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就想写一篇纪念我母亲的文章，以表达我对她的感激之心，怀念之情。母亲1931年出生，于2017年5月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在我们家族也算是高龄。母亲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家庭妇女，她性 格开朗，非常能干，吃苦耐劳，待人真诚，热情善良。

大概从我记事起，我就经常听母亲讲一些有关我们家的往事。母亲的记忆很好，讲故事的生动有趣，不紧不慢，有名有姓，她讲的故事总是让人听了以后印像深刻。母亲只上了两年学，她会一些简单的心算，还算的准和快，买东西结帐时，别人都算不过她。

母亲是外公家的独生女儿，外公会做小生意，住在县城里，家境不错。母亲小时候正逢是日本人侵略中国打到了南方，老百姓听说日本兵快打到我们县城了，日本鬼子还没有到城里，整个县城的几百人都早吓得跑光了。后来，听说有十几个日本兵到了城里，到处放火烧房。我母亲和外公一家人“躲难”到了离城四五十里，一个叫“三眼桥”的小镇，他们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外公还在那里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他们“逃难”回家后，家里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坏了，外公花了很多钱请人才把 房子修好。

我母亲很不喜欢日本人，她常说“日本人好拐啊”，就是很恶的意思。她说美国人真好，很大方，抗战胜利后，美国人送了很多免费的奶粉，食用油等救济物资到了我们那小县城。我家有两个可以装十几加仑的铁皮桶，上面有“亚细亚”几个大字，已经用了几十年还很好。每次我们往铁桶里放东西时，我母亲总会提到美国人当年送免费物资的故事。

母亲“逃难回城后，她读了两年小学，外公就不让她读书了。辍学的原因可能是我外公家附近没有学校，上学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不方便。当时很多家庭也都不重视小孩的教育，而且我外公也有些重男轻女的思想。母亲一生都责备外公没有让她多上几年学，因为，一个与她同年，一起长大的表姐当时读了中学，是国家干部，一生都有很好的工作。她表姐每次回家探亲，都会顺便看看我母亲 ，表姐离开后母亲总会说起这件令她一辈子心酸难过的往事。

母亲十六岁就嫁给了我的父亲，父亲当时是二十岁。母亲经常给我提起她们结婚时那体面热闹的 婚礼，请了很多客人，热闹了三天，吃了几十桌＂情席＂。后来，母亲做媳妇时，有很多不高兴的事情。她每次提起公公和婆婆都是一些难以忘怀的抱怨。公公是个油漆工，生活很节俭，平时对亲戚朋友很大方。母亲讲得最多的是她炒菜时，她刚把油放入锅里，公公走过来说她放了太多的油， 他说完后，便把油从锅中舀出来，母亲也不敢吭声。她经常说公公蠢死了，对家人特别节俭，好吃的东西都用于招待客人了。她怀孕要生我哥哥时，连一只鸡也没有吃过。所以，哥哥生下后，身体不结实。后来，我们长大后，每次做菜时，她总是说做菜不能放太少的油，要不菜后不好吃。

1949年红色政府进行“土改运动”时，我们家有一栋十三间房的房子，房子大部分都被强迫分给别人住了。到了1958年，中国开展“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全国人民大炼钢铁，街道干部到我们家搜查，强行拿走我们家的铜烤火盆，烧水壸去炼钢铁。到后来，我们家的房子也被政府三天三夜快速给拆掉了，然后在那里盖起了一个农机厂，我们一家六口被赶到一所很矮很小的房子住。母亲讲述这些令人心痛的往事时，她都记得清清楚楚，是哪个街道干部，哪个邻居，大小组长当年带了一帮人到我们家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

我对当年我们家住过的小矮房的印象还很深刻。当时我大概三四岁，正是中国开展“人民公社大食堂”运动期间。那时候，大家都要在公共食堂吃饭，不准在家做饭。我父母亲每天都会从食堂带回一钵大概三两的饭给我们姐弟三人和奶奶。我们都高兴地站在一个小桌旁看着奶奶给我们分饭。 每次奶奶都会拿一根筷子小心翼翼地把饭分成四份。哥哥和姐姐每次都会让我首先挑一份最大的饭，最后一份小的饭留给了奶奶。有一段时间，母亲在县茶厂食堂工作，我和哥哥有时候到茶厂去玩，每次到了那里，食堂的一个叫世叔的大师傅就会在一个很大的锅里炒一碗干干的油饭给我们。那时我每天都是很饿的，肚子总是饿的咕咕叫，偶尔能这样饱食一顿，我特别开心，至今难以忘怀。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县老邮局宿舍，有了两间大一点房子。那时候，我们日常做饭，取暧都依靠木头柴火。很多人没有钱买不起柴火，就要到离城三四十里的大山里去捡一些农民不要的小树枝回家做饭。去“捡柴”非常辛苦，早晨四五点就起床，到傍晚的时候才回家。当地农民不准城里人到他们的地盘去“捡柴”，有时运气不好，碰到了当地农民“挡柴”，就把城里人所捡的树枝都“没收”了。我对当年母亲“捡柴”回家的印象特别深刻，有好几次，天都快黑了，只见我母亲满头大汗挑着一担很长很重干树枝回家。

我十一二岁时，觉得“捡柴”很好玩，老吵着要和别的小孩一起去，但是母亲总是不让我去。有一天 ，她同意我和一个朋友去“捡柴”，我早上五点就起床，腰间系一根很长绳子，背后插一把长弯刀， 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带上母亲给我准备的大碗饭加上一个油煎蛋，把饭挂在一根粗又长的木棍上。我看上去像一个经常上山“捡柴”的小伙子，我心里特别激动。我和朋友很早就出发了，晚上八点钟才回家。我每次到了山上就肚子饿了，早早把带去的中饭给吃掉了，别人吃饭时，我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了。我在山上很害怕，老是跟在朋友的后面捡一些小树枝，总觉得山上可以捡的树枝并不多。我一共去过两次“捡柴”，每次父亲还到半路上去迎接我，我第一次捡了十七斤，第二次 捡了十八斤。“捡柴”真是一件很难很苦的活，我两次都累得半死不活。后来朋友还想邀我一起去， 我再也不去了。

1964年前后，我们家里买了一台弹棉花机。从此，我母亲开始了她十几年做弹棉花小生意的艰难的工作。那时候的弹棉花机是人力的，完全依靠一个脚不停的上下踩动踏板来带动机器转动，工作非常辛苦，任何时候都是汗流浃背。当时我们附近有很多家弹棉花的机器，但我母亲弹棉花的生意特别好，她总是对别人非常友好，喜欢和他们聊家常。这个小生意给我们家带来了稳定的收 入，日子也过的越来越好。有时，母亲每月挣的钱比我父亲的工资还多。生意特别忙时，母亲带着姐姐和哥哥从早上六点开始工作，一直做到晚上十点左右才收工，机器不停转，几个人拼命工作 ，轮流吃饭。母亲则更忙，她不仅要管弹棉花，还要做饭，洗衣服等家务。我们长大后，每当回忆那段弹棉花的日子时，我们都感叹那时候母亲真辛苦，真能干。

1968年文革期间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运动期间，报纸，广播每天都在宣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街道居委会想方设法把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家庭从城市趕到农村去。我们家被街道居委会宣布第一批下乡名单，这些要下放农村的都是一些“阶级成份”不好， 家里有房子的家庭。我们街道居委会黎主任不怀好意，早就打我们家房子的主意，街道居委会的人，大小组长每隔几天就有人到我们家来催我母亲去农村“挂钩”，寻找愿意接收我们家的生产队， 尽快搬到农村去。母亲总是敷衍这些大小组长，口里答应，并无行动。那时候，父亲被关在“五七 干校”，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弟在家，她每天都是提心吊胆，担心害怕。

那时候，到农村去“挂钩”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农民并不欢迎城里人去，城里人去农村只会增加农民的负担。我们家有一个姓余的熟人，她家是一个“地主成份”，当时，她的丈夫和我父亲都被关在同一个“五七干校”，余家有一栋大房子，她儿子是我的同学。 她多次邀我母亲和她一起去乡下 “挂钩”，联系接收的生产队。有一次，她们两人花了十多天去了几个地方“挂钩”。其中有一个生产队同意接受余家，但是没有一个生产队愿意接受我们家。回来后，母亲向街道居委会报告，她去很多地方“挂钩”，但没有找到生产队，她会继续去“挂钩”，街道居委会也没有什么办法。余回家后不久，她赶快带着全家搬到农村去了，家里的房子也很快被别人住进去了。没有多长时间，余又后悔不该那么快搬到农村去，还责怪我母亲没有劝阻她。母亲说我怎么可以劝阻她呢？她比我见识广，精明多了。

我舅舅是外公的过继儿子，他和外婆住在一起，有一栋很大的房子。舅舅三十多岁，他是五十年代 的中学毕业生，在那年代，他也算是高学历。舅舅很会讲，就想赚大钱，聊天时什么都知道，我父亲经常说他只会吹牛，没有真本事。舅舅从来没有正式的工作，他有三个孩子，家里很穷。在“城 镇居民上山下乡”运动期间，舅舅没有被居委会列在下放农村名单中。由于每个下放去农村的家庭都可以得到一笔一千多元左右的补助经费，当时大部份条件好的家庭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三五十元 ，一千多元是普通家庭两三年的收入。舅舅贪恋这笔钱，财迷心窍，很快就动心了，他主动要求搬到农村去。我外婆拿他没有办法，母亲也不断地劝他不要去，但是舅舅执意要去，很快就把手须办好了，领取了一千多元。

记得那年大年前一两个星期，我们送他们一家去农村。那天天气非常冷，天寒地冻，搬家的卡车轮 胎上都套上了防滑链条。他们搬去的地方是舅妈的老家叫“花塘”，在离城有七八十里的大山里。 山里天气特别寒冷，卡车经过大山时，远远可以看见山壁上挂着的透明冰柱足有两三米长，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冰柱。卡车到了离“花塘”不远的地方就不能走了，于是就把他们的家具就卸在路边一个农民家，然后，我们再一件一件地把东西搬到离马路三五里的新居。他们一家六口就这样搬到农村去了，外公外婆几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就被这个不挣气的儿子毁掉了。

第二年夏天，我和哥哥去舅舅家看外婆，在那里住了几天。舅舅不会干农活，他也不能干，家里什么也没有，在山区农村的日子过的很艰难。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哥哥很生气，他一定要回家 ，尽管已经是下午了，我们还是告别了外婆离开了舅舅家。我们两人大概走了十多里路，来到一个 叫“引来岭”的山岭上，迎面正遇到了我母亲，她见到我们兄弟俩非常惊讶，她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母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平时也很少哭，看见她哭，我心里非常难受。原来，她在农村“挂钩”联系生产队走了几个地方，有一个叫“长田”的偏远山村还同意接受我们家。事后她正准备顺便 去看看外婆，没有想到在这个荒凉的地方看见了我们。一个女人带三个小孩，丈夫被关在“五七干校”，街道居委会不断地逼迫她去农村，生活中的委屈和压力都是难以想象，那时候我们家的生 活真是艰难。

“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运动折腾老百姓一年多后终于停止了，我们家躲过了这一劫。当年，如果不 是我母亲坚持顶住街道居委会的种种压力，没有被压倒，我们家早就被赶到农村去了，我母亲真是我们家艰难中的顶梁柱，是她保住了我们家。我们周围有很多的熟人，同学都被赶到农村去了， 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回到城市。很多人回城市后，他们的房子也没有了，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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