者尚未有明确的社会与经济评价体制时，会有那些企业能够挺身而出不顾环境与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或掣肘，悍然以企业的社会责任心来应对这种无偿，并调动企业资源来做这么个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在讲求即时回报的现实中的确也当属不可思议的事业。

其实，我更愿意把扶贫基金会这次征集母婴平安活动项目的品牌推广方案的过程与结果，看作是对于当下我们社会公共情感资源的一次测试和检验。非政府组织发起的这种活动，并不会给企业带来什么拿自身资源与公共权力进行交换而获取的实惠，也远不能找到什么政策优惠或司法特区；“无偿”贡献作品则更是用明确得近乎直白的方式，试探着企业及其人员的同情心与责任感，并用征集活动的结果昭示着改革开放26年后中国大地的公共环境质量。到底什么还能“无偿”？而唯其如此，更能考验我们的社会还留下些什么。

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