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能养多少人

                                          2006年1月

何必

这两天，北京电视台《城市》节目连续播出了三期同一个话题的内容，就是“北京能养多少人”。

这个节目，是该栏目还没有开播、甚至连名字还没有定下来时，由制片人、笔者以及临时抽调的几个人一起策划的题目，原本就是为了做样片的。到现在，预备做样片的三个题材（交通、公交和人口）悉数播出，栏目组相关人员也算是舒了一口气，没有白忙活两个多月。

而人口这期节目，正是被当作样片送审的。在策划这期节目时，考虑到笔者作为同一频道的《首都经济报道》节目策划时，针对北京到底是否应该限制外地人进入形成的尖锐对立的两派、而且立场针锋相对到了刺刀见红的地步，就认为这种题材是有着巨大的议论空间的。按照2005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一句“北京应该限制外地人进入”的话招致了滔天的口水、以至于她到现在都不敢再对媒体提及此事、认为如果谈论限制人口进京的话题，不想成为明星都不行的情形，那么这期节目的基本点就已经可以确立。

而谈及北京是否该限制外地人，这种问题本身就是个伪问题。其背后牵涉到太多的城市规划与管理方面的内容。笔者在央视做节目，曾经做过不少相关题材，其中又以时任中国规划研究院历史名城保护研究所所长赵燕菁（现已升任该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的观点相对专业而突出。那时，他多次在节目中或私下与笔者闲谈时说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北京最后的机会；北京的行政中心转移势在必行；北京作为历史名城，其文化的保护必须要将旧城区的贫困人口迁移出去，让有钱人消费旧城；中国必须保留户籍制度，以避免形成类似墨西哥、印度等国家中密集在城市中的贫民窟……

他也承认，他的观点广受指责，被认为是站在富人的立场上。不过面对现实，这些问题却是不能回避的；特别是，在北京旧城被毁得差不多的当口，唱高调远不如脚踏实地干点子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的事来得切实。

笔者不想对其嫌贫爱富的立场进行评论，只是看，他的一些观点对于缓解北京现存的城市管理压力以及谋划北京市前景应该还是有积极意义，能将如许观点传播出去，至少可以引发新一轮的民意唾沫。

因此，当做这期节目的记者与赵燕菁联系上、得知他正在厦门挂职一时难以进京时，笔者直接打电话到其手机上。赵燕菁知道要做这么个题目，告诉我说北京市有关方面非常反感他的意见，这种内容恐怕不会被认可。我则强调这个节目本身就是要反映这个领域里的不同观点，形成对这个问题的社会关注，就像在央视忽悠来那帮子经济学家一样，把他活生生拽回了北京接受制片人李峙冰的采访。

北京能养多少人？这的确是像《城市》这类节目该关注的事。我们到底是相信1800万这个数字，还是依赖适宜人口与极限人口的界限？北京到底能不能维持下去？

北京能养多少人？这个问题换个提法，也可以变成多少人能养北京？如果把问题解析开来，北京负担人口与消费北京人口应该是不同层面的概念，从人口红利的角度看，北京已经走到了差不多的尽头。

但问题的另一面就是，虽然市场经济了，可北京依然享受着太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权。因此，问题还是回归到了如此的层面上。

卡尔•波普尔认为，“矛盾的意义在于解决矛盾，而不是停留在矛盾中。”或许，按照西方名言指称的，问题的提出比问题的解决更重要？把北京能养多少人这么个“既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又有长远的历史意义”的命题提出来，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引起一场新的口诛笔伐或者党同伐异，更不是想与科学上像原子运行轨道那般具有着测不准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知识盲区分庭抗礼。

皮埃尔•卡蓝默在其《破碎的民主》中指出，“变革的速度本身不是全人类的目的。完全相反，最要紧的是减缓、甚至停止一些变革，至少留出思考和讨论的时间。”

也许，我们真是应该从经济高速增长及其带给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惊喜当中冷静一下，想想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如此亢奋之后留给我们以及我们后代的还能有些什么。意大利著名时装品牌Etro创始人Gimmo Etro对中国的迅猛发展感到忧心忡忡，“我无法想象，我不知道对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切究竟是否是好事情。”

北京与全中国一样，处于经济高速的发展过程当中，而且这种发展已经、正在并且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而恰恰是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太多的社会问题，积淀下来太多的社会矛盾、隐患、痼疾甚至顽症，跑马占地般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呼啸而来飞奔而去，让人来不及思索，来不及寻求些许理性、特别是良知。我们都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在指责比如日本人是经济动物的时候，我们自己却比日本人更加惟利是图并利令智昏，被经济发展的表象骗得神魂颠倒、麻木不仁甚至丧尽天良。于是，文化消失了，道德沦丧了，环境毁灭了，国民腐败了，理想不再有生命，生命不再有价值，世界就这么悲观主义化。

实质上，我倒是感觉，很多时候，我们都太相信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与判断能力。爱因斯坦说：“最令人不解的是：世界是可以解释的。”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我们试图给自己制造包打天下的秘诀良方，并得意于虚幻的刻舟求剑上。

而且，爱因斯坦临终前对女友说：“蠢货的统治是无法撼动的，因为蠢货那么多，而他们的选票又和我们的一样算数。”这句话在此的含义如何呢？2005年10月郎咸平在墨尔本演讲中提到，“你一切向钱看的结果呢，是把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都打散了，你发现整个中国社会是个没有文化的社会，是个人吃人的社会，什么改革都向钱看。”这与泰戈尔所谓“老虎并不吃老虎，只有人才用人来养肥自己”的警句何其异曲同工。

问题可以这么追问下去，可的确挺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