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简翎博主写了一篇文章“农家女颜宁是怎么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大科学家的？”对颜宁教授的成就予以介绍。我回了两贴，表示结构生物学行业也就是有钱买冷冻电镜，加上压榨学生（三班倒）而已。（其实颜宁我不了解，主要是批评施一公的。）也有几个人意见跟我一样。不过最后有位网友一杆子打翻一船人：“至于压搾学生，大家一锅蜂一样集中投入到一个学科领域，的确不可取。但是几乎所有华人教授都这样子做的，不是吗？自己做不到的，也不要深究别人”。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把“华人”这个群体打成压榨后生的代表就不对了。 觉得在人家的博文下面老说“otherwise”也不太好。自己单开一文慢慢道来。

学术界的科研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独立的科学家，如杨振宁，霍金，陈景润。这些人脑子里装了不少知识，每天把这些东西排列组合，挖空心思琢磨点“创世纪”的东西。学生博士后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琢磨什么，都帮不上忙。换句话说，想被剥削被压榨都没机会。这类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另外一类，也就是本文讨论的“包工头”：这些人，包括鄙人在内，需要跟学生博士后合作才能出成果，一般来说不能单打独斗。而且这样的院系（如医学院），在业绩评估的时候也是看带了多少学生，拿了多少经费。如果杨振宁来了，自己一个人写文章，不跟学生合作，也是不被领导提倡的。为了支持学生和博后，给他们发工资，没有孔方兄肯定是不行的。于是我们天天就得写项目申请，从NIH忽悠钱，拿钱支持学生博士后，跟他们合作他们出文章。运气好的话，文章发的好，就可以继续申请钱，团队进入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从金主（funding agency）那里把项目承接下来，然后转手给学生博后，所以有很多人称我们为“包工头”。

大学教授包工头这个群体，根据专业和教授本人的自我定位不同，办出来的团队是大相庭径的。绝对不是“华人教授都一样”。本文梳理一下四种层次。

第一种层次，是“原始社会”：教授拿到经费，把学生博后招来，告诉他们“我这个经费的目的，是发明一种AI模型，能根据病人的基因分型预测免疫疗法的效果”。这些人就开始做了。包工头本人对怎么做，大概有个谱，但是学生博士后，由于技能，或者兴趣的原因，常常不按教授的设计去搞。有时候明明原来想研究癌症，最后搞成了免疫疾病。这些人有时候项目就失败了，有的会搞出教授意想不到的东西开创新的机会。教授自己如果能力强，在少量学生项目失败的情况下，还能续上经费，继续做科研。失败项目的学生，自然不想（也不容易）在学术界混了；老师就帮他们转工业界。大家在团队的学术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大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按部就班其乐融融。这样的团队，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发特别牛的文章，在学术界一般来说不是特别耀眼，但是有自己学术和道德上的坚持，最后也不一定不能有伟大的发现。我的国内的导师的团队，在美国的华人博士后导师团队，还有我自己的团队，都属于这一类。（详见“我的教职之路”连载。）

原始社会的存在，是人性使然。但是现代科研僧多粥少，竞争激烈。于是就有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出现，那就是“资本主义”。发明人是爱迪生，世界上第一个“科学资本家”。他发明了雇人干活，然后，成果归资本家自己。这种生产方式，跟原始社会的方式的区别是，资本家本人对科学本身兴趣不大，主要看重的是这里面的资本循环。如果一个教授对自己的定位是资本家，那么他（她）是不尊重学生博后的“知识产权入股”的。相反的，资本家看来：“没有我雇佣，你什么也不是”。这样的团队，学生博后的自主性比原始社会的团队少。比方说爱迪生搞来的资金，要发明电灯泡，手下的科研兴趣是要研究电饭煲，那就只好走人拉倒了。当然啦，资本制很多时候比原始社会生产力更发达，这样的团队生存下来的可能性高一些。（跟着爱迪生，研究电饭煲，能出什么成果？！）原始社会的教授们，常常搞不好不出文章，自己的位子都没有了，学生博后作鸟兽散。成功的资本家们，往往有更好的文章，学生博后在学术界前途也更好。所以最好的学生博后，其实都是去大资本家团队的。

资本制的特点是来去自由。老板有开掉员工的自由，但是能力强的员工也可以走人。爱迪生手下的特斯拉就走了，还自己搞出一摊子（基于交流电的电气工业）跟前老板竞争。资本家不好当啊！于是有些能力特别强，意志特别坚强的教授们，在资本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使得资本制进化到了奴隶制。在该新型制度下，学生博后对教授是个隶属关系（不完全是雇佣了），得言听计从，成为所谓的完全没有学术自由的“人肉电池”。那么客观上，是怎么样实现的呢？方法（一）：身份。当年爱迪生时代，还没有那么多国际学生，没绿卡的博后。员工如果跟老板没感情，说走就走了。现在不一样，转学，搬家不容易。方法（二）：项目。本来是资本主义的，做了两年，好像有很好的成果可以发Nature，但是还需要两年。这后面两年，学生博后被套牢了，就越来越像奴隶了。方法（三）：内部恶性竞争。两个人做同一个课题，为了争宠，大家争相做奴隶。方法（四，五，六，…，N）：各种心理压迫，画大饼，PUA等等。（我还真不懂。。。得找个成功的奴隶主来写。）有不少华人教授就是这么干的，但是也有很多不是这样的。

对奴隶主而言，奴隶制虽然看上去不错，但是还是有问题：（1）奴隶工作没有积极性，敷衍了事，甚至造假。（2）团队关系紧张，奴隶们互相不愿意帮忙，老板到处灭火。（3）奴隶毕业后，或者甚至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到处说老板坏话，影响团队声誉。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搞出一种东东，让团队成员像原始社会那样有积极性和创造力，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精工细磨有条不紊，像奴隶社会那样言听计从呢？在西方国家，这事儿很难，所以大家只能看到以上三种模式。但是在某些地方，还有第四种“制度创新”：那就是宗教制。

宗教制是什么呢？拿出一个神圣崇高的目标：让学生博后们为之倾倒，从而为这个理想奉献3-5年的青春。这个东西就像“上帝”一样伟大光荣正确。学生博后如果信了，教授就可以代表上帝来指挥他们，从而得到集以上三种制度的精华，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办大事。举个例子：据国内报导，施一公的两个学生结婚，春节回老家3天看双方父母（注意只有3天！），回来后非常后悔，跟记者说，不应该回去！浪费了三天宝贵时光，国外的科学家如果提前把这个成果做出来发表，我们就不能为国争光了。这儿，“爱国主义”是上帝。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些鸡汤文，说“如果你不热爱科研，不想推动人类进步那么就不要来做科研。科研不能挣钱，没有香车美女云云。”这里“热爱，推动人类进步”是上帝。有少量团队用发Nature，Science当“上帝”的，其实属于低级的宗教制，跟奴隶制差的不多，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被打回原形的。

综上所述：人类的包工头科研制度分为四种，从自然的原始社会，到资本制，奴隶制，宗教制。这个进化曲线是各位包工头殚精竭虑的结果。这几种制度从不同的方面来看，优劣如何呢？

从教授的满足自己的控制欲来看：宗教制 > 奴隶制 > 资本制 > 原始制。但是心里舒服不能当饭吃，从科研成果来看（productivity）：宗教制 > 资本制 > 原始制 > 奴隶制。

从学生博后以后找工作来看，如果包工头们都积极写推荐信帮忙，不使绊子，学生博后的工作前景和科研成果成正比。但是一般来说，奴隶制下和宗教制下的包工头不尊重年轻人的未来前途，往往用了就丢掉。所以这里因人而异，而不是制度决定。

从学生博后的短期自我感受来看：宗教制 > 原始制 > 资本制 > 奴隶制。但是他们毕业了，有了一定的阅历后，感受是什么样的呢？从更高的角度看，对刚入行的年轻人的人文关怀出发，什么制度是最可行又最温暖的呢？这里我就不做结论了，相信大家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