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Satta, Assistant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2022 年 3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3:10

译自https://theconversation.com/us

（译者注：奥威尔式特指奥威尔所描写的极权主义者的各种独裁特征和丑态）

如果您一直关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如何谈论乌克兰战争，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一种模式。普京的用词常常是用来表达与它们的字面意义完全相反的意思。

他将战争行为称为“维和职责”。

他声称正在对乌克兰进行“去纳粹化”，实际上却在试图推翻甚至杀死乌克兰的犹太总统，一位纳粹希特勒犹太裔大屠杀幸存者的孙子。

他声称乌克兰正在密谋制造核武器，而当前最大的核战争威胁显然是普京本人。

普京对语言的无耻滥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乌克兰议会议员基拉·鲁迪克（Kira Rudik）最近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谈到普京：

“当他说‘我想要和平’时，这意味着‘我正在召集我的军队来杀你。’如果他说‘这不是我的军队’，他的意思是‘这是我的军队，我正在召集他们。 ’如果他说，‘好吧，我要撤退了’，这意味着‘我正在重新集结并集结更多的军队来杀死你。’”

作为研究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哲学教授，鲁迪克对普京的评论让我想起了另一堆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这些是奥威尔 1949 年出版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的政府机构“真理部”蚀刻在大楼侧面高墙上的文字。

奥威尔充分发挥了小说的高度概括的特写功能来揭示极权主义政权，比如书中虚构的大洋洲国，是如何反常地以扭曲的语言来骗取政权和维持其非法统治。（译者注：你一定也见过这种欺骗口号。 例如，“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翻身得解放” 、“耕者有其田” 、“人民当家作主人”。）奥威尔对这种现象的敏锐理解是亲眼目睹的结果。

谎言比炸弹更可怕

在与普京的谎言和欺骗作斗争时，看一下奥威尔等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是如何揭示语言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不无裨益的。

奥威尔是一位生活在 1903 年至 1950 年的英国人，他的前半生经历了战争、帝国主义和贫困。这些经历使奥威尔较为认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治左派并视自己为其中的一员。但这并没有使奥威尔自然而然地看好当时欧洲政治左翼的主导力量苏联共产主义。因为奥威尔有自己独立的观察和分析。

奥威尔认为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与纳粹德国有着相同的缺陷。两者都是极权主义国家，对权力和控制的渴望挤占了真理、个性或自由的任何空间。奥威尔并不认为苏联共产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认为它只有社会主义的外表。

33 岁时，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担任志愿兵。他加入了一个很小的民兵组织。那支民兵队伍是一个左翼联盟的一部分。这个联盟试图阻止西班牙国民党右翼的起义。他们得到了苏联的军援。

但奥威尔所属的这个小小的民兵组织最终成为生性多疑又习惯于搞政治斗争的苏联政工人员的攻击目标。他们对这个民兵组织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控，污指其成员为敌方的间谍。这是斯大林苏联试图利用其在西班牙的参与作为扩张其政治势力的大战略的副产品。

奥威尔观察到，作为这场苏联抹黑运动的一部分，他所属的民兵组织在欧洲媒体上受到了诽谤。他在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解释说，这场诽谤活动无所不用其极，充斥着赤裸裸的谎言。这段经历使奥威尔大为伤感。

他后来反思了这段经历，写道他被“客观真理这个概念正在从世界上消失这个恐怖的感觉”吓坏了。他声称，这种前景“比炸弹更让他害怕”。

语言塑造政治，反之亦然

这种恐惧影响了奥威尔最有影响力的大部分作品，包括他的小说《1984》和他的政论文《政治与英语》。

在那篇政论文中，奥威尔反思了语言、思想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对于奥威尔来说，语言影响思想，思想又进而影响政治。但政治也会影响思想，而思想又会影响语言。因此，奥威尔，就像普京一样，看到了语言如何塑造政治，反之亦然。

奥威尔在他的那篇政论文中论证，如果一个人写得好，“他可以更清晰地思考”，而“思路清晰又是迈向政治更新的必要的第一步”。我认为他所表达意思是，政治的逻辑性和有序性可以从极权主义等破坏性和随意性的政治影响中脱胎出来。这使得写好文章成为一项政治任务。

奥威尔避免陋文的愿望并不是想要成为谨守严格的语法规则的模范生，而是更为侧重于写作人的心思意念。奥威尔的目标是要语言使用者“让意义取舍单词，而不是相反”。清晰准确地沟通需要诚挚认真的思考。需要尽心尽力。

但正如语言可以使思想闪光、政治升华一样，语言也可以用来使思想隐匿、政治堕落。

普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谋利。

双重思维、双重说词（Doublethink, doublespeak）

奥威尔警告不要滥用语言，他写道：“如果思想腐蚀语言，语言也会腐蚀思想。”

奥威尔在他的反乌托邦的小说“1984”中探讨和描绘了极权主义政权中语言和政治的相互腐败景象。在《1984》的世界里，唯一的犯罪就是“思想罪”。统治阶级试图通过消除用来构成被他们定为犯罪的思想所需的语言来消除思想犯罪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任何会损害党的极权主义控制的思想。理论上讲，只要限制了语言，你就限制了思想。因此，普京签署了俄罗斯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按照该法律，你可能会因使用俄语的“战争”一词来描述乌克兰战争而受到刑事指控。

奥威尔还用《1984》描绘了如果思想交流的内容（语言和文字）必须符合统治者的规矩却可以任意违背事实真相和普世价值时，一个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

结果是“双重思维”，当一个破碎的心灵被迫同时接受两个相互对立的信念为真实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和“无知就是力量”的口号就是典型的例子（译者注：这是党文化带来的一个新现象。汉语成语中的指鹿为马、强词夺理、牵强附会、信口雌黄、巧舌如簧等等等等，无一能够全面地描述这个现象）。这种被奥威尔揭示的现象产生了双重说词的概念。当一个人使用语言来掩盖事实真相和误导操控他人时，他就应用了这个概念。

双重说词是暴政独裁者的统治武库中的重要武器。它是普京和世界各地的许多独裁者和潜在的独裁者的首选武器。正如奥威尔警告的那样：“你（统治者）的力量在于将人们的思想撕成碎片，然后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你为他们选择的新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