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盛友

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二年级有一次要下课之前，时任德国语言教研室主任的章鹏高老师让我们留下，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黄永繁老师，说三年级开始黄老师教我们德国文学史。后来我知道，章鹏高、黄永繁都是南京大学德语专业毕业，他们都曾经是张威廉（1902－2004）的学生。我还了解到，黄永繁在南京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当时的文汇报副刊。他评论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长篇小说《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 ，小说有一个副标题:《一个暴君的末日》(Das Ende eines Tyrannen)。小说反映十九世纪末德国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虚伪和堕落，他们为了巩固军国主义统治，采用专制高压手段，对青年一代进行奴化教育。垃圾教授对待学生犹如一个“暴君” ，疯狂一时的垃圾教授是短命的。 

也许是那篇文章的关系，黄永繁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被打成“右派”，一直到1980年才被摘下“右派”帽子。他从哪个“牛棚”里出来，我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教授德国文学史时，有一天讲到亨利希·曼，黄永繁心情很激动，他说研究问题时，一定要阅读原著，不要看那些解释性的文章。看看亨利希·曼的原著是怎么写的，看了才会有自己的理解。如果先看别人的解释，而不是看原著的话，就容易受到别人解释的影响，反而限制了自己的看法。

在中大读书时我就知道，黄永繁参与翻译Alfred Kosing的《马克思哲学词典》(Marxist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并校对了黄敬甫(也是我的德文老师)翻译的《罗莎·卢森堡全集》。

黄永繁的太太在暨南大学当老师，他们家住暨南大学苏州苑15-505。1983年毕业时我和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张申华(也是黄永繁的学生)去暨大探望他，黄老亲自出来开门，告别时他把我们送到暨南大学门口，他说：“盛友，我很喜欢你这个样子，希望你今后继续保持你自己的这个样子。”我目送他回去，望着他的背影，心中甚慰，又敬仰，又温暖。

1988年我坐火车来德国巴伐利亚自费留学，此前我去看望黄永繁老师，彼此对话，记忆犹新。

   我：“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长大，离开书本离开知识实在太远了，我只想读书！”

   他：“文化大革命只是耽误你们这一代人，其实毁害人最深最久的是《进化论》。”

告别前我问他除了读弗朗茨·卡夫卡外，还应该读哪些书。他推荐我认真阅读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带着这些细节，我坐火车经过蒙古、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到达班贝格。

第二年我儿子谢于骅出生，他来信恭贺我弄璋之喜，赞扬我的边读边工边养的“三边政策。”圣马丁教堂的牧师亲自上门辅导，希望我儿子接纳天主教受洗，我回信问他如何决定。黄老师立刻回答：“那是上帝的恩典，不可拒绝。”我很感恩，儿子一路走来，都得到神的守护，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一个优秀的父亲，这与儿子在教堂的成长有密切关系。

1989年11月9日，屹立了28年柏林墙被推倒，此后两德签署政治和约，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我跟黄老师打电话，他激动地说：“Ein Deutschland zwei Staaten一个德国两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能够实在地解决民族尊严问题。” 1994年我以《中国人的代价》一文荣获台湾中央日报首奖，剪报邮寄给黄老师，他为我感到自豪之外，更欣赏的是两个德国的基础条约。我的法学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基本条约。两德于1972年签署基本条约 （Grundlagenvertrag），做成3项原则：1、统一是两个德国的历史使命；2、东西德彼此不是外国；3、基本条约是政治及历史行为，完成之后就要透过法律行为来完成。柏林墙倒塌了，国家为什么没有破碎？因为德国有牢固的国家栋梁和牢固的国家架构，还有全体德意志人民用血肉支撑着这个架构。共同的血肉感情基础支撑着一个牢固的构架，这个构架在德国就是“一个德国”。 

他生前我最后的一次电话，基本内容是，我告诉黄永繁老师我将永久居留德国，准备入党参与从政。他十分表示支持，说：“基督徒就得有担当，融入德国社会，不论写书还是教书，都不如从政来得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