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世界上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印刷品为唐懿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西元868年5月11日）雕版印刷的《金刚经》，上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发现，字体正楷，今藏大英图书馆。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上世纪初在内蒙古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王朝文献中有不少的活字印刷品，属于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部分流落到了俄罗斯，部分流落到了英国；西夏大体与宋同期，也尊儒。印刷术的出现，在知识传播和古籍整理方面，有革命性的意义。信息的传递，不再一味依赖手工书写。当然在进入电脑时代以前，手工书写仍是信息传递的常态，印行的文字只占少数。

早期的印刷品都是手写字体，因为是根据手工书写制版。印刷体出现之后因为字体相对稳定，逐渐形成规范，反过来成为手工书写的参照标准。但是印刷术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手写文字是信息本源的事实，识文断字的困难照样存在。除翻刻外，印刷品中一般性地存在对手写文字的误读，对古籍研究构成新的障碍。这种障碍，不可小觑。在一九三零年代初，两位杰出的史学家陈垣和陈寅恪曾经有过一场笔谈，遗墨尚存。笔谈的内容，是讨论一个人的名字，《元史》和《太平乐府》中为“不忽木”，《元典章》中为“不忽术”，不明究竟。陈寅恪提到，龟兹王的名字，《旧唐书》作“苏伐勃駚”，《新唐书》作“苏伐勃駃”；他看到这位国王的文告，其名为“苏伐勃駛”，新旧《唐书》都错。这个错误，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改过来。陈垣则提到当时印行的《元典章》中错讹处上万。

这里罗列汉语文字形态方面的通识，是为了初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古籍失佚的普遍和严重。二是古籍整理的障碍和困难。这两个问题不是分开的。古籍失佚严重，传世古籍有限，使得古籍的整理和研究缺乏背景资料，难度倍增。反过来讲，传世的古籍我们不能有效整理，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失佚，文化还是流失了；当然只要古籍存在，我们以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可以整理研究。

古籍的散佚十分严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早已湮没。传世古籍中存有篇目的文献绝大部分都不幸失佚了，留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而且还经常不完整。其它文稿失佚的比重，就不知道有多高了。传世古籍在传抄、印刷过程中发生错误，或者在原作名下，肆意篡改文字，这是第二种形式的失佚。幸存古籍得不到有效研究，文化得不到继承和发扬，等同失佚，这是第三种形式的失佚。三种失佚相叠加，中华传统还剩多少，可想而知。

古籍失传，有客观的原因。文字载体各有局限。甲骨狭小，青铜易腐，石头受蚀，木板招虫。简书搬运“汗牛”，储藏“充栋”；没有大型建筑，装不下许多书。帛书娇贵就不说了，纸张受潮霉烂，干燥脱墨，虫蛀鼠啃，火灾焚毁，都是问题。古代只有富贵人家才有像样的书房，没有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保藏文物的博物馆。富贵者带进坟墓的，往往包括生前最珍爱的文物。这是这些文物的幸运。它们进入地下无氧环境，有的可以保存得更久，而且地下既没有兵荒马乱，也没有政府焚书。近代以来，不断有文物出土，其中不少是珍贵的古籍。列强收藏了不少中国文物，也不全是坏事，一方面这些文物可以得到更好的保管，另一方面正好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普世价值。

但客观原因，跟人为的破坏相比，就不是原因。

司马迁是继孔子后，中国史学传统的标志性人物。在他生前，汉武帝有生杀予夺之威，令他受尽屈辱。武帝忌惮的是太史公的春秋笔法，影响及于身后，恰好反映信史的威力。一部《史记》，皇皇五十万言。原书虽藏之名山，却不能传之久远，跟副本分别失踪了。竹简入土两千余年，墨字犹清晰可辨。《史记》原书失踪，跟它是禁书的状态是分不开的。《史记》文字在汉代，虽王侯亦不得一窥。

历代都有禁书。汉武帝、整个汉代，都不算是恶劣的。相反，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汉朝拯救了中华文化，搜集整理了不少的书籍。秦焚书，文字变成烟尘，中华典籍遭受毁灭性打击。到汉朝开始整理《论语》的时候，只能搜集到一些支离破碎的残片，所幸从孔子宅壁找到足本。其它多数著作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

焚书坑儒，焚烧的主要是简帛，金石不可燃。秦始皇做不到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都做到了。炎黄子孙捣毁了黄帝、炎帝、仓颉、孔子的陵墓。损毁文物、书籍无数，其中不少是石刻文字。安徽省滁县宋朝苏轼书、欧阳修文《醉翁亭记》石碑上，字迹被凿去一半。浙江省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线装书，达八十吨之多。连偏远的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都在忙着烧书。这是空前的文化浩劫，野蛮到了疯狂的程度。

权力的傲慢，比较轻微的就是避讳制度。《汉书·叙传》避汉明帝的讳，称庄子为严子。《等慈寺塔记》避李世民的讳，称王世充为王充。唐肃宗痛恨安禄山，不让地名用“安”字，安定郡改保定。避讳扰乱语言秩序，给后人造成困扰。但权力是一时的，会过期作废。真相是永恒的，常会还原。现在我们知道，庄子还是庄子；汉明帝是谁？而且后人掌握了避讳的规律，还会用来判断文本的年代。如马王堆《老子》甲乙两种，甲本有“邦”字，而乙本改为“国”，年代分别在刘邦称帝前后无疑。

书文在传抄、印刷的过程中，因为辨识书法的困难而发生错误，属于无心之失，稍可原谅。纯粹因为疏忽而发生错误，属于敷衍塞责，误导后人应该受到批评。发现前人书中的错误，再版时可以加注修正，也可以另行出书专门校勘，或者另起炉灶、写自己的书，但不能假借原作名义迳行删改，盗名欺世。汉以后《尚书》属于五经之一，也遭到肆意篡改，出现伪书。这样的行径，要遭到谴责。

书籍是文明的血液。古籍流失，就是文明肌体受伤失血，妨碍社会进步。古籍每丢一件，文明就减一分，社会就受伤一次。别的且不说，这里单说医药，事关人民健康、国家福祉。中医药典籍的流失极为严重。《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存目的医经有七家、经方十一家，只传下《黄帝内经》一家，《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等六家医经和全部经方都失传了。扁鹊是名医，但他的医书失传了。东汉华佗也是名医。《后汉书·华佗传》记载他施行手术，涉及麻醉、切割、清创、缝合和敷膏等各个环节，不可能是杜撰。但是他也没有留下医书。到宋朝，中医基本不做手术了。马王堆汉墓中发现医书十四种，全都是佚书，《汉书》未有提及。其它失传的民间医术、药方，完全无法估量。

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奠基之作，但在他身后流传不广、散佚严重。宋仁宗时期发现残本，如获至宝，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出版发行。跟仲景原书比，体系早已打乱，根本上也不完整。一部医书八百年都不过时，想来令人悲哀。但是还不能这么想，因为这些古籍，今天仍然是中医教育和实践的基础和核心。

文明和文化是整体性的。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中西医的此消彼长，原因并不局限在医学本身。西医现代化的关键是生理学、微生物学和药物化学。这些新兴学科的建立，跟十二世纪前后、中国尚处于宋朝的时候，欧洲开始兴建大学和公共图书馆、科学文化整体进步是分不开的。经过八百年的持续发展，西医在基础理论和整体疗效上超过了中医。大学和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极大促进了书籍和知识的保全和传播，使科学文化得以连续发展。反观同期中国，没有建立公共图书馆和现代意义的大学，虽然书籍散佚的问题得到缓解，但是以前古籍大量散佚，新旧书文的传播受众有限、效率低下，学术研究缺乏连续性、系统性、专业性，发展步伐放缓，最终社会和科学文化整体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