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打击红顶商人战果赫赫

                                  2006年2月1日

何必

山西各地还查出952名国家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在煤矿投资入股，共涉及资金1.56亿元……（略。）

看上去一派形势大好吧。

就目前情况看，山西已经成为治理全国红顶商人的重地。随着国内投资带到经济增长的势头不减（当然，进出口也占据着越来越高因而越来越危险的比例，相形之下，消费对于国民经济健康存续的贡献率却一再下降），对于能源的需求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引发煤炭供应吃紧。高层实施的宏观调控也未能见到实际效果。作为产煤大省的山西，也成了发国难财的圣地。媒体报道，山西从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到户，“凡是黑的都能卖钱”，煤矿地区一夜暴富者大有人在，挥金如土歌舞升平，爆发了太多官商勾结的事件。而山西煤矿主已经成长为新的富贵一组，并直接对其他地方的经济乃至社会生活产生着显而易见的影响。目前北京市房地产价格一股脑往高位窜升，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于山西矿主们的“贡献”所致。

“从农民到千万富翁，透视山西煤矿老板暴富生态”，2004年11月17日《新京报》用这样的标题做了开篇。“他们因煤价飙升迅速积聚资产；他们形成共同的消费习惯；他们捐资建庙讨好个别官员；他们被迫与当地百姓分享财富”，“到高档场所消费，动辄上万元；比如随大流购房，在高平、晋城（高平上级市）、太原、北京都有房产；比如旅游，国内的名胜他已经几乎全跑遍了，港澳、东南亚、欧洲、美洲等地区和国家也去了不少趟；再比如买车，把孩子送到贵族学校等等。凡是现在流行的做法都尝试过。”

外电报道，中国政府为遏制因“官煤勾结”而导致的煤矿事故，要求公职人员主动撤出入股煤矿投资。但到去年三季度末为止，全国仅有近500人撤出煤矿“官股”。中纪委、监察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8月30号联合发出关于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的紧急通知，要求他们在9月22号之前撤出煤矿投资，并向本单位纪检监察部门或人事部门报告登记。国家安监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中国政府做出上述决定的原因：“煤矿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在煤矿投资入股，公开或暗中包庇、袒护非法矿主，使一些不具备生产条件的和非法煤矿没有真正地停产整顿、关闭或取缔。所以国务院办公厅做出了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要求凡是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自通知下达一个月内撤出投资，如果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一律免职并且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因为替权益受到侵害的劳工打官司而闻名的四川律师周立太指出，地方官员参与煤矿经营导致矿难事故频发，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他说：“中国政府在调查矿难事故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小煤矿，包括一些大的煤矿，都有一些官员入股，甚至入干股，所谓干股就是不投资，挣钱了以后分得一定比例的利润，地方官员参与煤矿的经营，严重影响了安全生产的监督，最终导致煤矿事故，工伤、死亡频频发生，直接影响社会和家庭的安定，也给矿难家属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和家庭负担。”

国内更有媒体以“谁在山西省的煤矿‘抢钱’？”为题，刊载了如下内容：据报道，2001年底，几家民营公司参与山西沁水县国有骨干煤炭企业“三矿一站”改制，获得75％的股权；到2004年底按股权分红，民营公司累计获得利润3.7亿元，平均年收益率达到了300％。而据一位参与改制过程的原煤矿负责人说，整个改制过程，民营公司实际上只付出了375万元。山西沁水的含煤地层占土地面积的90％以上。县里希望把分散的煤矿捆绑起来上市融资。在一次次谈判中，沁水县不断让步。沁水县改制组官员称，“我看他们在证监会的楼上办公，心想人家在上市方面的确有优势。”为表示诚意，采矿权和土地使用权这两个资源型企业最核心的资产都没有评估。

媒体报导，国家规定的政府官员和国企负责人从煤矿撤资的期限过后，有的地方没有一人退出，大有与政府叫板的态势，甚至传出有些官员宁可丢官，也不退股的说法。

外电披露，设在香港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在法国的国际代表蔡崇国分析说，要求公职人员撤出股份的通知之所以在地方遇到阻力，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下面的基本情况缺乏认识。他说：“它完全低估了地方官员在煤矿有股份的现象之广泛和普遍，那么让他们退股就遇到很大问题。实际上，这些在煤矿有股份的官员的官职并不高，大多数是科级和副科级，工资几百块或上千块，如果他们在煤矿里有股份，那么他们的利润就会增加到每个月上千块，甚至每年上万块，十几万或几十万块，在这么大的利益面前，他们宁愿丢官，也不愿意退股。”蔡崇国指出，官员不愿意撤出煤矿股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很多官员担心，一旦宣布退股，就等于暴露了自身腐败行为，因此就暗暗地等待上面的风头过去，而且他们也受到自身就有煤矿股份的上级官员包庇。蔡崇国还指出，政府官员在地方煤矿里有股份，实际上只是“官煤勾结”的一种形式。蔡崇国说：“地方矿主向官员行贿受贿，劳动安全没有达标，但是通过行受贿得到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通过职权受贿而没有股份的现象，是无法通过国务院的指令解决的。另外，很多官员虽然本身没有股份，但是却从他的亲戚、朋友或同事有股份中得到好处，这种现象也很普遍。”蔡崇国指出，导致中国煤矿安全问题的因素很多，除了地方官员的腐败外，还有安全设备缺乏以及工人地位低下等。他认为，提高矿工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使矿工组织起来参与安全生产管理，才是煤矿安全生产得以改善的关键。

……

这是怎么样一副穷奢极欲无法无天的景象！这种描述换了过去，只能从对于万恶的旧社会十恶不赦理当千刀万剐的地主资本家的丑恶行径的脸谱化概括里才能见到，而如今却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身边。

而山西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多的红顶商人，与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当下，权力早就被瓜分成为利益的直接相对物，公共权力更是被当权者蜕变成了自己的强势利益集团绑架国家要挟公共利益的法宝，成为设租寻租的理想空间，成了不受约束的产生绝对的腐败的法制真空地带。

胡鞍钢认为：“导致腐败的主要根源来自党内和政府内部已经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拥有各种利益和影响力的各类利益集团，其中，相当一部分官员或集团已经蜕变成如同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他们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也成为阻碍改革和反腐败的最大的阻力。”（转引自《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第275页）

而当这种形成强势利益集团的政治环境与社会体系没有得到彻底而实质性的改变时，即使搞政治运动方式一窝蜂地揪出数以万计的腐败分子，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更是给那些尚未暴露的腐败分子一番打草惊蛇般的提醒，使得他们更加隐秘、狡猾、凶险、残暴。而近来腐败分子东窗事发案值呈几何级数攀升，也昭示着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并从一个侧面指认着，在一个形同虚设的规则体系面前，贼不走空才是最经济最理性的职业行为选择。于是，一个培养盗贼的温床依然招摇过市无人问津地与时俱进着。

故此，对于开篇所做的得意洋洋的阶段性小结，我们姑且也只能看作是文过饰非粉饰太平之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