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比腐败更可怕
2004年12月13日
何必
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略。)
应该说,中央决定开支针对省部级领导干部巡视工作,这也是一个万不得已之策。这种行动类似于古时钦差大臣执掌尚方宝剑巡查地方的情形。联想到现在,凡是发生天灾人祸,总是要由最高级党政机构组成联合工作小组或调查小组从北京千里迢迢赶往事发地点的常规性模式,就可以看出,地方党政机关在处理这种本来应该属于自己职权范围事件方面已经处于瘫痪或准瘫痪状态,不得不依靠皇城根来的钦差大臣们才能调动资源。说是现在广泛遍布着中央与地方的各方面利益的博弈,殊不知,各级地方之间也频繁有上下级的利益博弈;再加上中央越级直接到基层,使得中间地方机构的权威受到挑战、积极性受到影响,基层也常常把上级指令束之高阁;还有,类似军队以及国务院直属企业这些地方很难干预的领域,也形成利益平衡方面的掣肘。因此,在腐败频仍到了时时刻刻无处不在之际,最高党政部门将巡视工作当作例行公务,除了要有大笔行政开销外,也形成了政治利益格局的新分布。
而为什么最高党政机构可以或公开或秘密到各地进行巡视?这还是由于集权体制所致。要知道,中国各级官员只是向其上级负责,而并非向地方选民负责。假如地方官员完全是通过民选上任,那么除了像国家安全这类必须服从的事项外,国家级别的机构是不能对地方事务进行任何干预的,否则就会有法律所禁止越权行为而受到责任追究。
而从任克礼对媒体所谈到的中国地方官场现状中让人能体会到什么?一副黑暗龌龊的新版《官场现形记》。通看其中那些已经为广大的人们所熟悉的官场行径,虽然令人恶心,但却是实实在在无时不刻都正在发生着的。这种政治生态系统里,豢养了多少这样的社会机体的蠹虫?作为巡视行动负责人,任克礼在面对媒体时自然会有所保留,还是用了中国官场上习以为常的“有些干部”、“个别干部”、“一些干部”这类语焉不详的量化定语,但在小心翼翼之中,他还是不得已采用了“欺上瞒下”、“弄虚作假”之类的词汇,可见形势之严峻,也足以看出最高党政部门必须要启动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巡视制度,否则已经难以控制局面。
从任克礼的谈话中,还可以清晰地知道,“现在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就是干部的腐败和不讲真话这两个大问题”。对于腐败,人们耳熟能详,已经变得有些麻木不仁了。无官不贪几近中国政坛模式,进一步退两步,任凭最高党政部门千呼万唤暴跳如雷,到了下面还是我行我素兵不血刃无疾而终。人们对于腐败现象的习惯已经演化为对于腐败治理不力的习惯。
而干部不讲真话却是鲜见被如此与腐败并驾齐驱摆到台前,成为被巡视行动忍无可忍当作是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干部习气咬牙切齿。
其实,无论是共产党员入党誓词中,还是公务员任职誓词里,甚或成人誓词当中,都有对于党、祖国、人民忠诚的内容。这里的诚实,不仅仅是作为一级干部的职业操守,更是作为一个公民的道德要求;遑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诚实也从来都是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变不离其宗的要义。
可如今已经成什么样了呢?君不见不久前被法办的西安体彩案当中体彩部门负责人在事发最初在大庭广众之下信誓旦旦说敢以自己的脑袋担保没有舞弊做假行为,当他被判决时,没看到他遵守承诺把自己的脑袋换个地方,人们对于他现在的结局已经认为是法律提供的公平与正义,而对于其脑袋的诺言也就不予理会了;君不见诸多地方违法乱纪事件东窗事发后媒体采访时地方官员面不改色心不跳胸有成竹镇定自若地扯着弥天大谎,可最终被揭露后也没见什么人为自己的谎言而负责。
人们面对中国的统计数字怎么说?“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搀水,水到渠成。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官员在很大程度和很多场合都被当作是道德模范,而且在发生社会矛盾乃至冲突时更是被看作是父母官,起到着社会良知代言人的作用,因而官员的一举一动对于社会(民间)的行文规范起着不可小觑的示范作用。官场上盛行的欺骗谎言,对于社会风气的毒害作用早已显现。同时,由于欺骗对于社会风气的大规模大范围败坏作用将有着很长的时滞效应(看看自己日常生活中守时、守约、守信日渐变为稀缺资源的真实状况吧),这种官场上的不讲真话的社会影响要比腐败来得更甚也更可怕。这将会由于官场诚信确实而导致社会对党政公信力的怀疑甚至不屑,严重动摇乃至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组织与社会基础。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认为信任是简化复杂的机制之一。弗朗西斯•福山在其《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说,信任是从一个规矩、诚实、合作的行为组成的社区中产生的一种期待。……社会分为低信任与高信任社会,低信任社会指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高信任社会只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在一个时代,当社会资源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时,只有那些拥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才能构建一个稳定、规模巨大的商业组织,以应对全球经济的竞争。
可如果我们连血亲之间都没有了信任,社会将何去何从就真是该仔细琢磨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