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观感之三陪读的烦恼岂鸡烦不胜烦不过是开始展现今生今世大谬不已

2022年12月2日

何必

导……（略）

图文并茂。

（何必注，略。）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洋鬼子媒体刁民网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以下系俺的一家之言，系对系错任凭列位玩笑一把。

今儿个的天儿，雨。天气预报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1℃，最低气温6℃。

今儿个的Odysee

标题：江泽民死讯引发鸡一嘴鸭一嘴（1106）

提要：江蛤蟆死翘翘恰逢域内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朝廷大张旗鼓渲染蛤蟆之死试图转移视线，西方媒体则翘首以待蛤蟆之死能够像1989年胡耀邦之死引发六四，蛤蟆成为政治化符号和载体。Twitter：@panyi002   打赏paypal：[email protected]    欢迎分享、点赞、订阅、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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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观感瞎凑合。

挪威观感之三：陪读的烦恼

月票没有了，不能跑出去到处逛了，只能每天呆在屋子里望着外面的天了。

这里的天气真是变幻莫测，一会晴一会阴的。往往一天之内，要发生好几次变化，不像北京，能晴上好几天或连续下上好几天。这里的雪也是，来得快去的也快，一阵风过来，大雪劈天盖地到处银装素裹，转眼间，又雪滞风消一派祥和，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很挪威，是不是很西方，是不是很福利，是不是很资本主义。

奥斯陆虽然是个港口城市，有很多的海洋性气候特征，并且，这里也有很多的降水量，其降水充沛程度大概不低于中国的南方，但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到这里来还是感觉非常干燥，嘴唇上爆皮，每天洗澡后一会就浑身发痒，我的腿上特别是踝部让我自己挠得总是遍布疤痕。在这里，每天要不喝上十几杯水，就会口干舌燥。好在这里的自来水龙头打开，24小时都有凉水和热水，放开凉水一会，接了水就可以直接饮用（据说，今年上海召开APEC会议，动用了很多的财力，但最终，上海五星级酒店里也只有少数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天天靠自来水维持着在挪威的日常生活。本来，我就让人看上去像个老头似的，老么喀叉眼的，再让挪威的气候给弄得脸跟块橘子皮似的，那还不耽误了我的许多好事？

不知道是由于蔬菜水果少，还是活动量小，抑或是水土不服，再不然，就是胃亏酒肉和久违饭馆之撮酒肆饕餮红油白脑残羹剩饭，我自从到这里就开始大便干燥，至今依然，想念此举就要捶胸顿足憋够了吃奶的劲道也未见得有什么令人振爽之感；而且说起来不怕让人反胃，每次大便完了就像女人来月经似的，满盆都是鲜红的血，可见干燥之甚。不知此状终于胡底？若旷日持久下去，后门还不积累出病变来？挪威和俺的肛门过不去，非得堵住在华夏很盛行的后门之便，岂不也让人暴跳如雷肝肠寸断？

在国内，我就长期地咳嗽，而且越到晚上越厉害，大概是咽炎之类的，（我怀疑是我22年前在颈部留下的那个硬伤的疮疤作怪，那会不会导致别的什么症状出来也很难说。）在这里，这咳嗽也越来越严重，每到夜里，总是咳得连气都喘不上来。要说，这里应该是比较干净的，空气中的粉尘和细菌较少，挪威之旅应该把我的咳嗽弄得好些，让我也能以雄厚的底蕴发出稚嫩的呼唤声，可未成想，依旧依旧。

再有，就是到这里来后，我的右上方的牙曾经疼得厉害，被国内到这里来学牙医的给捣鼓了几下，说是5号牙出了问题，牙神经已经死掉了。现在那牙从中间劈开了，依然无法对齿，总想着把那活动了的废牙多加摆布弄下来一了百了，可又怵于万一弄出毛病来，在这里看医生可是甚感囊中羞涩，不到万不得以，是不敢劳其大驾的。在最适于旅居之地，把我好端端的一口牙要给废了？

……………………

在这里，中国人出问题的好像不只是那些留学生，他们的家属也是同样面临着很大的窘境。

有一个奥斯陆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费了很大劲才从国内把其老婆弄到了奥斯陆来，让她在克林朔他的住所住下了，后来又为此多花了一倍的钱搬到了宽敞的家庭间，每天有吃有喝，平时让别的留学生下课了就到他家里去玩耍，却没有对她从事进一步的安置，而是自己忙自己的事，日复一日地庸庸碌碌于自己的学习、对未来的设计和自以为是的家庭生活，除了上课还得有别的活动，并且这里是不太希望什么活动总是带着家属的，就算是他回到家，也得看书写字，能与她交谈亲热的时候并不多；她呢？语言不通，无法到处溜达，没事可做，只能呆在家里，看电视又没有中文节目，只是看画面，那里面的内容和情节肯定都是一窍不通，并且，总是看一些让自己什么也听不懂的的哩嘟噜唠叨着不知道是些什么玩艺的电视，是会逐渐打消掉对电视的热情的。

慢慢地，他发现她越来越封闭，不愿意与人接触，不愿意说话，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走动。别人到他家作客，她也不愿意见人，到最后，甚至发展到一旦有客人来，她就呆在卧室里闭门不出，成天到晚躺在床上，不与任何人往来；就算是有人到她家作客吃饭包饺子（这里最能体现中国人氛围和人情的就是请人到自己家包并吃饺子，大家一块干，和和气气团团圆圆；而这里的商店里又没有饺子可卖――不知这是否为某种商机），她也照躺不误不出卧室，客人进屋与之寒喧并强行拉起来玩牌，过不了5分钟，她又找借口回到那张利用率很高的卧榻之上。这成了这里中国人圈子里的一大谈资和把柄，人们都在不时谈论着这件事，觉得她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他则每碰到一个要回国的人，就不厌其烦地请求对方把自己的老婆带回去，这也成了一大笑谈。

不用说，以他老婆在国内一个政府部门的办事员的身份，在国内呆着应该是挺好的，铁饭碗，衣食无忧，享受着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尽管可能是非常不合理但对于其个人来说却是很舒适而优越的待遇，平时还有那么多的姐妹们可以供东家长西家短，有娘家有婆家，有电影院饭馆酒吧夜市。电视里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节目比比皆是，就算满是谎言，耐着性子当成普通话培训，总不致于像这里静得能听见耗子的放屁声。

可到了这里，却由于各种原因，却导致了这种不忍目睹状况的发生和存续。

那么，这种自我封闭，在如今的情况下，该称之为什么呢？也许，叫作奥斯陆忧郁症？或者，是陪读综合症？抑或，属于留学缺失症？再不然，称之为非性生活压抑症？不管是什么，这种状况大概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的。而且，这也应该算是中国人的笑话，是给这里、以及其他中国人脸上的一记大耳刮子。

……………………

今天，是我到挪威奥斯陆整整两个月的纪念日。

这两个月，我干了些什么呢？有了些什么变化呢？好像屁也没干，除了写点子酸不溜秋的观感而外，别的事都已经距离我很远了。

与国内的关系，除了个别的还有些联系外，其他的都很自然地疏远了。如此说来，用出国来清理自己的关系，倒是件不错的事。不过，我好像用不着这种手段了整合自己的关系资源。以我的个性，倒是不需要害怕什么人的纠缠或没完没了。

那个已经死掉的牙还附着在牙床上，还没有进一步的动静；大便依然干燥，依然便鲜血；身上依然干燥，踝关节处还是伤痕累累；室外依然阴沉湿度大，而我依然是干燥得要命，必须得补充若干的水分。

还是喝不到酒，抽烟还是一天只有两只左右；吃饭也只是凑合，面包、牛奶、奶酪、果酱、乱炖……

没有了月票，更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有时，一天也不到户外一次。

什么时候回去呢？这在我已经成了日益迫切要考虑的问题。原来所设想的那些，到目前看来绝大多数都不能兑现，与所期盼的截然不同，几乎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本来，觉得国内已经是人人自危一片恐怖了，但是，相比起在这里的无所事事和前途的杳渺不定，国内也许并不比在这里苟且偷生要差多少。

回去怎么办呢？住房没有了，家具没有了，柴米油盐没有了，衣食住行也都没有了，被毁掉了；工作呢？还得重新找，也是件麻烦事。

出国，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件什么好事；相反，却成了我自毁前程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我来说，这一辈子就没有消停过；今后，依然不得消停。

而写观感，所能占有的素材也越来越少。黔驴技穷。

这里还有个家属，是前不久刚从北京来的学牙医的，他夫人在这里学牙医。他们都是东北人，但却不像那歌里所唱的，都是活雷锋。

他刚一到这里，就嚷嚷着要回国，说这里实在没有意思。他夫人逢人便请人到其住处去玩，给他解闷。但这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事奔波着，没有实在的空闲，是不会去干这种东北人学雷锋的事的；就算是我这样闲极无聊的人，出于自尊，也不愿意凑那个热闹。

据说，他如果学挪威语并获得通过，是可以在这里行医的；他夫人已经为他联系好了，可以在这里继续读牙医（那夫人与其导师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他在北京是某医院的大夫，待遇和条件都很不错，把这里的劳作当成了额外的负担。

当然，这都是从他们以及周围的好事者嘴里听到的，真实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他一来就是长期签证，没呆两天，就去送报。上个星期，又获准到他夫人的实验室里做试验。这是否意味着他已经利用其牙医的身份为自己谋求了他人无法比拟的谋生机会？在他们夫妻放出的烟幕弹里，谁也无法说清楚。当然，这烟幕弹是防中国同胞捣乱所必须的。

他夫人很用功地为他补习英语，并制造说英语的环境。据说，他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

从这里的留学生家属的状况上，也可以看到满有意思的情形。

有一个在这里学文学研究易卜生的，说是研究成果很不错，上了挪威报纸的头版，很是自鸣得意，被北大还是清华已经高薪聘为教师，2002年8月份就该回国了。他夫人已经来了些时日，在这里读了个什么学位（大概是硕士），完了以后就在这里陪读闲着。他们有一个今年6岁的女儿，在这里上小学。他们注定是对国内计划生育政策非常痛恨，利用回国前的间歇，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些天，那女人在月子里。她对我说，新生儿能在取得这里的国籍更好，如果取不了，让中国驻这里的大使馆出个护照，到了国内也照样上户口。于是，利用留学而在家庭内部废除独生子女制度，是条捷径。

同为学文学的人把孩子和在国内大学里教授英文的老婆都接来，自己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可老婆大概是受了资本主义的熏陶，留恋这里的生活，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念上去怪怪的，与孩子（不知那孩子是否也从姓名上被西化）呆在了这里，没有奖学金，完全靠母子俩打工送报挣钱上学度日。那孩子已经十几岁了，没有什么社交，天天与母亲呆在一起。她动辄以西方文化卫道士的面目出现在别的中国人面前。据说他们夫妻关系不融洽，那博士正在提出离婚，也许，留洋学成归来，又在学校里任教，身边少不了年轻的异性崇拜者。

以前提到过的那个内蒙古某大学的生物系主任，今年9月份回国，把老婆孩子都接来了。孩子在这里上英文学校，每个月要好几千块钱。为此，他虽然正在生物学读博士（在这里，读博士是有奖学金的，而且还得每天上班，不允许打工），但还是在业余时间到中餐馆里干零活；他老婆外语不通，来的第一周，就跑到这里的中餐馆里去调酒，每小时80克郎，一天10小时下来，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抵得上她在国内半个月的收入了。中餐馆一般都逃税，这也是海外中国人被人看不起的原因之一。在那里打黑工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有机会的。要不然外国人怎么老是想逮中国人的毛病呢！

另一个学医的，在这里读了硕士，摸清了这里的情况和门道，回国呆了一年，又回到这里读临床医学的博士，把老公和今年6岁的孩子都接来了。老公在国内医院里是科里的第二把手，不肯放弃国内的享受，呆了些日子，送了会报，又想回国继续那俯拾即是的医疗腐败了。孩子则留在这里上小学。据说那女主角非常精于谋算，正在拼命通过挪威语的三级考试，因为要想在挪威取得正式工作许可，这是必需的。看来，这个家庭是不想荣归故里了。

一个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教书、利用与奥斯陆大学交换学者的机会到这里来学公共卫生的，总是利用这里课堂上鼓励学生发问的条件，向任课老实发起诘难并以此为乐。他也曾经把孩子接来。据说那孩子显得很恶毒，总是想给那些叔叔阿姨打毒针，对挪威孩子也是很霸道，抢别人的玩具据为己有，把挪威孩子推下楼梯还洋洋自得。

……………………

在这里，中国人出问题的好像决不只是那些留学生，他们的家属也是同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他们还可能面临着很大的窘境。

不管是长期签证，还是短期旅游签证，家属到这里来，都比那些留学生需要面对更大更新的环境。

由于那些留学生在国内联系时，就开始对这里有了初始的了解，从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学分计算、课程设置、导师情况、居住条件、大致费用、周边状况等等，他们会仔细而耐心地寻找一切相关信息，以便到这里以后不致于瞎撞；而家属那时所能做的，就是在心中为其顺利出去并能在国外安全、健康而开心地呆下去默默地祝福和祈愿。

当留学生到了这里以后，不管是通过邮政信件、电话还是通过互联网，对这里所做的所有描述都不可能不是片面的，并且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因为这里对他们来说，也是全新的，而且，以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水平和能力而言，未必能比得上其家属；同时，又取决于他们的真实意图：仅仅是吹嘘、安抚还是想要劝说、鼓励、诱导、平抑甚至阻止家人也到这里来。这样一来，留学生在对其介绍介绍这里之前，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当中，对其本来就是很少怜有关周边情况的了解和把握里，又进行了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的选择、分类、取舍、比较、整理、加工、揣测、估算、想象、追求和预期。这样做，尽管从其主观愿望上说，也许未必出于什么恶意，但以其主客观条件的约束，还是不可避免地有所偏好、疏漏、歪曲乃至捏造，从而导致其所介绍情况的总体失真度较高。

从家属的角度来说，如果到这里来，意味着要暂时放弃国内的既成条件，而这些条件也许是被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才得以呈现的。而且，一方面，由于挪威政府办事效率之低，使得家属在国内等待签证的时间遥遥无期，在这段时间里是不可能对自身及家庭未来的生活进行任何长期而有效的规划和设计的，只能是非常短期行为和心态地在得过且过中期待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出现的挪威大使馆的呼唤；另一方面，所谓暂时放弃，也因为国内急功近利浮躁短视的甚嚣尘上，因而非常可能被迫地将短期放弃长期化，将自己忙忙碌碌了半生才积累起来的所有毁于一旦。

同时，挪威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国内本来就屏蔽外来的消息，对于这个遥远的、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从来没有瓜葛的、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历史、宗教、官方和民间等诸多方面素无过密来往的小国家，更是不会花费精力去宣扬的。因此，国内家属对于这里，完全出于茫然懵懂无知迷乱两眼一摸黑的状态，在得知留学生思家之情切切、想要家属来这里探望、并由于国内对于出国的严格限制以及国外对于中国人的歧视和排斥，能有这么个机会出来，求之不得以及在对国内的周围得意洋洋之中，应承下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

留学生家属在到挪威探亲之前，除了对外的意气风发之外，自己的心里还是很没有把握的，惴惴不安里到处都能显示出其对于草率而盲目出国所可能导致的不测的担心、惶恐和畏惧。他们好像是在拿自己的所有进行一场赌博，而其全部筹码就是那留学生所提供的那点实际上未必真实的信息。这样，家属一方面是为了具有来之不易的出国机会而份外珍惜，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如此轻易地放弃了惨淡经营了许久的一切蹋上一条确定性很差的道路而心慌意乱。

实质上，家属到这里来，特别是如果采取了某种形式和意义上的投奔依靠的方式（而这对于那些可怜的、对挪威生活知识一无所有的、只能被动消极隐忍地接受邀请者的所有安排的家属来说，又是无法回避的唯一现实方式），注定是要改变也许从成立家庭以后的家庭关系结构的。在国内，各自有其关系圈子和生活内容，可以互不干涉，甚至互不来往，烦闷时可以各找各的朋友或亲属，可以去单位或周边排遣宣泄。但是在这里，家属没有了自己的所有，几乎断绝了以往的任何来往，阻隔了过去可作为缓冲的那些令人感到温馨振爽的地带，一切只能是听凭邀请者的为所欲为，凭借其社会关系（通常只是那几个中国留学生）、生活方式（通常是以邀请者个人的生活偏好为基准，而如果对其有所不齿，这些基准在国内时可以通过视线外移而忽略不计）、个性特征（这在国内又是可能以诸多的渠道予以缓和、淡化或置若罔闻的）等来规定自己的休养生息。原本可能是平等关系的家庭，可能会因之而变成了独裁而专制的狭隘单位；而如果原来家庭里做主的被邀请者，那么就会发生关系的倒置，进而产生深刻且明显的内部伦理变异，使原来习惯于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排山倒海的家属必须忍受现今的唯唯诺诺畏首畏尾弃如蔽屐胆小如鼠的悲惨境地。

如此说来，家属是非常需要在到这里之前，对这里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了解的，因为他们必须要为了自己在国内的一切进行安排，工作、社会关系、事业、前程、住房、家具、男男女女、柴米油盐、锅碗瓢盆、衣食住行、被褥家当……未来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被牵涉进去。因此，他们有需要、也有权利知道这里真实的情况，因为他们要为此付出，要用其钱财、时光、心血和生命来得到这份可能从根本上说未必适合于他们的机会。他们应该知道在这里的与国内那些工作、社会关系、事业、前程、住房、家具、男男女女柴米油盐、锅碗瓢盆、衣食住行、被褥家当……未来生活方方面面相应的信息，以便比较和抉择；而且，正是由于他们或许豪爽或许无奈或许斤斤计较或许麻木不仁的放弃、他们在国外所必须处在的从属地位，他们更应该事先在有充分的信息占有和其与邀请的留学生之间的妥善协商的前提和基础上规划其未来的点点滴滴。

……………………

通常，留学生家属的外语水平大都不太好，这也使得他们如果到了国外来，在语言上有了很大的不足，很难凭借自身在新环境里交到新的朋友，打开新的局面。且不用说西方人本身就是很封闭、不太容易与之贴近沟通，只是与人交往的漫长而繁杂的过程，就够让人望之却步的了；更何况，如果到了国外还是不得不与那里的中国人来往，那与国内又有什么区别呢？更多情况下，国内朋友选择面宽，留下的几个好友都是经过了长期艰巨而谨慎地遴选的，而在国外就那么几个可怜巴巴的中国人，你不交往就自己好生屋子里憋着吧。而如果与老外交往，则一来注定是留学生的关系范围，必须以留学生的需要为第一要素和首选，二来也一定得经由留学生的介绍和在场才能进行，这又会很累，于是也就会很自然地被列为与其如此不如不干之列。这样，家属通常在登上到国外的飞机时，就会为了自己即将面临的由于语言不通而造成的窘境以及久而久之形成语言封闭不愿或厌烦与人交流甚至失语的可能症状而深深担忧着。

留学生的家属们太应该在启程到国外之前，就知道他们所该知道的一切了，他们必须如此，他们要生活，要工作，要学习，要进取，要社交，要聊天，要性生活，要抽烟喝酒，要发脾气，要家庭气氛，要受到尊重……他们在接受邀请前往国外时，是在进行家庭内部的消费，是在拿他们的未来赌博，是在用他们的所有当成选票对邀请者进行赞成的投入，是在消费邀请者的盛情；他们为了家庭作出了牺牲、而且这种牺牲依然在延续着甚至还在深化和严重着并不知会终于何处，他们理应得到报答。而这与他们行将忍辱负重遭受的各式各样的必然的不公平待遇来说，当属必要的补偿和易于达成的目标。

但相对于即使是希望知道所到之处真相这点并不为过的权利来说，家属们也常常处于很凄凉地位。留学生们总是出于自己的地位、身份、前途、社交、学习等诸方面的考虑，对其家属进行着为期不短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欺骗、隐瞒、造假和误导。这样做，虽然从其内心来说，或者从其对家庭生活的思念向往的层面上看，可能是无可非议的；但脱开这些主观臆想，从结果上看，这是不道德的：因为这只顾及到了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中的一方（邀请者），却以丧失其他当事人（家属）的权利为前提和条件；套用句时髦的话来说，这样做就是在造成并利用信息的不对称：留学生对这里情况的熟悉和了解要远强于其家属，那么留学生在邀请家属对这里的情况进行介绍时，却刻意删节扣压巧取豪夺，致使家属无从设想未来的生存环境，丧失了、或者说是被剥夺了知情权，更不要说什么全面而准确了。于是，在这种状态下前来的家属，就在对于生存状态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茫然地进入了消费过程中，而这种不公平的消费肯定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也为未来的生活埋下了很可能是灾难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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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留学生对其家属对于所到达目的地合理环境知情权的剥夺，也是具有中国特色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中国社会如今普遍而且越来越深入和广阔的茫茫腐败的基础――家庭腐败的具体表现之一；它与等级、暴力、欺骗、专制等因素一道构成了家庭腐败的形形色色。

但在这里，更可怕的，是那些留学生对此熟视无睹问心无愧，放任着这种荒唐、无理、残酷而野蛮的行为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和蔓延，并对受害者――其家属的处境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以为这是必须的代价，舍此便无法去西天取到真经，就不足以在谋求西学的过程中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就难以在自我膨胀和满足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进取，便不能在以对家庭固有结构进行全面而深入革新的条件下成就自己看上去光芒夺目实际上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事业。

人情成了抵押品，家庭成了获得签证的手段，亲属变为自己成功的垫脚石，信任演化到了使自身具有法理意义上的权利人的床上用品。

而这点，与国内那俯拾即是的腐败的继续横行霸道形成了有效的呼应：正是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屈就、漠视、麻木、妥协、退让、甚至利用、拥戴、赞美、炫耀、挥舞、崇拜……才造成了中国变成了个腐败的天下，没有腐败就没有中国，就不能使社会生活得以顺利进行，所有的机制就失去了赖以运行的润滑剂和原动力，就难以保障类似这样的留学生的个人事业、学术、仕途甚或家庭的发展空间。

当然，这也是在客观上利用了中国和挪威双方制度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信息管道的严重阻塞造成的。应该说，双方都尽力在其公民的交往上制造着麻烦。

以国内的平均收入水平，在这里呆下去是不可想象的。最起码，这里的交通费一个月就要600克郎，除非是不出门，否则这项开销是不可少的；而如果不是在这里求学，是不能住在克林朔那样的地方的，因为这是供给学生住的，享受着挪威政府的补贴，换了别的地方，同样的房屋，价格要翻一倍之多，也就是说，这里那10平方米的小房间，在别的地方要每个月4000多克郎才能租到；就算是不去饭馆、不吃珍稀物品，只是一日三餐家常便饭，维持面包奶酪廉价蔬菜牛奶粗制滥造的标准，按照挪威的物价水平，一个人一个月下来无论如何也得400克郎；……这里，不算上衣食住行里面弹性最大的衣物服饰，就已经5000克郎的花费了。而这是最低生活水准，还容不得有储蓄的念头。这还不算有个头疼脑热或者是跌打损伤什么的伤病。众所周知的是，在西方，看病拿药的开销是非常惊人的，绝对是我们这些生在幸福中长在红旗下的甜蜜的社会主义者们所不敢问津可望而不可及的。

如此一瞥，国内那点收入在这里真是狗屁用都顶不上，如果真是靠了在国内坑蒙拐骗违法乱纪弄来的些许人民的币，如果不是以百万元计的话，在这里真是只能粗茶淡饭两袖清风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地过共产主义的穷日子了。

没辙吧你？

……………………

我的签证是短期的，因此我是没有打工权利的。这样，我就不得不在室内天天呆着，一直等到走，或者长期签证下来。

但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却被告知，一旦踏上了挪威这片让人仰望已久的美丽、富饶而到处是货币和人情的土地，就马上可以在公平的架构里自食其力，靠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脏三不怕累四不怕死五不怕早晚六不怕饥饿七不怕寒暑八不怕苟且九不怕酒肉十不怕女色……的大无畏的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奋斗拼搏精神，挣得个仓廪足而知礼节脑满肠肥西服革履大腹便便直眉瞪眼爱谁谁，大款得谁想傍谁傍谁不傍我我傍谁，我是大款我怕谁？攥着一大把一大把的挪威克郎所向披靡，背着装满赖蛤蟆吊死鬼般蝌蚪状的福利国家货币的麻袋找不到可花费的地界儿只嫌那负担太过沉重看谁不顺眼就吓唬道我用挪威币砸死你！

谁成想，到了这里才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由于短期签证，只得等待，只得要睡眼惺忪地熬着，并在此过程中不得不守在这里看人家脸色行事，得耐心地等到猴年马月才有资格进到含辛茹苦的浩瀚的劳动者行列之中。

等着吧，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用人家气短，靠人家命短。鬼知道这漫长而凄苦的等待胡底为之？而如此，不回国等什么呢？

在国内，我被告知我在这里可以读书，像我这样有过痛苦经历而又总是异想天开的人对此当然求之不得，想利用这个机会圆了自己的平生之梦，并为此利用国内的条件踏踏实实地好生准备了一番，力图在新的环境里脱胎换骨痛改前非立地成佛重新做人。到这里读个MBA不也是很附庸风雅的？就算读个NBA那不也标志着咱紧跟潮流国际化了么？就算那MBA学费高昂，还有咱骗了那么多中国人钱的新闻、或者当年阴错阳差考上的计算机专业、或者是家政、烹调、计划生育什么的，可供有着丰富工作经验和沧桑人生阅历的我去挑肥拣瘦吗？反正不都是留学，拿了洋人的文凭就是好在国内骗人。那杨澜的老公不也是花了几千美元弄了个美国什么连教室都没有的破学校的博士文凭，摇身一变成了国内的精英了？甭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海龟，冠以留学生的光环，在形式主义庸俗化并异常功利的国内，走到哪儿都可以挺胸抬头耀武扬威不会吃亏的。

可哪知道，走到奥斯陆那到处是垃圾的路上，才知道这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这里虽然是教育大众化，面向所有公民而不是面向精英的教育体制，但还是到处都有巧立名目的准入门槛；那MBA是非得考GMAT不可的；尤其对外国人，还是有着颇多的限制。就算你掏钱，也未必能获取入学资格――所谓的平民教育机制，是福利国家福利体制的一部分，作为外国人，虽然通过不得不为的消费为这福利做了贡献，但还是没有权利享受的。并且，很多课程，是用挪威语授课的，而你想上，必须得先学挪威语。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英语也就是个高小水平，再弄个比德语差不多的挪威语，岂不又得耗我半辈子？

这不，一枕黄粱了不是？

……………………

我在这里，工作没戏，上学没戏，那还能干什么有戏呢？

如果到这里的中国人中间去转悠，因为这原本是并不是我开创的关系，而且中国人本来就事多是非更多，谁与谁是什么关系、谁又是个什么样的人、谁在今后可能会在什么事情上发生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并且，被提醒与人交往有很多的忌讳，这不能说那不能说，不能对这个说那个，不能对那个人说这个……以我这种不愿委屈求全的脾气，干脆谁也不见谁也不说，免去了那么多的麻烦。但是，这样一来，无形中就把自己给圈起来了，肯定会像那个留学生的老婆那样，最后不愿意与任何人交往，形成心理上的障碍，天天就知道躺在床上不起来，养得白白净净的好回国参加三个代表的颂歌演唱。

就算是为了今后能在这里打工或别的什么，学学英语，但这里却没有学英语的气氛，除了每天都能开电视看到那里面叽哩瓜啦驺着些让俺嘛也不懂的玩艺外，没有人可以教上你哪怕一个单词或一句话，还是得一个人闷在屋子里静悄悄地看呀看的，闹了半天，能记住的单词总还是那么两三个。于是，英语在我来说已经成了无法克服的一辈子的难题，想起它我就头疼。我真是快得英语恐惧症了。他妈的英语！

为了能留在国外，很多出来的中国人不择手段挖空心思。这些天，有的在国内已经拿到本科文凭的人，又跑到这里来报道，重新从大学一年级开始读；而那些在国内正在上研究生课程的人，也跑到这里重新读硕士课程。

因此，中国学生到国外是为了留而学，而不是为了学而留。他们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想方设法能滞留下去，能呆多久呆多久，哪怕国内能够具备的条件比这里要好。其实，在这里，中国人很难取得挪威国籍，也很难挤进挪威人的圈子，只是自成体系地混日子，三一帮俩一伙还隔三岔五地闹宗派纠纷结党营私，闹出了不少爹不疼娘不爱的丑闻，自杀、倾轧、口水、耻笑、逢迎、挤兑等不一而足。

在国内，给留学生以超乎正常人的优厚条件，虽然这很不平等，但依旧是提供了诱人的钓饵，的确在吸引着留学生回国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凭借着留学生对国外的了解和语言能力，在那些跨国公司里或别的类似的买办机构中混个差事乃至骗个一官半职的，应该是探囊取物之劳。田溯宁、张朝阳、丁健、韦钰、陈章良之流，都是这等货色的代表人物。

但即使如此，那些中国留学生还是绞尽脑汁削尖脑袋投机钻营使出浑身解数想在这里能多过些二等人的生活。不是QUOTA项目读完了就得走吗？不在挪威呆着跑到瑞典、丹麦、英格兰呆着不就行了吗？呆够一年再回来，轻车熟路地申请个别的什么专业，继续着西方飘渺虚幻但美妙艳丽的梦境，也是人生的乐事一桩。

再不然，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一层次的学习，将留学生涯的的确确地变成了流亡生涯，不求移民待遇，退而渴求或等待着难民的身份，为了躲避中国及其身份，锲而不舍地孜孜以求寻觅探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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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我这里百无聊赖地呆着，吃不饱也得混天黑，才是叫难受呢！

足不出户，天天呼吸着室内这点混杂的空气，憋闷得让人心慌；好不容易逮着机会跑到大街上满足一下素得不行赶紧开荤色迷迷满世界找挺胸撅腚蹬着尖高跟亮皮过膝高筒皮靴的洋妞儿的四眼儿，可充耳鼓噪无处逃遁的洋话弄得没有胆量上去泡她一家伙，顿时萎去了大半截儿；而那挪威人凡人不理的德行样，也让咱这好歹也是条汉子的主儿思前想后最终也不稀得答理丫挺的趁机给咱中国老爷们儿挣脸增光长骨气，虽然是人家没理咱，可咱心里头骂了丫只当是意淫快活到口淫了一把自己个儿爽了完事。

没喝的只能是白开水，别人给点儿茶喝还老是弄得半夜三更睡不着觉总是对昆声想入非非；没啥可吃的，总点子烂米粉头儿当成面条煮啊煮的搁些油加许盐弄滴醋摆弄几片菜叶色香味俱全添加点儿这增补点儿那似乎可能大概也许抑或大致总归因而固然所以于是或者由是就成了地道的中国饭菜了，至少从烹调时间和所耗费的精力上权当如此不再自责却弄得理所当然豪气冲天。

没有人可以闲聊，更没人可以沟通，就算是能有个人偶尔聊上一会儿，也是立交桥上的路风马牛不相及，你说前门楼子他说烟袋油子，你说天他道地，根本弄不到一块去。就光看着对方那也许缺血的轮廓不像西方妞儿那般分明的嘴唇一张一合不知道在往外甭着些啥腌杂玩艺儿，弄点子四环素牙不时露出来搞不清是哭是笑反正总是没有点把门儿的像裤子的风纪扣掉了那般地总有想出来透透风之嫌；眼巴巴地看着这莘莘学子们往套儿里钻、国家的栋梁就要被雅利安海风弄得晕头转向、未来的杂种们太有身体里和心灵上某些部位饥渴的状态了，怎么忍心一本正经地坐下来进行正人君子般地说教和探讨？这种谈话也好把握，反正对方说朝圣你就嚷嚷内急，对方议论腐败你就建议玩儿升级，对方说国内形势大好你只道是香烟味不够，对方抨击时弊你却只撇嘴说想泡妞儿上床――你所说的别人什么都听不懂，别人嘴里放肆着的，也同样为你所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如今中国人调教出来的，都是些甚能胡说八道的主儿，人说这叫CPO，或简称为C喷O，或chief喷，而那P是presentation，于是，上边的口和下边的口都成了P或Pi，具有了同一性的功能，都在排泄或宣泄，都在为这世界解除麻烦同时也制造着垃圾和祸害；而可贵的是，这双口几乎同时在向外喷射着，具有了雷锋般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高尚品格，倒也了却了便秘、肠道阻塞以及头脑僵化、语塞视听混淆之虞，抛开道德层面说，这总比上下都自言自语要来得有影响和颇具镇慑力些。这也倒没有什么，嘴长在个人身上，任凭你胡言乱语，任凭他人仗义执言，也是最终彼此毫发无伤喷够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一夜出恭走后门搂着枕头酣睡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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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家属应留学生之邀请到国外来，而却没有什么抛开情面和可能会造成尴尬的担心去核查与证实应该清楚的那些事项，就仓促而轻率马不停蹄地跑到国外来，那是会自找没趣的，更严重的是，可能会把原来还可以视若无睹凑合过的家庭彻底粉碎，亲手把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家庭或者是搭帮过日子的联合体埋葬掉，将对亲情的渴望、把握和拥有践踏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果事先没有安排好到这里的交往圈子、日常生活内容、打工活动、娱乐、学习、未来等，跑到国外再临时寻求或试图制造这些器件，搞不好会是让家庭及其每个成员非常难堪和无所适从的，而若真如此那就更会令人特别是那家属痛不欲生。

如果到了这里，一个人一天天地憋在房间里，没有人可以交流，没有事可以分担，没有苦乐可以喜怒，没有过去可以追忆，没有现在可以把玩，没有未来可以期盼，只是面对着黄灿灿的墙壁无所作为，一定会出现麻烦的。苦闷、孤独、失落、憋屈、彷徨、愤怒、悲哀、抑郁、惆怅、伤感……从早到晚在方寸大的房间里转来转去，一会走动一会坐下一会躺着不知道怎么呆着才会舒服，生活节奏全然被打乱或者干脆就不复存在，没有起床、吃饭、洗漱、学习、娱乐、睡觉的自我约束时间，成天到晚蓬头垢面睡眼惺忪满脸倦容一身疲惫，终日的懈怠和松散致使人没有了丝毫活力、锐气与激情。看着窗外人迹匆匆忙忙碌碌，都在按照自己生命的约定和设计有条不紊至少是乱七八糟地进行着，可唯独自己却关在屋子里浪费着时光和生命，面对着一片广袤的空虚，并陪着摸不到边际的绝望，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算是有个头，顾影自怜，慨叹命蹇时乖生不如死，这样呆下去好端端地就会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给废了。

就这样，呆着，呆着，把自己原本就所剩无几的抖擞、机敏、睿智、幽默、坚强、想象、演绎、宽容、仁慈、批判、商榷等品质耗费得精光淋漓片甲不存。

就算是终于有一天会走出门去，那也不过是混迹于做苦工的队伍里傻呵呵地了度残生，因而缺少工作的兴趣。进一步才发现，自己距离生活已经非常遥远，有着无法弥补的差距，对生活已然失去了热情和向往，沉溺于自我虚构的狭小、虚幻、萎靡、堕落、颓废、混乱、拥挤、沮丧的空间里不可自拔。

如此下来，注定是要精神崩溃的。当年，纳粹就是用了这种方法在战俘身上进行利用封闭空间致使人的精神坍塌完蛋的试验的。如今，这种试验在人道的西方世界里以合法人道而令人神往的方式再现并强化着，笑逐颜开地完成着新的悲剧的衍生。

但这又能怪谁呢？说到底，还是得怪那在房间里的人，谁让其对西方世界如此之好奇、欣赏、赞美、贪羡、追随、吹捧呢？咎由自取。

没什么大不了的。有道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弄点子生命玩乎于股掌之间，一吹气儿一瞪眼，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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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留学生的家属到了国外，发现家庭已经远不是自己原来的家、由婚姻所导致的亲属关系也远非从前那般了，这大概是很平常的事，而且，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这将会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也许会乐此不疲的事。

很多人还对此抱有幻想，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加以改善和缓和，希望留学生的良心再发现，希望以温存、体贴、柔情、孩子、前程、床上的两情相悦等来寻找家庭或自己新的较为另自己满意的定位，总觉得人定胜天，凡事只要敢想，就能做成，人的力量是无穷的，进而对就算实际上连国都出不来还得靠邀请什么的但却不妨沾沾自喜的自身那点能力拥有着无穷而美好的想象力；况且，一日夫妻百日恩，毕竟共同生活同床共枕一上一下了那么长时间，以至于有了孩子，因之还是有感情基础的，只是在特殊环境下感情用国外的气候笼罩得有些西化了，这应该只是暂时的、假象上的、可以复原的、不必大惊小怪的类似互联网经济那般的泡沫现象。

孰不知，家庭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恒定的，并不会因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改变。如果家庭关系是弹性于环境、地位和身份的变迁，那么这家庭本身并非是衡常的，进而这家庭就是不合理的和道义意义上是非法的，如果家庭真的成了这副样子，那么就不是通常我们称之为家庭的群体有机结合，却变色龙般地成了周边因素的函数，或者是在以那些可以随时定义的外界变量为坐标系之中一条可以像布朗运动那样极不稳定轨迹莫测的曲线。而当一个家庭变成了只是外界事物的因应物或被动地人云亦云的玩艺的话，那么这个家庭或者是外强中干了，或者是面目可憎了，或者就是名存实亡了。

事实上，对于中国人来说，出国是一块个人品德、能力、性格试金石，它会由于环境的改变而使所测试物得以被集中、定格、放大并透明。在国内时，家庭成员身上的某些品质，在认识上，会被杂乱的人际关系、诸多的家庭事物、繁杂的家庭裙带体系、林林总总的名目繁多的诱惑、各自七七八八的各类交往及其所带来的对个人精力的大量占据等缠绕着，让人也许永远看不清其中的奥妙和真谛。而这些纷扰着的品质却随着走出国门而得到排除、缩减、净化、提炼、沉淀、淤积、归纳和升华，让人能够一眼洞穿其真实的嘴脸和可能的走向。

由于中国人出国难度之大，使得这种测试常常成为了一种遥不可及或可以被忽略的手段，大体上，人们宁愿去靠臆断和想象去推测家庭关系的现状，也不愿意或不能够凭借这样的手段去鉴别关系的性质和方向；但是，也由于出国不容易，更让这种手段在应用上一旦出现就具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可靠性。就像人们习惯用肉眼观察苍蝇的腿部肌肉后，一旦有了显微镜，却没有人再去眯起那好色的小眼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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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属到了国外，发现留学生面目全非了，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人，那么，这时候，可怜的家属该怎么办呢？

那家属，很可能是兴致勃勃远道而来撸胳膊挽袖子本想一展身手大干一场也为了中国人的海外事业增光添彩，却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排除在家庭决策层之外了，被剥夺了在家庭里发言和行动的权利，被当成了服从和发泄的器具，被忽然扔到了家庭的最底层，被只当是住店的旅客般地只供给饭菜饮水而再也没有家庭成员所具备的资格，被忽视到了也许一整天都没有一句话掷给你，被闭关自守得也许多少天都不会走出住处一步只是像老鼠一样在房间里溜来窜去外面的人永远不知道你的死活，被形同软禁般地让你生不如死……

如果留学生被认为这时已经是很自私、主观、专制、粗糙、缺乏责任心和同情心、只顾自己的个人琐事而不管家庭别的成员的事物感受心情状态乃至生死，那么应该说，这似乎不仅仅是因为出国而造成的，否则留学生是不必花那么大力气把家属弄出来的；归根结底，这属于家庭结构中早已隐藏着的元素，只是在国内没有适当的条件就机会得以显露罢了。也就是说，这种隐患早已潜伏在家庭之中了，也许在当初结婚时就已然存在。这不是人际关系所致，却是人性使然；根植于本性里的这些要素，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深受各自家庭、教育、成长经历、心智构成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在国外的情势下木早就已成舟无法予以丝毫的撼动和摆平。

因此，那些试图在国外对此加以调整、改变、矫正的家属们真是太与人为善或愚不可及了，这些远非其能力范围所可及的，也绝不是在西方的环境里可以对人性的改弦更张一蹴而就的。在很大程度上，这已经是家庭各方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与其费尽吃奶的起立加以扭转，不如悻悻地接受并隐忍下来。而如果强行动用已经荡然无存的力量对其进行干涉，在结果上是徒劳无功或者适得其反的，这就像对一个已经感染艾滋病的人让他注意锻炼身体提高体质那样，也许只会帮倒忙加速病毒的繁殖和扩散。

也许，让一个妓女改变倒还容易些，因为她卖的是肉；可让一个本质上已经分道扬镳了的家庭成员在观念和功能上回归，则是相当困难甚或是不可能的，因为其贡献和叫卖兜售的是灵魂。

但要明确的是，众说纷纭的出国人员家庭破裂多是由于在国外一方（尤其是女性）会有移情别恋之说，那不过是国内列位在性关系上好想入非非的主儿们的想当然罢了。

由是，处在这种状况下，尽管可能非常难于下决断并伴随着很大的痛苦，但是，比较明智而果断且对彼此都负责任的选择依然是：各走各的路，就此分道扬镳。

于是，出国成了家庭新型关系的催化剂，促使家庭迅速向着本来应该具备的方向激烈地行进着，催促着家庭本真面目的浮现，加快着双方分别所处的东西方的分离与隔阂，伴之以丧失的缺憾、离异的孤独、希望的幻灭以及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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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31日，我带的笔记本电脑被病毒袭击。

那天晚上，我看着墙上的挂钟，一过了17点，我就端着电脑到楼道里的公用电话那里，连上线，拨号，上网接收邮件。这是我在挪威的工作日里每天的例行事物，因为白天这里把外线断掉，只有晚上17时到早晨7时这段时间有外线。在周末，倒是全天都有外线，但要联系什么事情都没戏，谁都休息，只是便宜了上网者。可是，要按照公寓管理部门的说法，用公用电话上网是不允许的。

我用的是OUTLOOK，自从1997年在北京海融公司做顾问时，接受了当时其总经理马晓威赠送的一台该公司淘汰了的486时开始拥有了自己电脑起，并没有受到过太多的病毒的侵害。

1999年底，与一帮子北京人才口的编辑记者打得火热，与他们一道和中华英才网的总经理张杰贤一起在海淀体育馆打羽毛球后又一起吃饭。席间，新闻人们谈起该网站应该加强内容，并谈起我可以在那里做版主的事，可是说起我的电脑太陈旧，不适于在线主持网络节目。没过两天，那总经理就送了我一台当时最新型号的电脑，加上了调制解调器，我那台486就被当时在一周便利做主编助理的人拿到那个编辑部去用，说是要给1000元，可到现在也没付一分钱。

那时，学会了上网，兴致勃勃地总是在网上泡着，浏览着网上那些千奇百怪的玩意儿，每天用OUTLOOK收发数十封邮件。有一次一个在北京电视台的朋友发来了一个带有附件的邮件，我打开附件，发现是像放礼花般的HAPPY1999，没理会，继续干着我的事，并依然给别人发着邮件。结果，我给别人再发的带附件的邮件都变成了HAPPY1999，遭到了接收着特别是网友的非议。我解释后也就了事。幸好这不是什么太厉害的病毒，所以也就没当回大事。

要来挪威，不能抗着那个大家伙来，只好到中关村去买了台屏幕很小的WINBOOK笔记本，安装了别人听了都奇怪但我这么多年已经很习惯了的中文之星，装了OFFICE2000，WINDOWS98、诺顿、看图工具、金山词霸等一系列软件。陪同我到中关村买电脑的人说那种笔记本是属于比较老式的，主频小，尽管有10G的硬盘，但内存并不多等，可因为便宜，还是弄来了。

31号那天，我收完了邮件，拿到房间里，按照我自己的习惯，并不是将所有的邮件都先阅读一遍，而是打开一封就立即处理一封，写好回复放到发件箱里，删除已经处理完毕的邮件，再看下一封。

当打开一封主题带有GHOST的带附件的邮件时，屏幕上弹出一个平时是要从网上下载程序时才会有的询问是否总是相信其安全性的对话框，我按了“否”，并当即删除了那封邮件，根本没有打开那附件，机器当时倒没有什么异常。

处理了一些邮件时，那位南京科长要我到别人那里去玩牌，结果由于他在玩牌过程中废话太多而败兴而回。

但一回来，机器就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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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挪威三个多月后，在已经决定回国并买好了机票要在情人节那天回到北京的当口，我的笔记本电脑遭到了病毒的攻击。

1月31日那天我很败兴地与那位南京科长玩牌后回来，坐到了已经处于屏幕保护状态的电脑前，再摆弄它时，发现WORD里的所有功能键都变成了灰色，也无法正常退出正在操作的界面；没辙，只能Ctrl+Alt+Del重新启动机器，可是，这下，还没有进入WINDOWS时，就在DOS环境下出现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问是用安全模式还是普通等状态进入的选择，然后，不管选择什么，都会出现说WINDOWS里面的某个程序发现不了或者是已经被破坏的提示，说是请按任意键继续；可只要一按任意键，机器自动关机。反复试了多少次，都是如此。

我撮火得要命，面对平常很听话的机器，这时死活就爬在那里不干活，而这些年来对机器已经形成了很强依赖的我，此时却只能干瞪眼儿。看来，科技的发展的确是把双刃剑，把人弄得成了机器的奴隶。不是说，国内有个作家，辛辛苦苦写了几年的稿子被一个病毒弄的前功尽弃，最后自杀了事。这计算机是不是也挺可怕的？

没辙，发疯似的找这里学软件的博士（就是那位在宿舍墙上贴了自我警戒告示不要利用上班时间上网看国内新闻的主儿），手机就是没人接听，一直到12点才找到他，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鬼混”（他自己的习惯性自我评价用语）了。

他看了我的电脑，总是自动关机，查看了一下机器里面的文件，好在我平时处理文件的D盘的文件好像还都在，应该是没有受到什么破坏。我听了以后，大舒了一口气。但还是抱着更加美好的愿望，想如果能杀一下毒，把机器恢复，用不了几分钟，我又可以回去上网、把已经处理完毕放在发件箱里的那十几封邮件发出去、并阅读榕树下当天发来的新的发表观感通知所提示的那些网址了。

而在这时，我进行了一番盘算，则更庆幸我在买笔记本电脑那天，在陪同我前去并做参谋的曾经做过系统程序的专家的劝说下，拿着电脑硬盘到了中关村一家刻光盘的地方，将自己主要储存和处理文字的D盘里的内容都已经刻成了光盘，就算是机器里的所有内容都被破坏，我损失的也只是来挪威后的一些东西。并且，来挪威后写的最多的就是那些观感，而这些观感里有百分之九十几我已经发给了在国内南宁的一个网友，并由她定期发给据说是国内最大的文学网站“榕树下”并在网络上发表。因此，电脑里绝大多数内容都在自己处或别人那里有备份。

他拿出了WIN98光盘，说是得重新安装，可试着安装了几次，都在最后出现保护性错误，他说可能是机器不认新安装的某些程序，自动采取保护性措施，并关机；在拿了我弟弟在我来挪威前怕我的机器出现这类麻烦而给我的一张WINDOWS ME的光盘，再安装，还是自动关机。

他说，没辙了，只能试最后一招，就是将C盘格式化，如果再不行，当天他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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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挪威时，1月31日，笔记本电脑被病毒袭击。

要知道，我在挪威能呆这么长时间而没有出现大的麻烦，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我有这么一台尽管档次不高但对于我这么个只能进行文字处理的人来说已经足够用了的笔记本电脑。每天，我的电脑的利用率很高，有时从早到晚开机，只有到我睡觉时它才能小憩一会。没有了它，要是设想一下那些也在这里呆着的家属们，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能活下去。

电脑遭到袭击后，找到了在这里学软件的博士，弄了半天，最后，还是要对C盘进行格式化。

在敲进了format那几个字符时，他再三问我，格式化是否真没事？这一指头下去，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急于用电脑，可不就是没事嘛。结果，就这样，安装了所有程序的C盘里的所有玩意儿顷刻间荡然无存了；我在发件箱里放了的那十几封辛辛苦苦处理好了的邮件，也随之化为乌有了。

格式化后，再安装WINDOWS98。在这个过程中，博士对我说，别用OUTLOOK，其安全性是臭名昭著的，由于微软太商业化，源程序必须有偿使用而不像别的操作系统那样可以随意从网上免费下载，因此微软总是万夫所指不得人心，成为黑客们最乐于攻击的对象。即使不打开OUTLOOK收到邮件的附件，也还是很容易受到袭击。他建议我用国内的FOXMAIL，说那是中国人做的东西，因为从全世界范围看，使用者太少，而且又是中文，世界级黑客是看不上眼的，不会对其发动攻击，所以比较安全（可是，他说这话时，也满脸的凄凉——中国人在世界上软件领域里的地位还是太低了些）。以他们做研究的人的眼光看，微软做的东西尽管好用，但却没有什么研究价值，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微软的东西是个屁！不像苹果和UNIX机构等做的软件那样具有很强的审美与创造想象力。

安装完毕，但却不能调通内置的调制解调器，机器也不能发声，界面也小得只有闹闹的巴掌大小。博士说这是因为得用我那笔记本生产厂家卖机器时给的启动盘，而当时已经是夜里三点半了，在这里读博士的都的天天到办公室去上班，我不可能再耽搁他了，只好悻悻而返。

次日，我打开机器，看着那拳头大小的界面，安静得什么声音都没有，D盘里的文件凡是打开时都会说网络连接失败，然后就对那文件进行自动转换，最后出现一大堆乱码完事。面对着这些，真是满心的凄苦。

跑到别人那里上网，以处理行将回国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可是，我在OUTLOOK里设置为默认信箱（[email protected]）的北京电信（www.btamail.net.cn）的网址怎么着也进不去；而263（www.263.net）则乱七八糟折腾半天还是不行；原先曾经设置成默认的联想（www.fm365.com）就是因为三天两头总是问我已经设成自动记住的密码而取消了默认资格，这我，想修改一下那密码，可却说系统调试现在不能修改！

国内那些网站都是些什么毛病？就这样，还要参与国际竞争呢。

不能用国内的，我只得又在HOTMAIL和YAHOO上重新注册了新的信箱[email protected]和[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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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我的笔记本电脑遭到攻击的当天晚上（准确地说应该是次日凌晨），这里学计算机的博士将我那电脑的C盘格式化，但机器没有声音，界面只有拳头大小，而且连不上调制解调器无法上网与国内联系。由于凌晨三点半，不能再耽误上午还要上班的博士，那天我只能端着半残的电脑回去。

躺在床上，气得个半死。我在挪威，没着谁没惹谁，为什么给我发了个病毒过来害我呢？如果我不能上网，那么我立即要回国，可很多事情都是靠了上网才与国内能联系上的；而且，由于我以前没有碰到过此类事，很多人的联络方法都是放在了那臭名昭著的OUTLOOK里面，由于格式化，这些内容都没有了，如果不被动地等待着对方给我写邮件，我根本无法与对方联系。国际上，这些黑客那么多，法律也拿他们没辙，台湾做CIH的那小子毁了那么多的机器，不是也没把他怎么着吗？我总是能收到朋友们的邮件，相互提醒着网络上又出现并流行着什么病毒。黑客给无辜的人造成生活节奏、方式、结构上的破坏，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呢？如果说，911事件是恐怖主义活动，那么，这黑客活动是什么性质的呢？本拉登至少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很明确地向着其敌人——美国人发动攻击，而且还搭上了十几条自己人的性命，可这黑客躲在自己也许舒适也许黑暗也许色情的房间里，无论什么人都要伤害，做个病毒往网上一扔可能就跑到大街上去扶老携幼愤世忌俗，那病毒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伤害越来越多的人，可黑客甚至自己连受到攻击的对方是谁都不知道，而且，攻击前后黑客自身毫发无伤没有任何损失，还有，正是由于计算机的普及以及像微软这样遭人痛恨饱受算计的无耻计算机软件厂商的存在，才培养了人们对于机器的依赖和恐惧，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人们使用机器时既安全又方便呢？------

到了晚上，那博士给我打电话，说是从网上找到了那笔记本厂家的网址，下载了一些起启动文件，到我这里来重新做，界面还原了，声音出来了，可还是上不了网，又跑到10号楼（那里每个房间都可以24小时可以专线上网，当然，房租也要贵些）的中国人那里寻找并下载了对应型号的调制解调器启动软件，终于可以再度用我的电脑上网了。

可是，机器里那些类似中文之星、金山词霸之类的软件都没有了，在国外，还没有地方去找这种玩意儿。

而且，到目前为止，我电脑每当打开时，一进入到OFFICE，就会提示说缺少了什么程序，与之有关的文件不能打开；机器里那些文字文件，还是打不开，也许只能回国后再重新安装什么程序了。

在国外，受到了病毒的袭击，也从中看到了在中文环境下的电脑的悲惨境地，看到了微软及其系统在世界上遭人暗算的地位，看到了国内那些网站的不可靠，以及对于机器形成依赖可能会导致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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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挪威，在室内囚禁了三个多月，唯一的收获可能就是写出了些挪威观感。

开始，只是为了能记录些新鲜的见闻，并没有给自己做什么规定，可到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是每天一篇，并按照报刊专栏的规矩，在字数上进行限制，每篇1000字多一点。

后来，有个南宁的已经联系了有好几年的网友听说我在写这些，要求一阅。我发过去，她觉得挺好，就帮助我在据说是国内最大的文学网站“榕树下”注册并陆续发给那网站。

我在国内虽然在很多报刊上发过稿子，总字数算起来也的有几十万字了。但在文学类媒体上用稿，还是头一次。

截止到2002年2月4日，那些还在继续写的观感已经发到了第88篇。

另外，在那个网站上，我还用了“北京何必”、“北京大侠”的名义在那上面发了些言论、札记什么的。之所以用那么多的名字，是因为那网站规定，不同的个人信箱也对应不同的名字。

当然，说起那榕树下网站，我觉得那里也是个管理得不太好的网站。

首先，该网站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在每篇文章的下面都要有那么一段文字，说是本人授权该网站作为该篇文章的唯一代理，其他人未经该网站许可，不得转载或使用该稿件云云的声明，但看上去，总像是一群小孩子在玩耍之中某个极为吝啬而霸道的孩子强行让别的孩子承认凡是他摸过的玩具就都是他的那样无礼奸诈，也透露出上海人无时不在的盘算和小聪明。其实，真看不出来，在国内对于版权和著作权的保护非常差劲的大环境里，该网站的这些手脚，是否能保护其权益不受到侵害；而且，该网站有个文字说明，是说如果作者同意将文章在那上面发表，等于放弃了向该网站索取任何稿酬的权利，也就是说，该网站所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是不会向作者支付任何报酬的。可另一方面，却不允许别人用作者的稿件，作者的劳动就这么徒劳了。这好像是有些混不讲理了。

其次，那网站的审稿标准严重不一致。我在国内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的文字，在那里却被说成是不符合发表要求，让我这个长期靠码字骗钱糊口谋生并为多家报刊当成优秀撰稿人的混混儿大光其火而且甚为不解；我告诉那南宁网友不用因此去理睬那网站；等过了两天，南宁网友重新将那篇稿子原封不动连题目都保持原样地发过去给同一个栏目，却没有任何废话地得到了登载；或者，就用换了个名字，再发过去，也照样得到了使用。不知道那网站主编干什么呢，是不是我的稿子被毙那天是否失恋或便秘了。

再有，我的挪威观感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和写作者的少量，大概是不能张冠李戴偷梁换柱地发的，其中稍微涉及到一些较为敏感话题（像吴征杨澜夫妇在他们各自的经历上弄虚作假之类的题目），就被网站编辑以与该栏目用稿标准不符为由拒绝刊载。可是，已经用了好几十篇了，怎么会突然不符合标准了呢？

就算是作为媒体（谁知道在国内网络的媒体功用如何，也许是网站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可要是想与传统媒体竞争，没有点魄力，断然是没戏的。

……………………

2月11日，距离我离开挪威还有两天，我那签证还是没有办妥。到了UDI，那里说已经将所有文件弄好并通过邮政寄发出去。于是，12日一大早，就带着闹闹到了警察局，拿了个号码坐在接待室外边等候。

等到将近11点，才轮到我们。进去后，对那男职员说了情况，他在电脑里查询了一遍，然后在几个文件筐里翻来翻去，可还是没有找到我们的文件。我一听就急了，对他说了我明天启程回中国，而据其他最近刚回国的人说，他们曾经遇到过别人进关时由于在国外签证过期而被海关盘查和留到最后等待处理的情况，说那天一定得有个结果。他找了上司，然后去给UDI打电话，去了很久，最终，手里拿着一张纸回来了，说是邮政包裹刚到，他从很厚的一大堆信件里挑了半天才找出我们的那份材料。接着，他慢腾腾地给我们签了。

就这样，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和熬煎，我和闹闹终于拿到了那签证。而为了那张纸，我们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时间和气力，有过多少次不悦、龃龉和惆怅。

拿着那签证后的护照，心里却怎么着也高兴不起来——明天就要走了，离开了这让我受了4个多月罪的挪威，我在室内整整被憋了这些时辰，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情绪非常恶劣，无精打采，性情很暴躁，没有兴致干任何事，对于在挪威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很多的感慨，对于在这里所接触过的人和事也有着格外极端的感觉和印象。想到要回国，心里又很不是滋味。又得回到那人与人之间非常冷漠的环境里，又得去面对那些熟悉但让我自己很厌恶的氛围之中，去对待那些明火执仗的腐败和浅薄，又必须假装漫不经心地在小区、谋生环境等周边的残暴和凶恶里苟延残喘，又得去适应自己永远也适应不了的社会；而对于挪威，虽然是折腾了我这么长时间，但真要走了，还是有些失落和惋惜。尽管我买的是半年内往返的机票，回程初步定在今年的8月8日，而且在此期间可以免费改签一次，也就是说，我在今年8月31日以前，随时可以再来挪威，可那究竟是什么状态，则很难说。更何况，要还是这种状况，到挪威来继续面对着只能送报、玩牌的生活方式，不能不说这仍然是对人生命的摧残和消耗，从而是让人接受不了的。

凑合着给国内那些不得不打点的亲属买了点挪威的三文鱼和奶酪，赶紧回克林朔了。

晚上，那个在我和闹闹来挪威时去机场接我们的女孩子、以及学软件的博士到住所一起吃饭，博士拿来了他从荷兰带回来的英国高度酒，我满怀愁绪地喝着喝着就有些多了。已经10点多了，那个在国内某大学担任生物系主任的蒙古族人前为向我辞别。他刚于前一天在大使馆的帮助下，获得了在挪威中国留学生组织的首席人物，而到我那里来时，我乘着酒劲，对他的当选程序和权力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质疑和批评，弄得都不开心。

最后，在一句“我来挪威真是受罪”的呻吟中，懵然睡去。

……………………

2月13日，是我机票上的规定乘机日期。

早晨，闹闹向我辞别时，我还在酒劲里没缓过来，迷迷糊糊尚在没有什么知觉的状态里，躺在床上摸了摸他的头，他就带着出水痘的疤痕去幼儿园了。

9点多，支撑着爬起来，想起昨天晚上对那蒙古族人的无理，心里有些愧疚和不安。但是，想起来，也许是前天晚上在克林朔举行的大年三是的晚会上我从他女儿那里得知，他已经把我在榕树下的观感打印出来拿回家看，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昨天晚上的紧张是由于我的这些挪威观感在克林朔的中国人里开始被发现而且流行开来，而我曾经对那个一直帮助我往榕树下投稿的网友说过，别把针对某个具体个人的事情在网上公开化，但最终还是有那个做导游的男女的事、以及其他的被弄出来了，而且，榕树下规定，凡是登载出来的作者不能要求删改、变动、替换或去除，这样会在克林朔的中国人里引起很大的反响。尽管我马上就要回国，但是对于还在那里的家人，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想到这里，还是忧心忡忡。

有时候，说实话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中国人因言获罪的积习，在挪威也还是管用的。

也许，我最大的失误，就是把这些平常为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写出来，并在不经意中公诸于众了。要是仅仅停留在人们茶余饭后的议论里，也就没事了。

我这一生，遵循着“要说就说真话，但真话可以不全说”的原则，力求在为人处事上的光明磊落。可由于说真话，也为此倒了大霉，至今还为此继续付出着永远也打理不清的代价。这种社会的悲哀要是落到具体人的身上，会是致命并抑郁人一辈子的。

本来想拿着行李到幼儿园再去看一眼闹闹，可是，想到他因为我要走而心情不好，那天又是幼儿园里要弄什么狂欢，不想再度败坏他的兴致，也就罢了。

把来挪威时准备送报和干很多也许渺小也许伟大的事所需要的那些衣服鞋子什么的再度装进箱子，比规定在30公斤的重量还是要超出7公斤，没辙，只好自己背上多点的重量，让那箱子别太过分，只超了2.5公斤。

怎么来怎么去，什么也没留下，不会给人什么念向，人走茶凉，剩下个空空如也的萧条。

拖着箱子，满腹心事地上了地铁，踏上了归国的漫漫征程。

在地铁站，碰到了一个曾经与我们一起去哥本哈根的访问学者，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大概是已经读过了我的观感，知道我对大多数访问学者没有什么好印象。可是，从做媒体的角度说，也许照样可以应验那句话，就是问题的提出比问题的解决更重要，如果受不得批评，那么对于批评者和被批评者来说，都是活该。

中国人嘛，缺乏的就是批判的传统和精神。一碰上谁说了自己的不好，就暴跳如雷、或想方设法地要报复，而不是理论；即使那种口是心非的恭维和逢迎只是当面的和虚伪的，也得如法炮制，且不可造次。

但我又不是这样的人。

……………………

2002年2月13日挪威时间中午，我在奥斯陆机场呆着，距离登机时间还早出一个多小时，我把那个超重的大箱子托运了，闲得无聊，就一个人在机场里转来转去。

到了机场，托运行李就在什么人都可以进的大厅，因此，假如带的行李太多因为超重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而要撤出部分物品，就可以交给送行的人，比在国内先进海关再托运行李要方便。

奥斯陆机场是个不大的机场，没有直接飞中国的航班，所有来挪威的中国人必须要经过欧洲其他国家转机；而在哪里转机，取决于购买了哪个航空公司的机票。我来挪威时，买了荷兰航空公司的机票，所以在阿姆斯特丹转机，而这次走，则由于持有芬兰航空公司的机票而得在赫尔辛基换乘。

托运行李的人很少，办事人员坐在那里左顾右盼，也很是无聊。

机场里，主要是有荷兰、北欧、芬兰、伊朗等国家和地区的航空公司在营业，但是没有中国的各航空公司。可想而知的是，也不会有中文服务。

机场里有免税商店，但是其价格并不比奥斯陆市内的商品价格便宜多少。在机场用餐，也是很昂贵的消费，是平常人、特别是中国人不敢问津的。像那些到奥斯陆机场接亲属或做导游来接送旅游客人的中国人，都是自带食品到这里来等候，从来不在机场挨宰。

可是，如果是一次性签证（就是离开奥斯陆在像一年或更长时间不再回来的人所持有的签证），那么就可以将在奥斯陆一些商店里买的物品在机场退税，大概是该商品价格的10％左右。

在候机大厅外抽了两次烟，终于到了安全检查那里。带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告别了送行的人，默默地走到了检查的门口。

过了边防，走到里面，人数可是不少，那里面有不少人坐在吧台边喝着啤酒，边防内外的服务设施同样地齐备。

说是13点40登机，可到了13点50，还没有开始放人。等候登机的乘客倒是很有耐心地等待着，也没有人去问为什么没有按时检票放行。13点55分、距离起飞的14点15分还有20分钟时，才开始启动此程序。到了机舱门口，那里有不少报纸，供乘客免费拿取。但所有的报纸都是挪威文的，看不懂，也就没有拿。

那架飞机不大，左右两排各三个座位。可能奥斯陆机场都不能起降空中客车那样的大飞机。

没用多久，所有的乘客都上了飞机，那飞机也就是坐了不到1/4的人，显得空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服务员是个男士，也歇顶。按照惯例，向乘客演示了安全带等器具的使用方法。

飞机慢慢滑行，到了主跑道，然后加油，我耳朵里压力骤然增大，飞机离开了地面，冲上了云霄。

我向窗外看着，那道路、车辆、房屋、树林在下面依次略过，这片给了我不少新鲜感受、以及兴奋和苦难的地方就这么把我抛上了天空。

从2001年10月9日到达，到今天离开，总共128天。这期间，真是酸甜苦辣样样俱全。

……………………

北京时间2月14日凌晨，从赫尔辛基到北京的芬兰航空公司AY0051航班继续飞行着。我在那飞机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阵子。

在奥斯陆时，总是在挪威时间的深夜两三点种才睡觉，这时却得在其晚上12点种之前、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早晨7点种之前要能睡上那么几个小时，以确保到了北京能振作些，不致于太无精打采。

可是，虽然凭借了酒力，还是难以入眠。

心里沉甸甸的。

周围，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一样，有的在酣睡，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聊天，有的则在首次送餐时多要了些酒砸着窑这时在享用。

各式各样的感受都在心头，挥之不去。索性爬起来，坐到了靠近机窗的座位上，向外眺望。

这时，已经是北京时间早晨5、6点种的样子，天边泛出了淡淡的晕红，随即黑洞洞的星空露出了灰白，并逐渐抹上了蓝色。这又是个晴天，北京的晴天比奥斯陆多很多，阳光总是对中国人不吝啬。

从飞机上往下看去，大气灰蒙蒙的，映射着人的心情。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中国一个相当广泛的社会现象，每个在中国喘气的人都在受到这种现实的侵害和毒化。我们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的时候，却是以伦理道德体系的全面崩溃和生存环境的迅速恶化为代价的。也许，经济是发展了，但是，在道德和环境方面所丧失的，却远远不是几代人能够救赎的。急功近利的时代风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资源损失，我们在为了衣食住行方面的点滴成就而沾沾自喜的同时，却为了我们自己成就着害人不浅的周边，自己为自己挖掘着丑陋而羞辱的墓地，更为了我们的孩子们积累着永远的灾难。

空气污染了，心灵污染着。

乘务员送来了早餐，一个像老太太脸那样干瘪的小面包、拇指牛奶、奶酪、一小包果酱、一块巧克力。吃吧，什么时候能再碰上西餐，还很难说呢。

飞机上的广播再次响起来，是机长在播送本次航行即将终结的消息。乘客们一个个蓬头垢面睡眼惺忪。由于这次飞机上可以躺下来睡觉，可想而知，所有乘客都脱了鞋，佐餐的味道肯定好不了。

看着飞机下降，地面越来越清晰地扎进了眼帘。光秃秃的土地、杂乱的房屋、满眼的垃圾，好像都能让人看到乱哄哄飞舞着的苍蝇。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寿命注定是会受到不良影响，就算是大款或官员，也不能逃脱。

飞机继续往下降，国土越来越明了。再次被固定在这片土地里，不得不接受着这里的模式。

耳朵里压力增加着，飞机起落架终于接触到了地面，机翼上的板子橇了起来，强行减低着滑行速度，慢慢地，靠向了机场的大楼，最后，停了下来。

机外，看上去像机场附近农民的工作人员们彼此交谈着什么，漫不经心地向飞机走过来。

经过了四个多月在欧洲的奔波，我终于又回到了这块让我百感交集的地方。

瘦骨嶙峋地。

……………………

2月14日早晨6点55分，从赫尔辛基到北京的AY0051航班终于停靠在首都机场的停机坪，比预计的7点15分到达早了20分钟。

机舱里的乘客们三三两两地站起来，打开头顶上放置随身物品的行李舱盖，取出自己的物品，顺序走向舱门口。芬兰乘务员对每个人道着别。中国乘客迫不及待地说笑着，我的心情却怎么着也好不起来。

出了机舱，看到有个什么航空公司戴着眼镜一脸苦相的小姐面无表情地站在过道手里举着个什么标志牌，大概是在做广告。如果不是可火葬场的广告，大体上用这种小姐是不会有什么宣传效果的。

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外走着。到了边防，排队等候入境。那里分做中国公民和非中国公民两个区域，这种区分的意义、功用和价值何在，没工夫去琢磨。

队伍里，有个女孩子拿出手机给北京的什么叔叔打电话，听上去，好像是做导游工作的，大概离开中国也就几天。可能就是在中国周边的哪个国家转悠来着。

轮到了我，上前，递交护照和入境卡。那警察对着电脑注视了很久，没有说话。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我在国外，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就算是写了些稿子说了些批评的话，可也没敢在海外媒体上公开，而只是在国内那个很斤斤计较的上海人办的网站榕树下帖出了点子，而与奥斯陆的华人说到国内的各种现象，也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别在回国刚到站时就被捉拿进去。

等了好一会，还是憋不住，提心吊胆而又毕恭毕敬地向那个攥着我护照一脸严肃的警察问了句出了什么事，那警察回答说是我名字里那个“祎”字电脑里打不出来，得由后台现造个字。我听了以后，感到释然。我在从首都机场出关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当时也吓得我够呛。好像是心里有鬼，大概是代价的组成部分。

那字造好了，警察例行公事地说了句“欢迎回来。”我就抗着包进去了。由于在边防耽搁的时间较长，我那个超重的大箱子早就在那传送带上转了不知多少圈了。真不知道，在这里，行李怎么能不丢失。

找了辆行李车，把箱子放上去，再放上包，出了海关大厅。那里接乘客的人熙熙攘攘，我环顾四周，也没发现来接我的人，心里一下子又吊了起来：我到北京，得重新找住处；而我回国，也是因为中央电视台要做一档新节目，这节目是我出国前和朋友一起策划的，回国后的住处是我在挪威时交给国内的一个朋友去办的，他给我找了个临时的住处，下飞机就要带我去那里，说好了要接机的，可这时却不见踪影，我身上除了几十美元和100克郎外，没有人民币。要是真不来接我，我拖着个大箱子，上哪儿去呢？

背后有人咳嗽一声，回头一看，那接我的人站在我身后窃笑。出来，抽了根烟，叫了出租车杀奔市区。

节日期间，街头空空荡荡的，早晨8点，人们还大多在睡梦里。可我已经回来了。

……………………

回国后，心情也一直好不起来。除了对闹闹的思念外，此次挪威之行也是愁楚备至，弄得我良久找不到回国后的感觉，时差好倒，但身份感的缺失则却是让人委实难耐。

从我的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大量阅读很多西方人写的作品，领域也较宽泛，题材各式各样，而像《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小的是美好的》等等欧洲人写的书籍给了我很强烈的冲击，那里面出神入化的描写和缜密得丝丝入扣的展开和演绎，给人以震撼和美感；再有就是欧洲人的音乐和运动，使我对欧洲充满了好奇和憧憬。能有机会去欧洲呆些时日，是我无法设想的事，既不可望更不可及。

以前，没出过国，对于国外的所有事物都是凭借着想象，有一种很理想化的设想，总是觉得西方的所有都是那么理性、顺畅、人道、秩序、公平、公开、公正、法制、舒服等等，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可以舶来、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很多，能到西方工作和生活是件很快乐的事。相对于中国的无序和混乱，西方应该是个安身立命的理想场所，寄托着不少中国少男少女的梦想。

再有，中国虽然是我生长之地，但却给我带来了太多太多的磨难和窘迫，永远偿付不清的孽债，今生今世都在付出着没完没了的代价，成为彻头彻尾的永远的局外人和流浪汉，而这种许久的不确定感让我很是绝望。

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我40多岁的时候，竟然有了去欧洲的机缘，让我踏上了那片神往已久的大陆，领略那里的壮丽景色和风土人情。

然而，真到了西方，在挪威呆了那么长的时间，所感所受却与想象大相径庭，而这几个月的熬煎也破灭了我很多的梦幻。

在夜清月明一片青山绿水之下，却有着那么多的歧视、冷漠、虚伪、悭吝、形式主义和不负责任。

在挪威，感受到了环境的宁静和心灵的骚乱，一爿荒漠中有着那难以放逐的不良心绪。

说起来，这次整个的感受就是：理想的幻灭与幻灭的理想。

应该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而这次的挪威之行，倒是从一个未曾预料的情形里在反面验证了那句话，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肉体被禁锢在樊笼之中，可却阻挡不了精神在广袤的太空中遨游，放在我身上，这句也许是肉体在樊笼里只得以精神上的散漫予以聊补。

挪威那阴沉的天气，辉映着阴郁的心境。回国后，顾影自怜地一称，此次挪威之行要了我15公斤的体重！如果什么人要减肥，这真是太让人兴奋的事了，可对于我这本来就骨瘦如柴的人来说，到了西方，可自己却成了难民，而且是个不被接收的难民；带着缺损的牙齿和满身的伤疤，一大堆的毛病，以及更严重的对整个世界的失望，狼狈不堪欲说还休地回国了。

我总是以为我是个终生的流浪汉，现在看来，除了这，我可能更是个全世界的流浪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