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成功其人。
 

第一节：

   温林警务局三等警正警衔（六等警官，相当军队少校军衔）的局长成功，在四个城门巡视岗哨，回到办公室，刚把大衣挂好，还没等进到里屋，金植就被内勤警士胡传亮带了进来。成功的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很是威严，让金植有些相形见绌，底气不自觉的又少了许多。慌忙立正敬礼：“特务科思想班金植向局长报到。”双手递上公函，拘谨的站在成功对面：“请局长训示……！”
   成功接过公函袋，扫了一眼非常客气：“温厅长和杉田副厅长，午后都亲自打来电话，要我多配合金巡官的工作，而且特别关照，让对你在温林的生活，也要多加照顾。”对金植做了个礼让的手势，便径直进到里屋，坐到了椅子上，把金植的公函袋放在了一边，连封都没拆，更没拿出来审阅，和善的说道：“我们今后在一起共事，就不必客气了，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没称呼金植的职务而是称呼警衔，显然有亲近的成分，成功至少是在表达希望友好相处，成为朋友的意愿。因为警衔相差悬殊，不是对成功事先有所了解其不落俗套的一面，金植会误判为讨好和巴结。
   金植悬着的心，稍微有些平稳。毕竟阶级悬殊太大，又是第一次见面。成功请金植坐到办公桌前自己的对面。把金植引进成功办公室的警士胡传亮，提着暖瓶又推开了外间的门走进来。在成功办公室的外屋，往一个预先放好茶叶的茶杯里，添上了开水，扣上杯盖端给了金植。又走到成功的办公桌前，给茶杯续满了开水。成功微笑着做了个手势：“死冷寒天的小200里地，请金巡官先喝口热茶。”自己喝了一口，递给金植一颗烟：“这荒草甸子是个遭罪的地方啊。”
   金植的热茶还没喝到嘴里，赶紧放下端在手中的茶杯，欠身两手接过烟，很恭敬的试探着说道：“卑职还没向成局长正式报到，黑灯瞎火的就来叨扰，影响了局长的休息，这……。”
   成功倒是很爽快：“金巡官太客气了，你的办公室和宿舍都准备好了。我马上安排人带你过去。我们一起共事，这都是我分内的事。”说着就伸手要按桌上的按铃叫人：“用不着……。”
   金植赶紧站起身来，制止着：“成局长您误会了，我就不住在局里了，住在街里的朋友家。”
   成功连忙劝阻：“金巡官，这你就客气了，都安排好的了，又没什么麻烦的，办公室里面就有一小套间，可以做宿舍。在局里吃住很方便。”又伸出手要按响按铃“我就住在这个屋里。”
   金植笑着再次制止了成功，很真诚的道：“谢谢局长安排的周到，我还是在朋友家方便些。”
“金巡官自己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安排好了。不过办公室有张床，午间也可以眯一会。”成功端起了自己的茶杯，对金植敬让着：“刚过来有什么不适应的，直接和我说，用不着客气。”
 

第二节：

   成功原名程昱光，光绪末年生于黑龙江、江城。五官匀称皮肤白净。身高近一米八，身材稍瘦的标版直流，警装马靴挂着佩刀，军人气派十足，鹤立鸡群的阳刚英俊。
   祖籍却是江苏无锡的昆山县，祖父是美国华工，后来在美国开了间小铺面。受美国政府的《排华法案》的影响，在美国直到30岁，才娶了带有白俄血统的华人媳妇，生下成功的父亲程维翰。程维翰刚入中学，母亲病逝；中学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与中国“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的詹天佑师出同门，同样获得了学士学位。

   光绪三十年（公历1904年）美国通过法案，《排华法案》被无限期的延长。程维翰辞掉美国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工程师工作，愤而离美回国。在詹天佑任总工程师的萍醴路（萍乡至醴陵），任工程师。光绪三十二年（公历1906年）尊父母遗命，回江苏老家娶亲，并在南京置下房产，将媳妇安置好。程维翰受聘京张铁路总局，在总工程师詹天佑手下效力。一年后又受邀进入了中东铁路，任主管桥梁设计的主任工程师，便将夫人从南京接到江城。

   程维翰的婚约，是父亲和岳父在美国时约定的。岳父和父亲在美国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福特汽车公司时，同为装配工人，十几年相处交往，成为了挚友，岳父一家早程维翰两年离开了美国回国。程维翰的父亲带着他两个弟弟，离美转赴莫斯科做机电生意，专营美国进口电动机。
   岳父在家行三，祖籍安徽滁州来安，早年就把分到他名下的家当都卖了，孤身来到广州。从扛大包到做轮机手，又闯南洋去美国。回国在上海开了家小五金厂，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程维翰婚后不久，岳父投机股票破产，五金厂不敷股债，带着唯一的儿子，逃离上海去了南洋，民国八年（公历1919年），在马尼拉给程维翰夫妇来信，说要迁往悉尼，从此便再渺无音讯。
   在江城程维翰夫妇生下二子一女，主任工程师的收入很高，中东铁路待遇也非常好。

   程维翰家是一座面向松花江的坐北朝南三层俄式小楼，到松花江的直线距离，也不过有6、700米左右，还没从温林的十字街到城门的距离远。小楼东西长近70米，南北宽14米。
   这座三层小楼的楼梯两侧，东西半层都各是一家。一楼的楼中间，是东西宽8米南北长13米的大厅，大厅带有前后门，除去楼梯还有近80平米的面积。前门（北面）开在大厅的中间，临商市街；后门开在了大厅的西侧，可以从楼内的大院进出。
后门的门右手（以东）是楼梯，在门前形成了一条接近2.5米宽，6米长宽敞的过廊。
同样的位置，在二楼和三楼，被建成了冲着楼梯开门的俩屋一厨不带客厅的住宅。
   一楼的楼梯下，给封闭了起来，临后门开有门窗。路局安排的专门更夫，住在里面。负责给小楼值守和打扫卫生了。全楼不算更夫只住了8家，非常安静没有一丝的嘈杂。
这个大院成“日”字状，有前中后三座小楼，两楼间的间距20米，两个上千平米的院子非常宽敞。成功家在前楼，成功的光腚发小，从小学一直到中学的同学霍海仁，家在后楼，隔在前后楼中间的中楼，比前后楼都短了10米，是让出来西面，使小楼的西山墙，正好冲着开在高士街的大院大门。大门前形成了500多平米的一个大空场。
   程维翰家在二楼的右手（东面），进门就是个大客厅，南北贯通14米长6米宽，对着进户门，是进到里面2米宽的走廊，全长11米，尽头正对着近20平米的卫生间。卫生间的东墙就是小楼的东山墙，在2米高处有2米长0.5米高的透气窗。北面是铸铁的大浴缸和烧木柈的小热水锅炉，除供应洗澡热水，还单独连上了一组暖气片，以保证冬季浴室的温度。
走廊两侧南北各是三个房间当做卧室，都是东西接近4米宽，南北6米长。卫生间挤占了相邻南北两个房间3米 × 3米的面积。使得这两个把着东山墙的房间，形成了刀把状。
   北边窗户临街的房间，属于阴面，被当作了仓房；南面窗户临院的阳面，是保姆张姨的房间。北面另外的两个房间，分别是儿子昱光和昱灿的，昱光的房间紧挨着仓房。
   哥俩房间对着的南边两间，分别是程维翰夫妇的主卧和女儿程昱怡的房间，女儿的房间和保姆张姨的房间相邻。程维翰夫妇好静，除了吃饭以外，三个孩子回到家里，也几乎都在在自己的房间。多数的时候是程维翰在书房，张姨在厨房，夫人则巡视三个孩子。
   客厅东间壁墙上，在走廊门的南北两侧，对称各开了个门，北边的房间和昱灿的房间一墙之隔，是书房；南边的房间与昱光父母的卧室一墙之隔，是厨房。书房和厨房，都是6米 ×6米的方方正正大房间，加上中间被隔出去的走廊，正好和客厅的面积相等。
   书房门对面是一架三角钢琴，北窗下是一对带着茶几的黑色单人沙发，挨着东面间壁墙，和北窗有半米间隔，是阳台门。冲着商市街的大阳台，长12米，正好在客厅和书房的北墙外，欧式立柱的阳台护栏，使阳台的大圆弧显得更加柔润。北边在靠着东山墙的仓房，还有一个小凉台，那冬季成了天然的冷冻库。厨房门正对着一张宽1.2米，两端是半圆形的欧式大拉桌，两块起落板全部被拉出来，全长2.4米，足以坐下14个人进餐。
   厨房冲着院子，还开了一个门，门外是和楼房等长，近50米长1.5米宽的贯通阳台，两侧各有一个转盘钢制外楼梯，成功(程昱光)直到这次回从南方回来，在沈阳和妹妹程昱怡闲聊时，学建筑的妹妹告诉他：这是防火通道，阳台是副用途，但很多中国人居住，就给分割了。

   二楼对面（西侧）的邻居，是江城机务段的白俄副段长，足有一米九身高的弗罗博诺夫斯基。他的儿子卡缪夫和对面院的女同学赵镇妹，有“三同（同年同月同日）”之缘。
程昱光、卡廖夫、赵镇妹和霍海仁，四人从小学到中学的同班同学，遗憾的是在中学二年级刚开学的时候，弗罗博诺夫斯基被晋职，调任黑河任分局长，四个人才分开。
   卡缪夫是要跟程昱光和霍海仁一块上下学，多在家旷了一年，坚决不去铁路学校。霍海仁嫌铁路学校离家太远，程昱光跟着借光，弗罗博诺夫斯基则很尊重孩子的选择。
   可惜弗罗博诺夫斯基响应苏维埃的号召，回国效力但很快就遭到清洗，霍海仁接到卡缪夫的最后一张贺年卡，是在民国十九年的元旦，后来据说全家都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