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发委新近公布收入报告

                                    2006年2月6日

何必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昨天发布报告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而且这种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略。）

春节刚刚过去，国家发改委就发布了这么一个报告，指称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可想而知的是，这份报告的成形是在春节之前，而之所以选择节日后发布，是考虑到别在大过节的给中国人添堵，一些负面的内容还是过了节再对外公布，让中国人傻乎乎地过一个快乐祥和传统节日。

有趣的是，这份报告的调查研究对象只是中国城市居民，而把占中国人口总数约2/3的农村居民排除在外，并据此得出了中国城市居民的基尼悉数，而要知道，全世界衡量基尼悉数都是将一个国家的总人口的收入状况都涵盖进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发改委的这份报告又是份别有用心地将农村人口排除在外的以偏概全之作。把中国农民驱除在调查研究范围，如此得出的基尼悉数会是个什么货色，

网上流传的“掠夺式经济使中国中产阶层迅速消失”一文也算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略。）

每每谈及中国的基尼悉数，总会有人站出来说这是发展的代价（该报告发布当天有媒体就拿樊纲就此的立场进行的披露），换言之，中国的贫富差距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不可避免的现象和遭遇。

更是有些人总是把中国基尼悉数的状况与美国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到，媒体煞有介事地公布着如此内容：

美国社会学重镇丹尼尔•贝尔说，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最富的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30：1，而今天，21世纪初，这个差距已经到了1000：1。

2005年12月28日《华盛顿观察》：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赫兹在32年中研究了6273个美国黑人和白人家庭两代人的个人发展情况。（略。）

似乎，号称当今的世界警察、通过暴力乃至战争手段、以杀人为合法路径在阿富汗、伊拉克等伊斯兰世界（2月6日消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同意欧盟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美国声称不排除对伊朗使用武力）强制性兜售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社会存在规则、并在全世界树立人类存在典范的美国，也有着如此严重而固化的贫富差距，而且还在固化过程当中，那么中国有点贫富差距又算得了什么呢？

怎么样？傻眼了吧！不贫了吧！

没听说，上个世纪20年代末那场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后，美国也是假冒伪劣横行商业欺诈遍地？如今中国的市场混乱只不过是一个冉冉升起的东方文明社会临产前的阵痛和改革开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已，慢慢来，别着急，面包会有的。

可这种比较当中，却忽略了一些基本到了历史性和决定性的因素，诸如法制传统、社会中坚力量、宗教信仰、党派竞争、舆论监督、政治体制等等。这些元素可不是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光是看，如今中青报【冰点】还莫名其妙而且蛮不讲理无法无天地被封了呢，遑论它乎。

其实，中国的贫富差距早就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而且也早就是世人皆知的事实了。

美林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现在的富裕人士（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较前一年增长了12％，达到23.6万人，这些人总财富为9690美元。

2005年12月14日《中国证券报》以“中国0.5%家庭拥有60%个人财富 富人正变得更富”为题报道，（略。）

抛开国际舆论，国内机构针对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不是没有声音。根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季度报告，中国人的收入差距不仅达到了相当大的地步，而且这种差距仍在继续扩大。2005年第一季度，最高收入10％人群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888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而最低收入10％人群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55元，二者增幅相差近25倍。

而早在1998年就有数据表明，用联合国开发署的人文发展指标来衡量，中国最富省份和最穷省份之间的差距几乎相当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与最穷国家之间的差距；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世界银行还指出，“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乡差距尤其突出。在其他国家，城市收入和农村收入之比通常在1.5倍左右，很少超过2倍。而在中国，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福利收益，则城市的实际收入对农村收入之比要超过4倍”。

……

所有这些，都在向我们展示着一幅幅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中国只用了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就形成了社会阶层的重组，成就了全世界速度最快的、而且也是最严重和最危险的贫富差距格局。国民财富迅速向“一小撮”人手里集中，而且这个进程还在不断加剧，并且以类似于国资委主任李融荣重新放开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等名义逐步合法化的路径招摇过市着。

2005年11月29日，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与驱离中心”宣布，中国被列入2005年违反住房权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之一。该组织敦促中国信守它签署过的国际人权条约，不要为了经济发展而践踏人民的居住权。

而与此同时，在暴力拆迁愈演愈烈的局面里，北京规定“副部长级以上的公民，特殊公民（指民主党派中的高层人士、外籍公民、在台湾原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房地产，在拆迁过程中土地使用权需依法评估、补偿”。这等于赤裸裸地宣告，无权无势的普通中国公民不能享受法律的保护，只有“特殊公民”的合法权益才“依法”受到保护。

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孙立平后来做过研究，结果表明，按照国际上的计算方法，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5，居全世界首位。孙立平研究结论是，首先，社会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其次，这种格局趋势已基本定型化了。三是社会流动出现新的趋势。四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开始产生挫折感。如果将来老的失业群体抗拒的方式是上访、静坐、拦车，那么新失业群体将会是扰乱社会治安，甚至是犯罪。

通过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这份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报告，人们可以体会到，实际上，去除掉中国统计中注定存在的水份，再加上1998年世界银行指出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达到4倍的事实、以及其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此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则宣称这个比例已经是1:6）；综合看来，那种认为中国基尼悉数已经达到0.65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

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如果有些地方经济在纳入世界市场的同时破坏了社会联系，并使社会资本变得贫乏，而且渐渐地，粮食安全或食品质量的下降也是由此引起，因为这种安全过去是由地方的相互依赖性所保证，而在新的治理层次上又没有建构新的安全体系，那么这无异于狗熊掰棒子，因为这说明建立在商品交换基础上的经济最佳状态已经达到了以形势恶化为代价的程度，而其所处的领域比社会生活更为重要。……所发生的情形就像用线性衡量工具去衡量‘经济进步’，其结果是极端的片面与局限，并且掩盖了事物的本质。”“一个社会以保持其特性为由抵制任何变革的结果是注定要灭亡的；相反，一个社会为其自身的演变所迷惑，甚至忘记了变化的理由，甚至否定自己，更会面临灭顶之灾，丧失方向，在所谓的进步潮流中随波逐流。”“谨慎原则可以以个体责任的名义用来对抗知识和权力的掌握者，也颠倒了证明的方式，即不是要证明一项革新会造成不好的结果，而是证明这项革新不会产生坏的结果。”

改革进程，蜕变为政府向强势利益集团方向转型，因之导致全社会的混乱和灾难。转型期间所形成的权力真空，造就了设寻租的巨大空间，使得权力市场化获得了对于时代以及国家的决定性，而游戏规则只是成为被蹂躏的妓女，高速增长的表象被扩充为政治权力存在的本质理由和成就，出现着卡蓝默所谓“社会为其自身的演变所迷惑，甚至忘记了变化的理由，甚至否定自己”，决然忽视谨慎原则中对于变革“不会产生坏的结果”的社会运行基本要求。

这么着，咱们除了如履薄冰之外，还能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