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城头看到一篇文章，是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评论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和莫言“低俗”。全文如下：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855/202201/9879.html

看了之后，觉得这篇文章很能够集中体现西方人对华人的各种偏见，以及华人在世界上得到承认的困境。于是写一篇反驳文章，供大家讨论。

首先，我认同顾彬说的高行健文学水平很低。得诺奖前都没人知道他——用李敖引用龚定庵的的话说叫“科以人重科亦重，人以科传人可知”；得了诺奖之后大家看看他的文章，听听他的演讲（比方说拿诺奖那次），也是差的一塌糊涂。这还不说他的代表作《灵山》，《车站》的创意和结构都有跟西方名著雷同的感觉。但是顾彬文章中，虽然声称高行健的文学“低俗”，却并未举例说明高行健文学水平如何，反而主要集中在（A）自己如何帮助高行健出国，帮助翻译他的文字介绍给西方学术界；（B）高行健道德水平有问题，心里只有钱，“像抛弃一个女人一样抛弃自己的祖国”，靠“流亡”赚眼球，卖画赚钱，导演的戏剧靠半裸女人赚钱。

最后顾教授愤愤然道：“诺奖得主高行健能学会接受和容忍一个永远无法像他那样享誉全球的卑微的德国批评家所提出的无人应和的批评”。这里“卑微”一词很传神的描述了顾教授的心态。客观来说，恰恰相反，顾彬并不卑微，他才是享誉全球的学者。而在得诺贝尔之前，高行健并不是。高行健是什么？是个讨饭的，在从顾老板这个汉学界执牛耳者那里讨生活：这里顾彬文中有详细介绍（被我总结为上述（A）方面）。

顾教授也可能是同情高行健，也可能是自己做汉学研究，总是要找样本，反正他帮高行健翻译他的著作，在自己控制的期刊发表。高行健干什么去了呢？在顾文的（B）方面写得一清二楚：卖画赚钱，搞低俗戏剧赚钱，等等。从我们做生物医学的角度看，感觉上好像高行健是顾教授的神经学实验室雇来的一只做行为实验用的猴子，这只猴子不务正业，没有24小时跟着老板做伟大的没有功利心的科学研究，而是去别处走穴搞外快。于是大教授不高兴了，说这只猴子不热爱科学研究，动机不纯。

根据高行健自己的说法，他是受政治迫害出国的。顾教授认为，就是经济的原因：想过好点的生活罢了。顾教授传神的写到“流亡（exile）这个词对作家而言是一张神奇的餐券，它会带来很多好处。” Well，餐券，口气真的很像施主啊！这句话说的比纽约大学孔荣杰（Jerome Alan Cohen）的斥责陈光晨的“don’t bite hands feeding you”稍微优雅一点，但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无疑。其实这，透露出了华人学者在国外的生存空间问题。这些学者，不管以前在国内是什么人物，出国以后都成了寄人篱下的宠物。他们就算满腹经纶，因为没有国外的教育工作经历，在系统里没有“执照”，只能去给顾彬，孔荣杰这样的洋鼻子打工。找到体面工作的人极少，基本上都是些短期的访问学者的位置。得诺贝尔奖之前，“流亡”给高行健带来了什么呢？他的日子有顾彬过的好吗？顾彬知不知道高行健在北京还有一套房子，因为在国外“瞎折腾”被查封了？！您给他的嗟来之食，买得起北京的一个厕所吗？

OK，我们承认高行健是“假政庇”，又怎么样呢？中国人，这样的还少吗？顾教授是研究汉学的，知不知道纽约唐人街有多少政庇移民？知不知道有多少老一代华人移民放弃国内的体面职位来国外奋斗？知不知道你们德国跟您一样的一个华人汉学教授是用偷了护照冒充日本人出国的？在国外为了生存，是没有办法。他们如果能够体面的找一份顾教授这样的位置，不一定会不择手段。顾彬一方面看低高行健的知识和水平，认为中国的东西都是垃圾（在莫言的评论中亦有流露），另一方面又用高的道德标准要求他。

据高行健夫人的说法，高专门针对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可能主要是马悦然，Nils Malmqvist）的喜好写小说，最后投其所好拿奖。感觉上是流亡欧洲的高行健四处讨饭，最后街头杂耍演的好，马悦然往他乞讨的碗里扔了一枚诺贝尔奖章。于是高行健（看上去）鸟枪换炮，一跃成名，“国际排名”超过顾老板了。然后顾老板出来骂人：没有我你什么也不是，你就是个低俗的“假政庇”。

顾教授深知高行健有多么的卑微，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天朝上国的作协主席莫言。说如果没有一个叫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哥们翻译，莫言是得不了诺奖的。OK，也可能没人翻译是不行。但是，莫言在中国名满天下（而不是高行健那样“人以科传”），没有这个葛浩文，说不定有别人呢？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顾教授批评莫言没有幽默感（跟钱钟书比），没有“让我更充分或更深刻地理解1900年之后、1911年之后或1949年之后的中国”（跟林语堂比）。通俗的说，好像顾彬认为莫言不够反共？人家高行健反的彻底（公职房子都搞没了），你说是假的。现在莫言表达得隐晦，你就读不懂了？这里就不得不说顾彬这个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肤浅了。看看莫言的一系列小说里面伟光正的形象，各种社会丑恶面的描述，很难想象他是没有想法的。他的文字，对历史，现状都是有含蓄而又坚定的批评的。当然，如李承鹏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主旋律”不叫座，“三俗”不叫好。莫言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保持着在“三俗”和“主旋律”中间走钢丝的姿态：这样作品可以占领市场，又可以通过审查。成功的文化人，无论是莫言，还是张艺谋，还是梁文道窦文涛，无出其右。这一点，多数中国人都知道的。顾彬的“汉学研究”都研究啥？有没有时间去搜狐凤凰网逛逛，了解一些中国人每天在想啥？德国人访问中国网站，是没有防火墙的哟。但是这挡不住你们心中的墙，就是不想了解中国，那也没办法啊。

顾彬文章有这样一段文字：“葛浩文批评我将过高的欧洲标准用于中国当代小说。他说得当然没错。但是，用中国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学，这有意义吗？1949年以来，中国几乎一直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评价自己，现在还是这样。我认为文学批评不是国有的，只要讲得出道理，任何一种标准都适用。否则，文学批评就变成爱国主义问题了。”这水平，又贻笑大方了。莫言的读者可能是顾彬的1000倍以上吧？他们都是傻瓜？顾老教授，我给您讲个故事：邓公刚上台的时候，搞各种改革，不识字的大老粗陈永贵质问他：“你还拥护毛泽东思想吗？”邓公飘然一句：“当然拥护啊！但是这年头，什么是毛思想，由我说了算。”马克思主义是啥？不过就是一个帽子，内容是与时俱进的啊！1949年，1979年，1989年，2019年都是不一样的。顾彬没有意愿了解中国的市场和官方的（不同）评价标准，用一个政治帽子一棍子打死。就好像神经行为学实验做了半天，没有看懂人家猴子是怎么理性决策的，没有论文可以写。于是很恼火，得出来的结论是：“这些猴子做事情不符合人的习惯，所以他们都是傻帽，不能得诺贝尔奖。”

最后，顾教授作了一个和解性的结尾说莫言也不是一无是处：“和高行健相比，莫言从来没有因为我批评他的作品而感到被冒犯”。又露怯了啊，我大汉学家！您对中国太不了解啦。莫言为啥这么有“雅量”？呵呵，您顾教授是高行健的伯乐，汉学界权威，他一得诺奖就出来反水，高行健高兴才怪呢。但是莫言的利益在天朝，老外越批评他越好！当时诺奖委员会可能希望向中国示好，将奖项发给中国的作协主席。人家也很感激，派出有史以来最多的记者去采访颁奖典礼。但是好景不长，被一帮有恶意或无恶意的闲人痛批一通，诺委会觉得自己把贞操卖了没面子，想立个牌坊说处女膜已经修复了，于是在颁奖的时候表扬莫言反共。因为诺奖委员会这样前恭后倨的表演，一大群天朝记者去看了不敢发新闻，只当是免费旅游算了。莫言拿了奖，回国那天都不好意思吱声啊。现在这个“洋人给的诺奖”在莫言手里成了个负资产。您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学阀”批评莫言，说他不反共，那是求之不得啊。您最好联名N个汉学家一起发声明，莫言会高兴得给您把诺奖的钱汇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