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文化市场割据远非轻而易举

                             2004年8月29日

何必

文化部日前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不得通过明文规定或者隐性规则，排斥外地文化经营单位进入本地文化市场……（略。）

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拆除本地文化市场壁垒，采取公平公开公正原则进行文化市场竞争，这本身应该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思路。

不过，应该看到，文化市场绝非孤立而单一地存在着的。无论就目前社会状况而言，还是从产品的属性上说，文化都是人们精神生活方面的诉求，是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才能顾及的领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文化产品应该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是要服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状况，并受后者及其所对应的生产关系制约的。在这个层面上，上层建筑只是生产力状况的客观反映。换句话说，从来没有脱离生产力而超然存在的文化产品市场，文化市场一定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产物。

特别是，在我们社会里，经济学一直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在增长就是一切的口号与传统引导下，经济拜物教长期统治着社会生活，因此经济学家也比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有着更高的社会地位，并取得了更好的待遇，同时也制造着更火暴的社会新闻。从今年德隆事件中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不负责任地拂袖而去、并对媒体振振有辞地行为方式里，也能看出在如今社会道德沦丧的大环境之中，经济学家作为改革最大受益者的人格状况与水平，（其实，笔者早在2000年就针对刚刚推出的独立董事制度撰写过“独立董事能独立吗？”的评论文章见诸报端，很乌鸦嘴地怀疑这个看上去挺好的玩意儿实际上到底能扮演什么角色，不幸的是，一直被认为是悲观主义者的我的很多悲观议论与推测，接长不短地都很令人绝望地被验证或实现了，让我那些乐观主义的狐朋狗友们很煞风景地憋了一肚子又一肚子的气得不着发泄。）反过来也能映衬出我们的上市公司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令人放心。

现实情况是，GDP政绩观挥之不去，形象工程屡禁不止，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不惜与党中央国务院唱对台戏。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谋求经济高增长就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至高无上的目标而深入人心，在GDP那几个数字唯上唯大的普遍观念与行为里，地方政府理性已经蜕变到了这种地步，为了地方利益不惜违背市场规则，在本地筑起太高的地方保护主义障碍。人所共知的是，目前中国内地各省份之间的贸易成本要高过欧美国家之间，做外贸比做内贸要划算，也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观，并成为如今全世界少有的特例。

其实不仅仅是省份之间贸易壁垒状况严重。在《中国改革》今年第5期有关长三角的报道里可以看到，2003年以来，长三角16个城市之间恶性竞争、行政壁垒的问题日益严重。在相距不远的15个城市中，有11座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业，有8座城市选择石化业，12座城市选择通信产业。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现象十分严重。结果进一步导致相互之间的行政壁垒。于是，江苏免检产品到了长三角区域内的其他省市还要再接受一轮轮当地检验，甚至在同一个省内，这种免检商品进入其他城市同样不能避免检验之手。生产力要素的合理自由流动受到了行政区域壁垒的严重阻碍。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已经修建好从太湖引入饮用水到盛泽的全程管道，距离浙江嘉兴市仅仅十里之遥，嘉兴却不能接过水去；同样，嘉兴已经修建好直通海洋的排污管，盛泽业只能望之兴叹，仍须自己单修一条。如果说，以上报道尚停留在对地方割据的披露上，还留有中央出面协调的希冀，但被民间成为“零点行动”的炸麻溪河时间彻底打消了众人的祈望。该事件虽有中央最高领导的亲自批示，业有国务院相关部委出面协调，但问题拖至今日依然未果。（《中国改革》2004年第6期）

如今，行政区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当作是权力的分界线，这种本应该是公共权力的行政产品，却被地方当局用来中饱私囊，为了地方名副其实的“一小撮”势力所用，远非“权为民所用”，成为地方割据的利器。以邻为壑造成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严重的不平衡，这虽然与新一届领导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背道而驰，而且越来越僵化顽固的行政区域割据对国家统一与安定形成了巨大的现实威胁，但却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趋令人目瞪口呆地发生着，并在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分权的行政惯性中愈演愈烈。

财富上，让一部分先富了起来，却衍生了如今社会道德与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并以地方割据方式诠释着增长的意义。至此，文化上的地方保护主义能被一纸文件所破除，好像也太异想天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