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几篇评论复旦姜博士的文章，很多人都提到陈景润，觉得他跟姜博士很像。大家质疑：大书呆子陈景润在以前的时代能够生存，为什么小书呆子姜博士现在不能？是不是现在的制度还不如以前的？容不下一张书桌给一个呆子？我自己的两篇小文的回帖中也有朋友这么说。

好像大家都以为以陈景润为代表的数学家们应该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走在路上会撞上电线杆，然后还跟电线杆说个“对不起”的怪人。这是个极大的误解，既美化了数学家们（潜心治学，道德高尚），也丑化了他们（不问世事，只知道做题）。本着让大家更多的理解数学家们的世界的原则，写下本文，供大家参考。

注：本文和姜博士杀人案关系不大；只是正本清源评数学家，让大家知道数学家都是正常人，该坏的时候一样坏。其实跟其他行业一样，成功的数学家都是贼精贼精的。“书呆子”都是有意无意的误解。

先说陈景润吧。大学时候我本科在物理系，老师跟我们说陈景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博士生毕业要答辩，如果论文有问题或者学生的理解不到位，答辩委员（examiner）问的问题答不出来，该学生可能不能毕业。一般的导师会在答辩之前检查论文，确认没有问题才批准学生提交。非常负责任的老师答辩之前会组织人马给学生提供沙盘推演（所谓mock defense）。不负责的导师有可能不好好看，结果学生答辩的时候可能被很厉害的examiner问倒，毕业受阻。（说个题外话，我的学生毕业，我都尽可能的找友好的examiner，免得一通瞎问搞得学生不能毕业。）陈景润不属于上述三种类型的导师中的任何一种。据我的老师说，有一次陈的学生要答辩，陈事先看到他的论文中有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闷着不做声。答辩的时候委员会其他人也没有发现，就这样要顺利通过准备去吃散伙饭的时候，陈忽然发难，问这个错误点。在大家面面相觑中，该生的答辩就此被整垮。这个故事说明，陈不喜欢这个学生，蓄意要整他；但是整的方法不是我们常见的延迟毕业，不给写推荐信什么的，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图穷匕见，一剑封喉。

上述故事是道听途说，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从文革前后陈景润和华罗庚和江青的互动，颇能看出陈在政治上的敏感和灵活。当年不知道多少数学家，物理学家被整死整残，陈却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据一篇署名杨银禄（江青秘书）的网上的文章，江青多次关心陈景润，批准给陈看病，改善他的待遇。如果我们不信江青下面的人的一面之词，另有署名数学家王元（华罗庚的铁杆）的网文，说“江青关于陈景润问题的“批示”，其中有一句：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陈景润跟江青关系不错的第三个证明是：当年华罗庚被挤压，在北京待不住了，带着徒子徒孙去合肥；陈没有跟他去，留在北京。当然老板搬家，手下不跟着走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陈留在北京至少说明他呆得住，江青是认可他的。当然在那个年代，为了自保，向权势人物妥协以保全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不过陈的厉害之处是，后来江青倒台了，华老杀回来整肃以前对他不好的人的时候，没有整陈景润，还是把陈看成自己的人。这是为什么呢？从王元著《华罗庚传》中可以瞥见倪端：当年江青要整华罗庚，指控华罗庚剽窃陈的学术成果，让陈出来作证。陈问江青的人：你们有没有别的证据啊？对方说“人证物证具在！”。陈装糊涂：“人证物证具在，就不用我了吧”。于是江青放过了他，不需要他作证了。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政治运动的大潮来了，陈是躲不过去的；他非常清楚谁会赢，知道选哪一边。另一方面，他做事情留有余地，对得起另外一边。所以成为文革前后都可以立足的“两朝元老”。再一次声明：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容易；我不是指责陈景润，只是解释他不是书呆子。姜博士如果有陈景润一半的政治敏感度，发文章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发（带上同事和领导），平时多跟基金委的人建立关系（好搞科研经费），可能就不会下岗了。

常常被用来跟姜博士比较的张益唐老师，其实也不是书呆子。当然张老师是海外华人的骄傲，我等一事无成的大龄青年的偶像。所以我这里就就人艰不拆了。但是大家不要相信他说的“宁可在美国送外卖不回北大教书”的溢美之辞。网上搜一下这几年他在国内各种活动的新闻就知道他其实有多喜欢出风头了。

说完了中国人，咱们看看老外数学家怎么个贼精的。学理科的人应该都知道约翰伯努利的大名。他应该是伯努利家族中最牛的吧？此人道德品质也是大有问题的。他有一个学生是一个叫洛必达的富二代，很崇拜伯努利兄弟并且长期资助他们。这个学生英年早逝40岁多一点就死了。于是伯努利欺负死人不会说话，跳出来公布了一大堆信件：这些信件表明著名的“洛必达法则”其实是他伯努利发现的，洛必达用重金买下来据为己有，放在自己的成名作《无穷小量分析》里面。（学过微积分的都应该知道这个著名的“洛必达法则”吧？关心数学史的应该知道《无穷小量分析》在微积分历史上的地位啦！）约翰伯努利说自己当时要结婚没有钱，让这个富二代趁火打劫，把伟大的成果抢走了。洛必达有一封信说的一清二楚，要求伯努利不要发表这个法则，留给自己出名；作为交换，这里是银子：每年三百法郎。伯努利公开此信，要求学术界“还他清白”，重新命名这个法则为“伯努利法则”。没想到学术界哗然，一致认为伯努利背信弃义，卖了的东西又想抢回来。数学家们没有钱，好不容易有个富二代愿意赞助，你这么搞，以后还有谁出钱做冤大头啊！于是大家在所有的论文和书中还是用罗必塔法则的命名。伯努利碰了一鼻子灰，只得作罢。不过罗必塔好不容易用重金买的名声，也被伯努利破坏了：大家已经知道不是罗必塔做的，这个损失是永远不能弥补了。罗必塔九泉之下若有所知，肯定冤死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更不道德的一方是罗必塔？拿学问做交易在那个年代是不是正常我们不知道；但是交易完成后，拿了钱又翻案肯定不道德。总之，这两哥们都不是书呆子无疑。

说完了古人我们说说现代人。搞生物医学的人一般都知道Eric Lander，人类基因组项目的牵头人，现在的总统首席科学顾问。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人家是数学家出身。他是国际奥数银牌得主，本科和博士都是学纯数学的（做的是algebraic coding theory）。当年2008金融危机来了的时候，他就是奥巴马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那时候国家没有钱了，多数基金委都得砍经费。问题是政府不希望科学研究太落后：经费砍了后，如果还能保证美国科研世界领先的地位就好了。那么好钢得用在刀刃上！问题是哪里是刀刃呢？于是各路大侠都开始忽悠可怜的总统和议会，都说自己的方向没了，美国的领先地位就完了。Eric Lander 是做基因组方向的，那当然要保证自己的徒子徒孙有饭吃啊！于是他就忽悠政府：基因组学最重要，把这个留着美国才能保持世界领先的位置。结果一番折冲下来，在大家都砍经费的情况下，基因组学的预算不减反増！我记得当年NASA上火星的计划都被砍了。你说Lander是不是忽悠高手！最近拜登上台，内阁都尽量都用奥巴马的老臣；连首席科学顾问这样的“小官”也是萧规曹随，把Lander请出来。我的搞基因组的同事们那是高兴的不得了，有了这位数学家在前面盯着，大家后面四年又有大餐可以吃了。“休言数学家非英物，天天忽悠壁上鸣”！

总结：数学家大多数不是书呆子。说数学家是书呆子的记者不了解情况。如果有时候数学家们说自己是，那也是跟政客说自己“为人民服务”一样，是打马虎眼，另有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