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取消得很轻松

                                       2005年3月17日

何必

2005年2月17日2600多年的税赋终于被取消了……（略。）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当温家宝豪情万丈地宣布这个消息后，会场里响起了很知趣而礼貌并且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22个省区市宣布免征农业税，有媒体兴奋地宣布，中国农民正在加速告别延续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免征农业税，不仅立竿见影地减轻了农民负担，更是改变了数千年来“种田纳粮”的传统农村经济制度，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生活形态的嬗变，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媒体的这种说辞，全然不顾中国是全世界仅有的向农业征税的国家，特别是在人类进入21世纪，中国对自己经济取得让世界惊诧的高速增长之际，也对向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民赋税这样的基本事实，还是恬不知耻地报喜不报忧，对于存在着的巧取豪夺不闻不问，却对这种取消当成是空前绝后的创举来传播。孰不知，即使是中国那些别有用心的“专家”所倡导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在农业方面也都采取非常强烈而有效的保护措施，其中，欧盟（或其前的欧共体国家）与美国的贸易争端里有关农产品的喋喋不休从来就没平息过，而各自对从事农业生产、加工、贸易者的优惠政策更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让中国那几个叫嚣着要把农民都扔到市场里去直面惊涛骇浪、在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知识精英们赌气说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亵渎与侮辱，好像只有按照他们那种把农民惨无人道地置于死地才货真价实的市场经济。

当然，媒体也还是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状况，对于农业仍是主要产业的内地乡镇来说，农业税的取消，使当地基层政权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难。3月9日，财政部长金人庆披露，县乡财政困难已经“影响了基层政权的稳定”。中央财政将拨款150亿，力争用三年时间缓解这一困难。

国务院1991年颁布的《农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农民承担的费用和劳务，是指农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外，依照法律、法规所承担的村提留、乡镇统筹费、劳务以及其他费用。农民直接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不含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缴纳的利润）……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

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各级基层组织规模越来越庞大，占据的社会资源也越来越多。所以，本届政府信誓旦旦要取消农业税、把解决三农问题当作是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这种趋势刚刚冒头，笔者就很担心，问题绝不是一个取消那么简单就能够解决的。显然，中国的三农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积累了太多的社会矛盾，也沉淀着太多的历届政府负债，因而也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使其从根本上销声匿迹的。

历史上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每逢改朝换代时新任官员都会在农业方面采取新政，其中也不乏减免农业领域赋税的行政思路与措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前任官员积攒下来的问题逐渐都会显露出来，使得单纯的减税政策蜕变为巧立名目增加其他领域的苛捐杂税来平衡，借以维持政权的稳定与社会的平静。这种周而复始的现象被称作“黄宗曦定律”，其核心内容是说，在支出固化并形成刚性规模成本的情况下，降低税赋很可能会演变为其他税费开征的制度背景、理由，并因之而获得合法性的社会基础。

如此，最近另一则新闻就显得具有别样的意味与价值。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做了一个统计：“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到了乡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国防部等少数部门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是应有尽有。”一项统计表明，到1999年为止，陕西的官民比例为1：34；河北为1：40；河南为1：41；山西为1：27；宁夏为1：24；青海为1：22。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宁县为1：13。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养1个。事实上，乡镇一级财政破产早已经不是新鲜事。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县乡政府债务已突破1万亿元。据统计，目前吃财政饭的人数已经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

吃财政饭是怎么个吃法？算笔帐也许就能说明问题。按照平均每人每月1000元（这在吃财政饭集中的大城市、省会城市等的实际收入水平上看算是很客气的了）的标准，如果将那500万依赖政府赐予权利也兑换成权力成本，那么每年就要耗费6086.4亿元，占据财政总收入的约1/3。

这么大比例的财政供养人口，而且越精兵简政数字越惊人，靠谁来养？农业税取消了，基层政权怎么办？完全依靠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的实际面前也似乎沦于纸上谈兵。同时，一方面，要警惕在地方官员借助解决三农问题弄出什么三农腐败，而且，还要考虑到中国贪官污吏每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两亿元、官方公布4000名外逃贪官累计带走资金500亿元，以及在农村还有着类似农业技术推广、公共卫生、义务教育、法律服务等太多太多的欠帐，都是要另行投入的，而在行政成本固化的条件下，大概农民的日子还是没有媒体所津津乐道的什么“中国农民正在加速告别延续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那么一片光明。按照目前中国官场的风气，可以肯定的是，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变本加厉搜刮农村的民脂民膏，一定会风起云涌，并在华夏大地上竞相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