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连载）沉眠满洲国：第二十章（1-2）

第一节：
   二十年代初俄共(布尔什维克)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简称“东方大学”。
   1921年10月21日正式开学。该校的主要任务是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工作干部。学生来源多数是农民和工人，也有一些学生、职员和知识分子。该校学制初为七个月，后改为三年。由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该校最高领导机构。
   学校设有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会运动、经济、行政法律等系。二十年代中期，学校分为苏联东方部和外国部两个部。外国部设有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和俄文七个班。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曾在中文班主修社会学课程。
   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东方大学的部分教员和中国学生转到中山大学。
   1930年中山大学停办之后，东方大学重新开设中国班。
   1937年，东方大学分成两个独立的单位： 一个是只收苏联学生的“东方大学”；另一个是只收外国学生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
    1938年，东方大学停办。

    苏俄兄弟党的党徒，只要进入到苏俄土地，特别是高级干部，即使不在敌后工作，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在这里经过或长或短的培训，成为克格勃的外围成员。即：被克格勃掌握的人员。
    道理很简单，所谓共产国际，其实就是苏维埃的“武装赤化全球工作部”，直接被苏俄暨克格勃控制，这样的表面国际化机构，隔断了与苏俄的直接联系，也避免了苏俄外交上的被动。。。。。
   

  贵族出身的波波洛萨夫，是艺术家的后代，骨子里充满了浪漫和激情。十月革命以后，他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辍学，投笔从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作训侦察专业。
  之后阴差阳错的被分配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总部），做谍报人员潜伏与渗透的专项研究。
1925年波波洛萨夫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份《关于苏维埃现阶段防奸反谍工作的建议》，受到内务委员会主席、苏共最为受人尊敬的领袖捷尔任斯基的赞许，调入保卫局政治部，晋升为苏联红军中校军衔。1929年初，波波洛萨夫受克格勃总部的派遣，以苏联红军上校军衔和教授身份，转入共产国际设立的“苏维埃东方大学”，成为共产国际最杰出的间谍理论教官。
   苏维埃东方大学，表面是苏俄为兄弟党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干部，其实是苏俄克格勃严密控制下的彻头彻尾的间谍培训机构。清高而自负的波波洛萨夫是个极端主义者，他极其崇拜捷尔任斯基，对捷尔任斯基的言论视为真理，捷尔任斯基：“……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代表的就是自我组织的恐怖主义，……实施恐怖政治，逮捕和消灭阶级敌人，消灭他们在革命前所的扮演的角色，消灭他们的阶级联盟，消灭他们的肉体和精神……”的这类极端言论，他能大篇幅的背诵。
    波波洛萨夫又是个非常冷静和富于理智的人，对捷尔任斯基的崇拜，丝毫没有动摇他对间谍培训的理论基础与原则。所以对东方大学的所谓“间谍培训”极其蔑视，甚至为自己在这里工作感到耻辱。他坚持认为：间谍是天才，企图依靠后天技能培训，是培养不出来间谍的。特别不经过严格遴选，只凭所谓“革命觉悟”，便给予培训并授予使命，这样的人政治上或许可靠，但对使命来讲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首先违背了“因人施教” 的间谍培训最基本原则。

   波波洛萨夫把间谍作为科学研究，颇多的怨言和教学中的极大热情，交相辉映的存在着：真正的间谍，分为指挥和行动两类。从事间谍网与间谍配备的设计（包括间谍身份制造和渗透潜伏方式的天衣无缝），并于无形中敏锐的捕捉到情报（包括合理的分析而不是牵强附会的猜测），是指挥类的高级间谍；而实施潜伏渗透，直接猎取情报与传播假情报的，是行动类的低级间谍。
 “间谍研究与教学，需要冷静、智慧并尊重生命的天才学者来充任，而这些人恰恰又做不了间谍。”波波洛萨夫非常有自知之明，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个优秀的从事教学的间谍专业教授、更是学者型的天才间谍院校领袖，但恰恰就是做不了间谍：“诚然我没有铺设间谍网这样高级间谍能力，也不适合身临其境去实施低级间谍的行为，但我能教导我的学生，懂得生存第一的原则。牺牲是间谍最为无能的手段，根本就不崇高，也是低能的必然结果。而把肉体消灭作为主要手段，根本就不配做间谍，是恐惧对手强大的懦弱，最多是个屠夫。只有我的学生，才能真正的理解：想要战胜对手，首先要尊重的对手，重视就是起码的尊重。一个高超的间谍，首先掌握的不是专业技能，而是要具备职业意识和思维。意识高于一切，是训练的根本出发点。”
   波波洛萨夫坚持认为：间谍的最高形式，是间接获取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这关系到国家的政策和外交，直至军事的布局和行动，而这样的情报多是在杂乱零碎和不着边际中，以敏锐的直觉搜集拼凑，加以逻辑判断形成的。任何手段获取到的直接战役或战斗情报，都是以暴露和牺牲为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间谍的身份可以不是绅士贵族，但绝对不能成为暴徒斗士。
    直接获取到的情报，虽然准确但战略价值有限，对长期潜伏的间谍来说，又是最为致命的。
 

第二节：

   苏维埃东方大学都是随时安排学员，从未有人获得毕业证书，更没有人曾在这获得过学位。 绝大多数学员的国家，都是处于被占领或者战争状态，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是逃亡到苏俄的。
   在波波洛萨夫看来，“苏维埃东方大学”就是随机性极强的教导队，连特工短训班都不够格；也是向敌人提供屠宰物的饲养场，学员被灌输的无知无畏自以为是，死到临头浑然不知。这里的大多数学员，特别是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学员，多是毫无培养价值的蠢猪；少许那些比蠢猪强一些的，也只配作为一次性使用的攻击死士。这些人进入新兵教导队，就足以完成训练。
   极个别的优秀人才，不加系统培养和强化训练便投入使用，充其量也不过是实施行动的特工而已。苏联红军从事侦查的少尉级军官，就完全能够胜任他们的培训教官，只要给予充足的训练时间。
    而苏联红军的上校，苏俄绝无仅有的间谍研究与教学专家，来做这些笨蛋蠢猪的教官，在波波洛萨夫看来，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我说的他们听不明白，根本就不具备交流的可能！”

   莫如让这些学员完成新兵集训，再直接推向战场，通过战火的洗礼，若侥幸能幸存下来的，或许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中级指挥员，不超过师级可以胜任。他们的忠诚和勇敢，是难能可贵的。
    可悲的是在号称“大学”中镀过金，如果能就此官运亨通，倒也不虚此行，而悲剧在于：他们的领导、领袖甚至他们自己，中魔一般固执的以为：在这里得到了刀枪不入的符水和畅通无阻的隐身草，不自量力的从事他们根本无法胜任，甚至比穿越机枪封锁的开阔地更为可怕的死亡任务。葬送是必然，存活并不是侥幸，而是屠夫们醉酒或者瞌睡的手下留情或者网开一面。
    波波洛萨夫作为军人，特别是在当时苏俄集权专制统治的环境下，也只能极不情愿的做着自己认为是在浪费时间、和蠢猪打交道的工作。可悲的是：他的领导和首长，已然成为蠢猪。
“苏维埃东方大学”可以是为了对外掩饰，或者为了给予各个支部国家的信徒们些许安慰，虽然冠以“大学”的称谓，是言过其实，所幸它的培训内容，和新兵教导队还是有严格的区别。
   就是这些少的可怜的有用内容，教授过程也完全是违背科学的突击性短训，除了不系统，更多的为了短期的需要，把那些连掩护与生存的起码技能都没掌握的学员，终止培训并派遣执行任务，或者直接被充当了一次性使用的“红色恐怖”杀手、同归于尽的死士。这样连对特工起码珍惜都没有的草菅人命，事实上也是对那些呕心沥血的教官，极大不的尊重和严重的冒犯。
    波波洛萨夫因此不喜欢别人称谓他上校军衔，更喜欢被称呼为“教授”。而教官是“四肢强壮敏捷、技能出类拔萃”的代名词，是和训练军马和军犬等同的工作，这些都与他毫无关系。
   中共在这方面尤为突出，那些奉调回国的，又多数被派去搞什么游行集会和暗杀、爆破等所谓的红色恐怖活动。在行动中便被直接击毙的，占了很大比例。暴露而侥幸逃脱的，甚至有被充当了作战部队的基层指挥员。培训这些随时可能被派遣的学员，波波洛萨夫更有一种饲养员的罪恶感。波波洛萨夫因为对中共高层使用间谍无知的愤怒，曾经一度拒绝培训中共的学员。
    波波洛萨夫的偏执和狂妄，遭院方严厉批评和训诫后，只任教半年，就被克格勃总部召回。
    半年后的1930年初春，波波洛萨夫比以往低调许多的姿态，回到了苏维埃东方大学任教。波波洛萨夫被克格勃总部召回前，尽管十分向往教学工作，但仍然多次态度强硬的和院方交涉：“间谍的行动培训，我无力胜任，确切的说是根本就不胜任。我也更不擅长给蠢猪做屠宰前的育肥。我的特长是系统培训，必须是系统的。换言之：由那些工匠般的教官，按照我的要求，为我的学生提供各种各样所需要的技能训练。我是要教会我的学生，把所掌握的技能，能够融会贯通，并且要升华到作为间谍来使用的境界。也就是说：教官只能教会他射击，我的学生学会射杀，并不是为了剥夺别人的生命，而是在肉体消灭的过程中，取得间谍的收益。”波波洛萨夫甚至对少将副院长说道：“如果您听不懂我的话，我就将无法执行您交给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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