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林奇案录第二部之五行连环案

作者： 八峰

第二十七节

第二天，六月十六日，早饭后，按照预定的计划，周源和小张前往调查有关的兽医站和几家药店，而定国和小李则继续调查剩下的六家小五金零售商店。

访查了南充市农业局的兽医站和两家国营药店后，周源和小张拿到了近半年以来领取或购买过复方录安酮注射液的兽医执业人员名单。

“这么多人，足足有三十多个，咱们每个都得去查吗？”小张看着名单皱起了眉头。

“是的，每一个都需要排查，不过我们已经掌握了嫌疑人的一些特征，加上时间和地点线索，应该能很快查清楚的。”周源答道。 

二人说话之间又到了晌午，周源看了看手表，和小张一起走进路边一家小馆坐下。周源要了一碗加份青菜的阳春面，小张则要了一碗酸辣小面。

吃完面，周源对小张说道：“还有两家单位：南充县兽医站和华光大药房，都在高坪区那边，你下午自己去查一下吧，记住把有关人员的名单要回来。我下午要去一下原来的南充县城关中学，追查另外一条线索。你那边路远交通不便，车子你开走，我这边步行过去就行了，下午搭公交车回局里去。”

两人分手后，周源沿着垂柳成荫、环绕顺庆老城的西河河堤向北步行了十几分钟，来到了坐落在西华路上的南充县城关中学。

向门房的值班师傅表明身份后，侦探被领到了主管人事的校长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分头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孙姓男子接待了他。

周源简单说明来意，希望了解杜秀兰老师的下落。

“哦，你要找的这个杜老师呀，她已经不在了，”孙校长搓着双手、用抱歉的语气说道。

“不在了？您是说她已经退休不在学校里工作了吗？”周源问道。

“哦、不，杜老师已经去世了。她身体一直就很不好，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在家养病休息，但今天春节前一周就不幸去世了。”孙校长解释道。

“哦，那杜老师的家在哪里？她的子女情况怎么样？跟她住在一起吗？”周源连忙问道。

“她的住址我帮你查一下，关于她子女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也是去年下半年才调来这个学校工作的。”孙校长抱歉地解释道。

离开了城关中学，周源循着孙校长给他的地址来到了顺庆区西溪路附近，先找到了负责这一片区的派出所。所长杨东山是位热心快肠、熟悉当地情况的老片警。

听周源问起杜秀兰的事情，老警察语气唏嘘地说道：“唉，这杜老师是个好人呐，文化大革命把她整惨了！丈夫被整死，房子也被烧了，惨得很！”

“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造反派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迫害她们一家人？”周源问道。

“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刚调到这里来，只是个普通的片警，文革初期砸烂公检法、又把我下放到了嘉陵区农场那边去劳动。我虽然认识杜老师，但是对她家里发生的惨剧也是后来听说了的，文革以后她身体不好，在家休息，也很少出来。”

“那她的子女呢？他们在哪里？常来照顾看望她吗？”

“好像不常来，”老杨摇摇头，“据说杜老师受迫害被关押的时候，把两个娃儿送到了乡下的亲戚屋里。我只是有一次做人口普查的时候，到她家里上门了解，碰到过她女儿一次，当时说是在外地读书？”

“哦，是这样。”周源沉默了，脸上浮现出几分沮丧的神色。

“不过，杜老师原来的邻居蛮好咧，经常照顾她，还帮她买菜做饭洗衣服，我想他们可能了解一些情况，要不要我带你去找找他们嘛？”派出所长瞥了侦探一眼、热情地建议道。

两个人随后来到了西溪路184号、一栋黑瓦白墙的民居里。杨所长向周源介绍了房屋的主人、一对年过六旬的吴姓老夫妇。

说起往事，精瘦白头的吴老汉只是沉默，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吴婆婆却黯然泪下，激动得抽泣起来：“惨得很哦！那天晚上，杜老师屋里来了好多造反派，我们都吓得关门关窗。就听到那些人在她屋里又打又骂又砸东西，还听到唐老师的惨叫和娃儿们的哭喊声；后来我从窗帘缝里看到她房子都起了火，造反派烧了房子还把她和唐老师还有两个小娃儿都赶出了院子，不准他们进去。等造反派走了以后，我们才偷偷的把他们一家四口接到我们屋里来；唐老师混身都是血，就剩得一口气、不到天亮就死了！”

吴婆婆说得声泪俱下、哽咽着停住了。

“那，您还记不记得当天夜里闯进杜老师家里行凶的那些造反派的样子？”周源抱着一线希望、从口袋里拿出来几张照片递到抽泣的老太婆面前。

“哎哟，都过去十几年了，哪个还记得那些坏家伙的样子嘛！”吴婆婆连连摆手摇头。

“让我看一下！”一直闷头抽烟的吴老汉突然眼睛一亮，他放下烟袋锅、拿过周源手里的照片仔细看了起来。

“您仔细看看，我们找到了嫌疑人现在和年轻时的照片，您可以对比着看一下。”周源叮嘱了一句。

“嗯，有这几个人，这个是那个头头儿，当时还戴了顶军帽；这个家伙手里拿了根棍子，把唐老师拖出来的时候还在打；还有这个光头，最后出来的，还把他手里的火把丢进了唐家院子里头。”吴老汉伸出黑瘦的手指、在几张照片上点戳了起来。一旁的周源看得清楚：老汉所说的戴军帽的头头儿正是顾峰，手持棍棒打人的是徐建国；而丢火把的光头则是朱喜贵。

“事情都过去十二三年了，你还能肯定是这几个人？”周源再次向吴老汉确认道。

“这种事情、这种坏蛋，我一辈子都记得咧！”吴老汉激动得在地上使劲磕击着手里旱烟锅的铜嘴。

“谢谢您！”周源感激地朝两位老人说道，他收起照片、然后又问：“那唐家发生了这次惨剧后，杜老师是一个人带着那两个孩子的吗？她无家可归，后来是怎么熬过来的？”

“是噻，”吴婆婆擦了一下眼泪，“我和老吴看她丈夫被人打死、房子也被烧了，还带起两个娃儿，好可怜嘛！造反派走了以后，我们就把她和娃儿们接到屋里过了几天。”

“那后来呢？”周源追问道。

“后来，那些造反派又来找到杜老师，要把她抓到学校里头去开批斗会，还关了一阵子，实在没得法子，她只好把两个娃儿送到乡下亲戚屋里去了。”吴婆婆回忆道。

“哦，是什么亲戚？是杜老师还是唐老师在乡下的亲戚？”

“杜老师不是四川人，那个乡下的亲戚是唐老师家里的——好像是在高坪区那边有个啥子青洋镇，那个亲戚好像是两个娃儿的爷爷吧。”

“嗯，那两个孩子当时有多大？男孩还是女孩？”

“大的是姑娘，十二岁；小的是儿子，才十一岁。”

“嗯，那后来你们有没有再见到这两个孩子呢？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杜老师被平了反，这两个孩子经常回来看她吗？”

“杜老师平反以后，学校给她分了一间房子，在河西那边，我去看过她几次，有一回正好她女儿也来看她，跟她住在一起，都长成大姑娘了，好像是在重庆读书，后来又在哪个医院工作？就是再也没有见过她那个儿子，现在也该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了。”老太婆回忆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