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家人的欢喜当上了副市长的泽文倒没有那么庆幸，作为一个一直在搞实业的中层领导，他很清楚煤城如今的工作并不好做，而且是一年比一年难做，为什么呢？因为市里的单一支柱产业“煤矿”这几年越来越往下坡路上走了。煤城因煤炭而辉煌的日子眼看着就要过去了。

从前这里曾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能源工业基地之一，“一五”时期，国家一百五十六个重点项目中就有四个能源项目放在了煤城，想想看，这个沙漠边上的东北小城当年是多么的风光！因为有煤，电厂自然就跟着建起来了，当年煤城电厂在全国也是数得上的，很多中央重点培养的干部都曾到煤城电厂工作锻炼过，后来有一位离开煤城后步步高升，最后甚至跻身于中央领导班子，这电厂的地位可见一斑，所以煤城也被人叫做“煤电之都”。

一个矿务局，一个电厂撑起了煤城的全部生计，靠的都是一样东西——“地下的煤”。煤城从建国初就因为地下的矿藏被国家定向为“单一的能源型城市”，那时国家正在进行基础的工业建设，急需能源原材料，所以并没有给这个城市综合发展的机会，煤城也不负众望，这几十年来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出了无数的煤炭，据说用来运煤的火车和卡车加起来可以绕地球四圈了！

这样了不起的成就让各级领导，也让普通的煤城人全都沉浸在“北方煤都”的辉煌里，以为煤城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那地下的矿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殊不知一个单靠输出能源过日子的城市是没有未来的，因为所有的煤矿开采都是要走“开发，建设，发展，萎缩，报废”这条路，单靠地下的煤吃饭，这个饭碗很难捧上一辈子，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煤城的矿山开始出现萎缩，而一旦到了无法开采的时候，那么煤城就将面临全面地衰败，所以在此之前产业转型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煤城之前的那位老市委书记是个明白人，他曾在四年前就给中央写信道出了煤城的困境，同时表达了煤城领导班子寻求出路的迫切心情，所以这次换届省里就把原来抚远钢厂党委书记马天生调到煤城当新的一把手。

马天生是抚远有名的改革明星，抚远钢厂在他的手里进行了多次重组，大胆砍掉了很多臃肿的机构，在工人中还推行了竞争上岗，多劳多得的政策，据说他这样一办为钢厂大大节省了生产成本还提高了效益，获得了省里领导的表扬，马天生也被迅速树了典型，成为了全省改革派的领头人物。现在省里把他派到煤城来主持工作，应该说是用心良苦，也算是为煤城的改革注入新的力量。

马书记到任后先对煤城的现状作了一番调研，之后剩下的却只有苦笑，矿上的问题多如牛毛，乱象丛生，让人根本无从下手，不管从哪里探进去都像是陷进了沼泽地里，根本就拔不出来。基本可以说煤城的采矿业已经走到了尽头，如今就在崩溃的边缘上，要不是前几年上一届领导班子不停地进京去找中央那些曾经在煤城工作过的领导要政策，要钱，矿物局其实在早几年就已经完蛋了。而这些人之所以能从中央要回特殊照顾煤城的政策，一是仗着煤城从前几十年给国家做过大贡献，现在被掏空了，国家不能不管；二就是那些从煤城出去的干部多少却不过当年的老情分，老面子，确实在中央替煤城说了话，这才换来了煤城这五六年的安稳。

可是要饭吃总不是长久之计，更何况现在这饭也是越来越不好要了，东北这一片都是当年的重工业基地，像煤城这样的单一能源型城市还有好几个，现在都是濒临破产，个个张嘴等着国家给救济，这让中央也是相当苦恼，所以现在就驳回各地的哭诉，让他们都回本地区去自己想办法进行产业转型，改革嘛，就得打碎大锅饭，自力更生，自求发展。

马天生如今顶着改革明星的光环到煤城接手的便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了解完这些具体情况后他也是一筹莫展，煤城现在面临的问题就不是他一个市级领导能解决的问题！不过马天生这个人骨子里有股不肯认输的桀骜，胆子又大，敢于投机，所以如今他思量算计了一阵子后，最终决定要到上面去捅破一层天！

这时正值国家召开全国七届人大会议，马天生抓住机会联合了一百多位代表集体向中央反映了煤炭城市的集中问题，提出了《关于解决煤炭城市问题的议案》。这个议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议案把全国四百多个资源型城市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出来，别的不说，仅采煤所造成的采空区和塌陷区就已经成为各个基层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马书记在报告中还细心地附上了《煤城采煤沉陷区分布图》，那上面纵横交错的十三个沉陷区标志令人触目惊心，据说那些地带经常发生陷人，陷车，甚至陷房子的事故！这些事故给煤城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上十亿的经济损失，当然更严重威胁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而这还只是矿区问题的冰山一角，实际上当煤矿无法再进行开采时，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才是大问题，在这种单一靠矿山的城市里，矿工不能下井采煤了，他们几乎无以为生，政府也找不到别的产业来让他们重新就业，到那时就像泽文说的那样，成千上万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庭由谁来养活？这些问题不解决，是要出大事情的！

这个联合议案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后来还专门责成省里的领导组成了人大代表视察团来到煤城考察调研。马天生这步险棋走对了，他把煤城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使它最大程度地得到了国家的关注，他本人当然也因此脱颖而出，不但在上面挂了名，更以其魄力和胆识在煤城迅速站稳了脚跟。这些都是后话。

再说泽文这边，进了领导班子，他主要负责抓工业这一块儿，说是工业其实在煤城基本上指的就是那些跟煤矿配套的厂子。这些工厂都是靠矿山吃饭的，泽文少不了要常常跟矿务局和各个矿的矿长打交道，这些中层领导中有很多都是他的知交故友，相互间在酒桌上都能说上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所以泽文比新到任的马天生更清楚如今煤城工业和矿务的情况，大厦将倾，泽文知道，这个城市的末路恐怕不远了。

对此，作为主要领导的他无能为力，或者说，面临这样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计划错误安排的城市，如今没有人有能力起死回生。他背地里也跟绍玉议论，那顶着改革明星光环的马书记能在这里有什么作为？

绍玉不置可否，只是说：“他一个外来的和尚，咱先听听他念什么经吧。”

泽文笑了，他说：“这经不好念啊，就不说矿上还有没有煤，单说这矿上的人，早几年上那些大小领导心里就都明白，矿务局快撑不下去了，既然大家都没办法，那还不如干脆做绝一点，趁着矿上还能出点煤，国家还肯给救济，这些人都玩命儿地往自己怀里搂，现在是手里有大权的就发大财，有小权的就发小财，而那些个没有权的工人就偷摸儿偷些矿上的零碎东西来贴补家用，就这局面他马天生就是个强龙，我看也难压服！”

绍玉叹了口气，摇摇头说：“谁能想到，咱煤城这个当年的亚洲第一大露天矿就这样完了呢！那马天生不是咱本地人，干一届好不好的拍拍屁股可以走人，咱们这土生土长的老煤城人才真是心里难受呢，愧对先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