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简翎

陈冲是美籍华裔名演员，严歌苓是美籍华裔名作家。两个人年龄相差两岁，都是上海人，而且家庭背景都比较显赫。都在早年移居美国，定居在加州旧金山市，也早就成了无话不说的闺蜜。

两人都是演员出身，一个演电影，一个跳舞蹈，两人都有深厚的文字功底，都能写出脍炙人口的文章，一个是业余爬爬格子，一个是专业亮亮身手，都很“文学”。

严歌苓有一本书是专门写陈冲的，叫“陈冲传”，居然有很多陈冲的粉是通过这本传记认识了严歌苓，也有为数不少的严歌苓的拥趸是通过这本传记更了解了陈冲。

陈冲与严歌苓的性格也很相像，都属于大家闺秀型的，很有教养，很有风度，很优雅，也很女人，但不怎么down to earth，也就是不那么平易近人，她们可以与你并肩而行，却礼貌而疏离。

两人都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但二度婚姻都不错，一个嫁了外交官，一个嫁了外科医生。两个精彩的女人都拥有了爱她们如初恋的好丈夫。她们不重外貌重才华，不重年龄重品格，都很会看人，都嫁对了郎。两人对领养女儿都很热衷，只是陈冲后来有了自己的女儿。

说起陈冲与严歌苓的祖父辈，也都很有才，都曾留学西方，都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大学教授，最后都以自杀的形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自杀的原因也是相似的：

严歌苓的祖父四十岁时，恰逢淞沪会战，他目睹了国人被欺辱践踏的一出出悲剧，在对这个世界失望至极的顶峰时刻，他选择了自杀。

陈冲的外祖父五十多岁时，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十年浩劫，怀抱科技救国、医学救国理想的他，却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天天被批斗，日日遭羞辱，在对这个世道绝望至极的关头，他选择了服毒自杀。

这两个祖父辈的亲人的自杀，都影响了严歌苓与陈冲的人生轨迹。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的主要原型就是她自杀的祖父，她让祖父在自己的作品里获得重生。严歌苓曾说，“祖父在我的身上一次次复活”。陈冲在一些电视节目中，不断追问，为何外祖父走上了那条不归路？而且多次表示“外祖父就在我的血脉里”。

严歌苓与陈冲都跟各自的母亲关系亲密。严歌苓有个独当一面的哥哥，陈冲也有个善解人意的哥哥，两个哥哥对各自的小妹都很关爱体谅，都在母亲弥留之际，一边守护着母亲，一边等待着大洋彼岸的妹妹。

可怜两位母亲，都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苦苦等待着女儿的到来。但直到生命之弦骤然崩断，也没能等来女儿的陪伴。

严歌苓在母亲去世时，没能守在母亲身边，为此，她深感遗憾，写了一篇催人泪下的长文，祭奠生母。

陈冲的母亲，刚刚去世，陈冲也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这成了她的终身遗憾。她也写了一篇长文怀念母亲，“眼泪这么滚烫，文字这么苍白”，读后，“泪飞顿作倾盆雨”。

严歌苓与母亲贾琳

附 严歌苓纪念母亲的长文：

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竟是母亲的葬礼。

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吃了一顿以牛奶为主的“站立午餐”，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的。因为是心血来潮，往往在电话那端有了应答时，发现自己并不知想说什么；只不过觉得母亲的声音比之信中的字更来得有声色些，更物质些（Physical)，并且使我和母亲远隔重洋的沟通，又多出一维空间。这天我那识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妈妈的号码。对父母的电话号码的记忆，早已不必经过大脑，手指头就如钢琴家熟识琴键上的音阶那样。

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自我远嫁，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有时我连个“喂”都来不及招呼，妈妈那边已经唤起来：“嘿，女儿!妈妈就知道是你。”而这回接电话的不是妈妈那相当青春的嗓音，事情已大不寻常了。我劈头就问：“妈妈呢?”继父没直接回答，反问我失眠症可有好转。无数猜测造成了我瞬间的木讷，任继父例行公事地问我的写作，问我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圈子兜完，我仍是那句：“妈妈呢?”

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爷子喋喋不休地陈述手术过程时，我重复地对自己说：有时噩梦也会如此真切，但最终总要醒来，发现它不过是个唬人的梦。我只希望此时有个人来猛力推推我，告诉我，我只是让梦魇所陷。却是没有一个把我拉出噩梦的人了。这噩梦我是要做到生命终结的。

妈妈是个那么健壮的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拾起（扛起、背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我却甩着两只空手，不断恳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让我拎一半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为在她眼里我一向柔弱，浑身没三两力气。有时我会跟她叫嚷：“妈妈，别人看见我这样甩着两只空手，让你老太太当挑夫，会说这个女儿真够‘孝顺’的!”她仍是不理会，只是像一辆坦克一般闯去。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门口?

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病情告诉妈妈。哥哥一家和继父的儿女们都觉得轮不上他们来给予妈妈这一句宣判。正如二十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她的感情已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酷的权力委派于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妈妈心里的地位，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

从火车站到医院的路上，我只感到将遭判决的是我，而不是妈妈。人们在计程车上你一句我一句，讲着妈妈生病的始末。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在心里组合那个最残忍的句子，我还一遍遍说服自己：妈妈应该知道真相；妈妈有权利明白地生或明白地死。我想，有我在她身边，她会添很多力量来接受这有着巨大杀伤力的真理。我还相信妈妈的坚强，她那些磨难若搁在我身上，每一次都等同一个死亡。我在穿过肿瘤科的长走廊时，话都排好了在舌尖上。

进病房时，我后脚没跨进门就见妈妈脸迎着门，眼睛望穿秋水地满是等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淹着眼睛和五脏。妈妈眼中，那等电话的等，等信的等，等在火车站接我的等，此刻全聚集在那儿……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她，伸出已瘦黄的两只手，张向我，叫一声：“女儿!”她嗓音已失却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于她的双臂之间。我那天在她病房里耽了六个小时，那句最难启齿的话，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缩回心头。我想，我们将实情瞒着她，其实不是为她好，而是为我们自己好，使自己能得到虚假的安宁。在伪造的好气氛中，健康人与病人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还去串通主治医生，请他帮忙维护我们善意的谎言。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妈妈说：“女儿，妈妈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吗?”

我瞠目看着她，看两行眼泪从她眼里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颧骨。我的手在妈妈的两只掌心里越发冷下去。我说：“别瞎猜。不是的，只不过是严重胃溃疡。”妈妈看着我，有泪在我眼中烧灼。她笑了一下，带出一口叹息，似乎本指望等待我回来，就是要我同她一块承受这份真实；却发现我也不能面对真实，我也站进了对她隐瞒真相的人群中，靠着谎言，混一天是一天。看来她只得孤零零地去肩起那份真实的负荷。我眼泪再也噙不住，她却轻快地拍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这种时候，她和我只有不朝那痛处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说穿它。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菜蔬。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机械地咀嚼，任何美味之于她都不复存在了；再别出心裁的菜肴，在她嘴里都嚼成一块蜡。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还总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当然，这话她也是说给我听的。我跨了重洋归来，帮她回忆她从童年至今所爱的一个个菜式，一些失传的，一些刁钻的，也都使出浑身解数为她做出来，她即使再难下咽，也领我一份心的。我自然也是领她的心的。就像每天早晨我进入病房，大声哈哈道：“妈妈，你今天气色特好耶!”她总是领情地一句：“是吧，我也觉得不错。”

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好极的一头厚发，演《雷雨》中的四凤，编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就从头发开端，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到得意时，她是完全康复了。退回了几十年的岁月，眼睛也是二十岁的眼睛，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条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

五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完成一些写作，处理一些事务。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我在妈妈床边坐到很晚。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讲得很仔细，一个细节也不滑过。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从产床上窜起，拉起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

八月初，癌细胞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刚在旅馆下榻，我便拨了电话，通报我的到达。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连一声惊讶都无力表示了。下面的话我全听不懂似的，只是僵僵地把话筒渐渐从我耳畔挪开。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一会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迫上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约是十二点多了，我吞服了三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痛楚迫上来，等着眼泪追上来。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此时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无梦无眠亦无思。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五点钟，我起来，拨通了美国的长途，我先生恰在等我电话。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只知道讲得很长，抽泣使句子断裂。之后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车。我坐在那儿，心里白茫茫的，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转动。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热闹地买着沿途每一种特产食品。我没了妈妈，人们照样啃无锡肉骨头。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时，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辞文法都稍嫌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轰”的一声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嚎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

陈冲与家人

附 陈冲怀念母亲的长文：

母亲走了。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也许她在等我，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最后的日子哥哥昼夜陪着母亲一起煎熬，几乎没有睡觉。我在大洋的另一边无能为力，我能看见死神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坐在母亲的床边，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边，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

母亲在今年二月被确诊为淋巴癌，我于大年三十傍晚赶到上海。五月底我离开的时候，她挺过了化疗，病情好转了不少。中秋节母亲还跟几位老同学们聚了会，照片上她笑容满面。但到九月底她又因严重感染和轻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飞回上海。万万没想到我刚离开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我们并排坐在病房里，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人回邮件，余光里，我感觉母亲在看着我，就跟她说，这是工作，我马上就好了。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抚我，唱起一首摇篮曲：“睡吧，小宝贝，你的啊妈妈就在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饼干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你去到天宫……” ，她拍我的手因风湿关节炎变了形，却仍然那么温柔，我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岁，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线里母亲的轮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温度、气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 那令人迷幻的时刻，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另一个儿时的幸福记忆是母亲为我挖耳朵。我们坐在大床上，母亲附在我的身边，一只手轻轻把我耳朵拉高，另一只手用一把竹子的耳耙子全神贯注地掏。她的动作很轻，弄得我很痒，但是我无比享受那些时刻她给我的百分之一百的关注。

后来文革开始了，母亲变得忧伤，走过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我。见她这样，我也会忧伤起来。偶尔母亲在快乐些的时候，会为我和哥哥剪纸、叠纸工、做动画。她会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折叠以后用剪刀剪，再打开时就出现一长串牵着手的小人，接着她教我们为小人画脸、上色；她会用纸叠出层出不穷的飞禽走兽、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们编成奇妙的童话故事；她还会让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叠2寸的方块纸，她在每一张上画上一个男孩和一只皮球，然后拿起那叠纸，用拇指跟洗牌那样拨弄，一个孩子在拍皮球的动画就奇迹般地出现了。

一位母亲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告诉我，你妈妈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创造性思维。她一分配到教研组就把“传出神经系统药理”编成一本剧本，跟另外一位同学合作拍了一部动画片。因为拍得好，所以后来在全中国使用。也许我长大后对用声画讲故事的兴趣，就是母亲从小在我心灵里播下的种子。

我和哥哥都喜欢跟母亲聊天，不在一起的时候常跟她煲电话粥。她会跟我讲正在弹的曲子或者阅读的书籍。母亲的阅读范围很广，中文、英文的书都读得很多——从医学文献到畅销小说，无奇不有。父母家中，有两面墙都是书架。她七十八、九岁的时候，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震惊和兴奋，在电话里感叹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够这样写人的本质，这样写欲望，人真是一个悲剧动物啊。我听了哑口无言，同时也觉得骄傲——不是每个人的老妈读完《洛丽塔》都会有这样精辟的反应的。慢慢的，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我们的电话就越打越短，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你几时回来啊？聊了几句后她又会问，你几时回来啊？

母亲非常期待看见我，尤其是在她住院的时期。但是我在病房陪她的时候，她常说，你很忙的，快走吧，不要在这里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会说，我就是来陪你的，没有工作。她又会突然为我担心，说，怎么会没有工作了呢？没有工作你怎么办？母亲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在为孩子着想。有一次，父亲交完一笔昂贵的治疗费用后，说起他在用哥哥的钱付日常生活费，本来神志恍惚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睛，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用陈川的钱？我不要治病了，这样治疗一点意义也没有。父亲说，这是暂时的，我去了银行就会还给他的。她这才放心。

大约从八年前开始，母亲渐渐失忆，我就觉得在渐渐地失去她。人其实就是记忆和时间，这两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吃喝拉撒睡，供养着躯体，让记忆和时间有落脚的地方。老年性失忆是没得治的，我唯有多抽空回去探望她。母亲过85生日那天，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我们知道她最喜欢唱苏联和美国的老歌，就在手机里放了音乐让她唱。母亲乐感很好，有一副美丽的歌喉，85岁仍然音准，英文和俄文的发音也字正腔圆。午饭的时候，她完全忘记了上午唱歌的事，但是那天她一直哼着那些调子，非常快乐。也许记忆里最后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乐。

音乐是母亲与记忆之间的纽带，只要有力气的时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爱尔兰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苏联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歌曲，她轮番唱。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路边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里的老式点唱机，你投一枚硬币选一首歌，它就开始唱。有几次她跟我说，这支歌你会的，我们一起唱。我说，还是你唱我欣赏吧，我走音，太难听了。她说，这样正好，我们双重唱好了。她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我手机里面存有上百条母亲唱歌弹琴的录像。也许我一直在下意识地企图留住她，或者在为终将的失去做心理准备。

我打开母亲15年前钢琴演奏的录像，那是东方电视台《精彩老朋友》转播的一场钢琴比赛，评委是孔祥东，刘诗昆，陈刚，石叔诚和苏彬。初赛时母亲弹了《夜莺》，总分为99.256，决赛时她弹了《圣母颂》，总分为98.866，得了老年组的第一名。母亲没有为任何人表演，就跟在家里弹琴那样认真和虔诚，只为了自己和上帝，为了欣喜和净化。观众的掌声突然把她拉回现场，评委给分时她腼腆地笑了。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每次我夸奖她唱的好或者弹得好，她都会这样脸红地笑。最近有人问我对正在流行的“少女感”一词有什么想法，人们是指皮肤的光洁和皮下的胶原蛋白，可我一听到那个词，马上想到母亲，她那不可腐蚀的纯洁和真，比我见过的许多少女都更有“少女感”。

我为了了解母亲的失忆症，买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脑神经专家写的《错乱的头脑》，我从书里得知母亲的失忆是大脑海马体的萎缩，而人的情绪产生于杏仁核——大脑的另一个部位部位。但是我更愿意想象，爱和音乐是储存在海马体、杏仁核以外的一个神秘地带，跟灵魂和梦在一起。我更愿想象母亲去了那个美丽的维度……

……近近远远的记忆围绕着我，像无数个萤火虫在黑夜里闪烁，每一只都是母亲的灵魂。

眼泪这么滚烫，文字这么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