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的北京保姆节目

                                     2006年1月27日

何必

保姆年年请，年年保姆荒……（略。）

这个节目的稿子，是我死乞白赖追着记者才要来的。感情还有这种事，找的新闻题材都这么费劲。

看了稿子，是要就调查内容本身说三道四。而看了节目，却一下子不知道该从哪个角度写了。因为，在此之前，笔者从来不知道节目竟然是这种样式。而节目播出后，很多电视界的同仁问起我，节目怎么会这种德行？到底是怎么想的？

从电视节目角度看，这期节目是个很值得讨论的样板。

节目开篇，该节目采访记者与女主持人手舞足蹈念念有词，大段说着乱七八糟的内容。

比如，采访记者在外拍画面中没有一个出镜的情况下，被叫到演播室，与那个一直找不到感觉的女主持人共同主持，犯了一个电视节目的大忌。通看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采用双主持人（无论是一男一女还是两男或者两女）的节目，都那么死气沉沉，按照摄像机上的提示器念稿子，傻到了极致，成为节目收视率的杀手。（该频道《首都经济报道》同性别双主持人的成功，更多地由于电视节目的广播化，以及主持人脱稿主持的功夫；当然，这种成功之中也并非没有风险。）而记者到演播室，必须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特别是在一档时长仅为20分钟的节目里，这种方式就成了形式对内容绝对的扼杀。贸然采用记者进演播室，严重干扰了电视符号化，更是妨碍了尊重观众视觉的起码职业原则的兑现。

笔者曾经提议，在已经决定做刚刚播出节目的观众反馈节目无法更改的情况下，为了提升节目兴奋，安排记者接受主持人采访，扩充节目元素。但这仅限于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节目安排的格式里。对于一个新内容的节目来说，这种方式却是万万使不得的，更不用说把记者当主持人用了。

话虽这样说，毕竟不想在此进行业务探讨。还是言归正传吧。

逢年过节，北京保姆市场严重供不应求，已经是长年累月的事实了；并且，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发现，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出现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短缺。

与此同时，北京人越来越懒惰，越来越多的事情都无法自己搞定。曾几何时，社会上充斥着家庭劳动社会化的叫嚣，似乎什么事都可以交由社会来处理。于是，从搬家、装修这些重体力活，到做饭洗衣服看孩子，似乎一夜之间都可以放心大胆地任由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周遭来干，自己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地直奔共产主义了。

更为严峻的是，北京目前超过65岁的老年人已经占到总人口比例的14％，远远高出联合国关于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太多的空巢家庭里，老年人形影相吊，孤独地捱过痛苦而漫长的老年时光。以前有道是，西方是孩子的天堂，老年人的坟墓，可中国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惊喜亢奋高潮退去后，却发现中国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成为老年人的屠宰场。2005年1月5日《新京报》报道，3日下午3时左右，原冶金部副部长王汝林在家中卫生间里被人发现，身边有大量的血迹，已死亡多日。警方初步认定，是大出血未得到及时救护导致了老人的去世。71岁的王汝林是原冶金部副部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冶集团名誉董事长，后调往国资委，目前是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老人独自在家，总是独来独往。负责处理王汝林善后事宜的有关人员称，警方调查后初步认定是老人在上厕所时用力过猛导致大出血，因独自在家未能得到及时救护导致死亡。

而相关资料显示，北京老年人意外死亡的数目呈现上升的趋势。

怎么着？没说错吧。说不定，哪天谁闻到了附近什么异味，可能还会是悲剧的重演。

家政服务呢？

该节目没忘记采访北京市家政协会会长李大经。这个老太太的成名也是北京市家政市场严重畸形才造成的，或者说，北京市家政服务人员的短缺，又成就了一个人的功成名就。

该协会曾经从四川引进了好几百个川妹子进京做保姆，并号称要与四川省政府有关方面合作，一年时间里向北京输送上万名保姆！这种浩大的工程让人听着就发蒙。

结果呢？第一批来的保姆，没几天大部分就消失了。一直跟踪报道此事的同事们戏言，或许能从美容洗发或者什么KTV地方找到她们。

这还不够，该协会又从四川弄来了些个大学生来京，可让人不解的是，那些大学生直到北京下了火车，都还不知道到北京是干什么来的，让记者感觉有绑架裹胁欺骗的嫌疑。而她们到京收入的期望值通常都在1200元，并且只能在寒假期间实习，让媒体看到了又一出闹剧。

春节到了，北京人为了找保姆不遗余力，甚至不惜血本。但这种态势能够持续多久？那些困难家庭如何接受家政服务？他们是否就应该被排除在这个行列之外？如果是这样，家政服务也逐渐会贵族化，成为标志着贫富差距彰显社会不公的一个领域，大概又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

通看起来，北京市家政服务人员市场，正在演变成为一个活脱脱的利益角逐场所，并形成着新的社会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