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暴力凸显社会危机因素

                               2005年9月11日

何必

王斌余……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后，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略）。

这则新闻一出，网上沸腾了，对王斌余表示同情的同时，有的网民将王斌余挥刀杀人的犯罪行为“浪漫化和悲壮化”，称其为“英雄”。然而，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清楚，王斌余杀的并不是备受诟病的包工头，而是和他一起打工的并帮助过他的工友及其无辜的亲属。悲剧让人沉痛，更令人沉思，当其不能推诿于命运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是有着社会的制度的发生背景时尤其如此。（2005年9月11日《南方都市报》）

不肖说，农民工是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遭受着太多的不公，承载着大量本不该由他们承受的歧视、负担、责任、艰辛与困境。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迎来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势如破竹，作为排头兵，农民工就成为与城市接轨融合的焦点。

但无论如何，像王斌余这样杀人的行为，也是不可饶恕的。即使是在社会制度有着太多欠缺、制度漏洞比比皆是的情况下，在自己的目的达不到时就拔刀相向，用暴力手段来作为终极解决方式，在法制化倡导背景里是必须要对此嗤之以鼻并予以最严厉的声讨的，毕竟，这是对生命的残害，是对法律与人间最低行为底限的蔑视，是古今中外都不能容许的残忍行为。

说“最恨”的不是凶手而是包工头，这种说辞很难让人理解。面对荼毒自己亲人的杀人犯，却能冷静地将矛头指向社会制度及其受益者，别说农民工，即使是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恐怕也做不到如此理智胜过感情。而王斌余所谓农民工权利达不到保障的理由，当然也是再怎么着也不能构成杀人的依据。

农民工讨薪未果连杀4人，在网上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与声源，显示出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注目。虽然说，网上的民意往往以偏激极端一边倒著称，而且太多平素里斯文的人一到了网上就凶相毕露污言秽语，但毕竟还是表现出了对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的普遍支持。

事实上，不仅仅是网上，即使是在传统媒体里，凡是涉及到农民工的话题也都出现如此一边倒的景象。前两天，南方一个城市社区里建了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引发了居民的不满，有居住在社区里的私营企业主甚至说出了感觉很没面子之类的话，结果引得媒体口诛笔伐，认为农民工子女也照样有受教育权，他们的父母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应该享受平等的待遇，不能够按照身份与地位将人、特别是尚处于身心发育阶段的孩子分作三六九等。一时间，这种评论被到处转载，形成了话语优势乃至霸权，如同现在谁都不敢提与日本交好或者对日本稍加赞颂的话，否则就会立即被浩荡民意所散发出来的口水湮没一样，对于农民工，也是媒体乃至舆论千篇一律的区域，特别是新一届政府亲政以来，以熊德明向温家宝讨薪并得到重视开始，社会舆论不约而同都把农民工当作可歌可泣的倒霉蛋来吹捧。

而笔者听到如此的评论，却很是不以为然。如今那些香车宝马灯红酒绿的新闻人，在酒足饭饱之后俨然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在自己把持话语权的媒体上，云山雾罩着什么平等博爱之类的说辞，可实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还别说遭遇农民工的暴力，即使把那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到这些新闻人的小区里，看看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叶公好龙罢了。

所谓弱势群体，只不过是个相对的概念，是有具体的时空限制的。拿北京来说，乘坐公交车（尤其是月票有效的那种）的人群应该是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了，而这些乘客中再区分弱势群体的话，则是那些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相形之下，年轻力壮的农民工就是十足的强者了。但随便到哪辆公交车上去看看，现在还能有先下后上的约定俗成？哪次不是我们可爱的要上车的农民工兄弟一窝蜂地勇往直前把下车的乘客挤回到车厢里面去？再看看，一旦有坐着的乘客起立准备下车，农民工谁会礼貌让给老弱病残？一个个一往无前。这种状况，对于天天坐公交车出行的笔者来说是太熟悉不过的事情了，经常能看到两个农民工为了抢一个坐位比试着谁更迅雷不及掩耳，而就在本周笔者就看到两个人同时挤到一个坐位上谁也不肯相让，旁边的同伴恶语频频，闹得笔者赶紧往后退以免动起手来不管不顾伤及自身；而如果刚刚看到这一幕的人，没准以为那是同性恋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密无间呢。就在前两天，媒体报道农民工在车上为了争抢坐位动手而把眼睛打瞎了的事。这时，谁是弱势群体？谁更应该得到关怀与呵护？

应该看到，随着农民工大量涌向城市，出现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每年动辄上亿的人口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建国后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绵延不绝浩浩10载，城市治安状况日益恶劣，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经验数据称，当城市人口中外来人口超过20％时，外来文化就会对本地文化形成冲击，使得本地文化带有外来色彩。如此以来，目前北京市农民工数量400多万，那么按照此理，北京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农民工色彩。想想也是，公交车先上后下，街道上垃圾遍地，城乡接合部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成为北京人的禁区，这也都是为媒体噤若寒蝉的领域。

现实情况是，农民工进入城市，最多只是强调对其进行技能培训，使得其在城市能够就业，而对其综合素质的评定与培训却是太大的空白。只要想进城，抗起背包拖上子女走就是了，比那些大学生去留要便捷得多（尽管大学生综合素质评定与培训也不怎么样）。但农民工素质方面的欠缺已经成为日渐突出而且可能引发更大社会矛盾的问题。从王斌余杀人案来看，媒体导向上似乎有着包工头为非作歹死有余辜的言外之意，这显然是有悖社会正义与法制进程的；而这种暴力到极致的恶性事件能够引起如此广泛的民意支持，也算是法制化的光辉；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这种导向、民意以及农民工素质所引发社会问题的广泛深入，社会整体将会爆发更加激烈的矛盾与冲突，那时，人们很可能就不会如此隔岸观火高谈阔论，也许会很痛切思忖，在国民素质全面低劣的情况下，农民工到底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还是推波助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