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 原作 “清原正本” 。汉代的史学家班固，曾在《汉书》的〈刑法志〉中讨论国家的刑法制度，认为当时的法律有许多不合宜的地方，处刑的轻重常拿捏不当，重者太重，死刑人数过多；轻者太轻，无法达到遏止的效果。原因除了礼乐教养的缺乏外，就是刑法制定不当的后果。所以班固认为必须要从源头开始清理、从根本开始整顿，也就是从检讨刑法制度做起，修改不当的法令，重新衡量罚则的轻重，才能使社会达到真正的安定，人民有安乐的生活。

其实，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那还不是真正的源头。真正的源头要从三个问题来察看：这个制订和执行刑法的政权本身合法不合法？它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一致不一致？它的那个 “国” 带给中国人民的是福还是祸？

斧头帮的镰刀国政权本质上是靠谎言（耕者有其田、人民当家作主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欺骗而来和靠杀戮抢夺而来的。因此，它根本就是一个非法政权。70多年来的一切已经反复证明，它的利益是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完全相违背的。它的那个 “国” 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和痛苦。

习的“爱国主义”是什么东西？就是丢掉老祖宗的瑰宝，踢掉老祖宗的牌位，捡来洋人丢掉的垃圾，把洋垃圾当祖宗来拜。

被斧头帮及其老魔头毛和新帮主习丢掉的老祖宗瑰宝是什么？那就是无为而治。

被斧头帮及其老魔头毛和新帮主习捡来的洋垃圾是什么？那就是党性高于人性。

关于党性，读者诸君一定早就耳熟能详，甚至耳朵上都已经听出老茧来了。此处不再赘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任何一家斧头帮镰刀国的官方网站，一定会看到像潮水般涌来的长篇大论，洋洋洒洒、滔滔不绝。

无为而治出自《道德经》，是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提出的道家治国理念。老子告诫君王 “不与民争” ，强调 “无为无不为” 。

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制造条件、营造气氛，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无为即不妄作为，不违背民意众志和客观规律而为。听其自然、顺势而行。让百姓自我实现，任社会自我改良。历史上的太平盛世、民风和乐，大都是在无为而治下取得的。

《道德经》的核心是“道”。“道”是无为的，但“道”有规律，以规律约束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法律制度。如果法律制度是通过百姓推举的代表，顺应人道和人性、顺应百姓的自发要求、和为了百姓的利益而设立的，百姓自会自觉遵守。法律制度本身也自会不断改善、不断简化（政客们常常以为所谓的改善就是增添法律制度的条文细节。其实真正的改善就是要做减法，要不断减少法律制度对百姓的限制。），使之更加符合百姓的利益。这样的社会必然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也必不需要那么多的警察和监狱，更不需要书记、政委、或者朝阳群众、钦差大臣。

儒家也讲无为而治，如《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认为“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但那实为儒家的“德治”主张。是汉代道家结合了老庄中的“出世思想”和儒家“经世致用”结合起来的政治理念。该思想强调的是社会的和谐与自然、与民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因此儒家的 “无为而治” 带有圣人与贱民的概念，把实用主义的安邦治国理念定位为基本原则，而不是把自然主义的顺应人道人性定位为基本原则。与道家的无为而治相比，带有虚伪做作、居高临下的现代政客的味道。

道家要求人们学习大自然的纯朴和谐，让一切事物都回复到其原始的自然状态，让事物彰显其本来的面目。人与自然建立一种和谐、融洽、和相辅相成的关系。人的文化创造和环境开发以自然为范本为灵感。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消除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回归到人与自然融合无间的和谐状态。此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道法自然”。

到了现代，由于道家思想与关心地球环境的环保主义相通而得到认同。另一方面，现代物资的膨胀，使得现代人玩物丧志、自我丧失，从而陷入迷茫与痛苦。道家的“返璞归真” 、重视清净与个人修养的思想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赞赏和推崇。

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七章的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说的是人要遵循自然之理，顺应自然的运行，不去干预自然的运行，不做违反自然的事(例如动态清零或冷血封城)，却努力地，无不为地，去做“作为自然与社会一部分的你”遵循自然逻辑该做的事（例如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思想）。

“道”的力量在于无为，它的效果是无不为。四季变换、万物生长，月缺月圆、日出日落，狂风暴雨、阳光灿烂。亘古至今，一直这样。大自然好像什么都没有做，而一切又都是因为有了它才变为现实的。无为就是不做违反自然的事。万物都要因为这个无所作为的道而生生不息，千变万化，所以无所不为。道给宇宙万物带来生气，但从来不苛求宇宙万物，更不要求宇宙万物感谢它、朝拜它。

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