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视责任怎么着也闹不清

                                   2006年1月25日

何必

寻找制造近视大军责任人……（略。）

该节目继续着有关近视眼的追问与探讨。好在只是上下集。近视眼这种被所有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被在一个又一个层面上剖析着、观察着。

从世界卫生组织所发布的号召中，可以看出，近视眼是否为一种眼病的争论，只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益之争。既然近视眼是一种亟待解决的可致盲性眼病，那么说一个社会文明程度与戴眼镜人数成正比（该节目中北京市同仁医院工作人员语）说法的确切含义也就令人明了。

中国是眼镜大国，这是勿庸置疑的；中国人戴眼镜的数不胜数，也是尽人皆知的；尽管，从眼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上，中国排在日本后面位居全世界第二，但从眼镜人口总数上却没有任何争议地在全球独占鳌头。虽然日本人眼镜人口也不少，但其选举过程中还是尽量把国家交给那些视力良好者治理，历任日本首相戴眼镜者很少。这与中国的情形有着太大的不同。或许，按照同仁医院“专家”的逻辑，可以说中国从领导人到知识分子到中小学生，早就超越了日本甚至欧美，文明得一塌糊涂。以至于笔者在欧洲大街上，看到亚洲人模样的戴眼镜者几乎不假思索直接用中文交谈十拿九稳，因为中国不仅是眼镜输出国，更是眼镜人口输出大国；或者说，到海外的中国人中，不戴眼镜的越来越凤毛麟角，向全世界宣示并炫耀着自己的“文明”。

眼镜大军该裁军了。这似乎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呼吁。问题在于，如果造成近视眼现象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原因不被解析，又何谈治理？

当记者就形成近视眼现象愈演愈烈的责任者进行调查时，老师推脱，校长推脱，家长推脱，社会推脱，而真正能够出面承担责任的，竟然是那些乳臭未干弱不禁风的孩子们！

记者回来汇报这种调查结果时，笔者感到一阵阵的心酸与悲凉：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成年人都在一个责任缺失的生存状态当中玩弄着太极拳式的把戏，所有问题都很难找到具体的责任人，最终会交给那些空洞而抽象的类似应试教育般的制度，而看到孩子们一个个前赴后继掉进近视眼的魔窟当中无动于衷。

皮埃尔•卡蓝默在其《破碎的民主》中提到，“《世界人权宣言》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超验性，却提到了每个个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平等权利，也即人类相对于机器或植物而言所特有的性质。”“在一个知识社会里，掌握知识的科学家、工程师等的责任问题今天以格外尖锐的方式再度提出。社会赋予一些行动者和一些阶层一种权力，做事的权力，研究的权力，治理的权力，教育的权力，但是条件是这个权力必须以负责的态度行使。”

实际上，责任和伦理问题有新的发展。与将人缩小到可以利用的看法相反，199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伦理和经济》提出了“责任伦理”，将重点放在每个人的“能力”上，即使是穷人，也能行使他的自由权利和责任。社会有责任通过其准则鼓励这种自由。

人类社会的演进是责任进化的过程，没有了责任，人类将彻底崩溃。责任是社会的根基和防火墙，是个人存在的必要前提。

而在我们这里，责任却被逼仄到了微乎其微的空间，形成了全社会的责任虚无化。可悲的是，像近视眼这种顽劣的社会痼疾，竟然只有孩子们来担责，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破败的真实写照和危险征兆。

而孩子们在如此社会环境里能够一如既往担责下去？不会的。随着他们向社会的融入，也会了解责任是沾不得的。而且这种推卸责任的趋势，也会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低龄化。用不了多长时间，穿着开裆裤的顽童也会推卸责任，必将是伟大祖国欣欣向荣泡沫中令人激动而心碎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