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行长在陆家嘴的发言信息量非常大,简单一句就是在不断给宽松预期降温:
1、一个是考虑汇率的压力,美联储降息预期不断推后,外部均衡要考虑。
2、高质量发展不需要那么票子,金融机构冲规模的诉求不理性,所以要遏制。
3、M1很弱,但那是因为居民活期存款没放进去,一些宝宝类产品也没放进去,是统计口径的问题,潜台词依然是不用宽松。
4、直接点名了非银长债持有的风险,这次是行长出来唱空了,主要是怕和硅谷银行一样,不过实事求是的说,现在金融机构赚钱主要都是在靠债券自营盘了,万一出来了熊市,确实问题很大,但央行也很难改变市场的趋势。
5、政策利率主要看短端利率,政策利率要控制市场利率,不能反过来。
从这5点看,降温宽松预期。如果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央行的政策好像与市场作对。一般受过西方经济学训练的都会认为,现在房地产和城投都被按熄火了,导致经济中活钱减少,M1增速下滑,剪刀持续扩大。那么理论答案就是像美国那样发钱,直接把钱发到个人和企业手里。但是中国不仅不发钱,还发超长期特别国债,直接导致M1增速大幅转负,从指标看是抽走了更多活钱,雪上加霜。
又比如,流动性陷阱也好,资产负债表衰退也罢。像美国一样,大水漫灌,带动资产价格上涨,这是理论答案。但是美国新兴产业都上市了,资产价格上涨,钱就会流入这些新产业,这已经形成正向循环了。但如果中国这么做只会让房地产价格上涨,反而进一步压制新兴产业的发展。所以注定了中国不会这样做。
那中国为什么不按套路出牌?特别国债的投放方向就是已经解释清楚了。这些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是耐心资本。你不愿意投资,国家帮你投资,在你手里是存款,在国家手里就是长期投资的耐心资本。
至于对投资市场的压力,估计央行认为中国股市处于核心供应链位置的企业盈利根本不受影响。同时因为资产慌,令到保险与社保等长期依靠利差盈利的机构必然会加大对红利股的投资,而银行也非常配合增加派息次数与数量。当然以前热炒的中小盘概念股压力就非常大了,但这是上面喜闻乐见的。
现在世界潮流是与西方经济学作对。前有土耳其的埃苏丹降息对抗通胀,后有普京规定用卢布或人民币买卖俄罗斯能源,对抗美国把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现在轮到我们不大水漫灌对付通缩。可见世界都意识到西方的自由经济学理论就算不是伪科学,起码也有重大缺陷。
西方经济学一般用“无形之手”来形容市场的万能。如果遇到经济危机,就如美国与日本一般,天量印钞,大水漫灌就可以了。印出来的钞票可以给个人或者企业,但后果是通胀。看似每个人手里拿到了钱,但是上涨的物价很快就吞噬掉这点钱的购买力。例如印钞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次债危机,但政府债务开始快速膨胀,现在美国国债更是接近35万亿美元。同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在急速扩张,因为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很大一部分出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日本更不用说了,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2023年就超过1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260%。日本政府支出的一半都要靠不断发债来解决,因为社会购买不了那么多的政府债券,于是日本央行就成为最大的购买者。
现在美国政府债务利息达到1万亿美元,超过年军费达到2000多亿美元,占美国全部税收的三分之一。前不久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援引了他所谓的个人历史法则:“任何在偿债(国债利息支付)上花费比国防花费更多的大国都不会长期保持强大。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旧制度的法国,奥斯曼帝国的真理,大英帝国的真理,从今年开始,这项法律即将受到美国的考验。事实上,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部分由于利率上升,联邦政府将在本财政年度花费8920亿美元用于支付累积的28万亿美元国债的利息,这意味着利息支付现在超过了国防支出,几乎与医疗保险支出相当。
“华盛顿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国债。不久前,从1990年代末开始,联邦政府的预算实际上处于盈余状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今年,它将达到约1.9万亿美元的赤字,国会预算办公室本周预测。
如果我们溯本追源,正是自由经济学令美国开始去工业化,从里根开始,为了应对因越战而带来高负债高通胀,而同时苏联因为石油价格高涨,财政收入大增,令美国越来越难以应付。最后被迫通过沃尔克的20%的联邦利息,把通胀压下去的同时,高息也慢慢把美国企业赶去东南亚。一方面通过打压油价,减少苏联的收入,另一方面,因为企业转移到东南亚这些低成本但人民勤劳聪明的地区后,企业盈利大增。最后搞到苏联都开始怀疑人生,自己投降解体,希望加入西方。
这令到欧美阵营士气大振,更坚信自由经济学派。当时的形势是,政治上,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前苏联大量优质的国有资产以极低的价格进入到了国际市场,为西方资本带来了一波解体红利。科技上,互联网技术终于在消费应用端迎来了爆发期,谷歌、微软、苹果等著名科技巨头迅速崛起,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国际秩序上,全球化浪潮进入高峰,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成为一种潮流,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些变化导致美国的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重组。在生产端,美国的优势产业集中在了金融和高科技领域。这虽然有助于美国从全球吸纳高薪资人才,但是它们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这意味着,美国负责创造价值、生产价值的那部分人口只占了一少部分,因为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转移到亚洲。因此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所能提供的价值,不在于他们的生产能力,而在于消费力。
不过,犹太资本认为,传统的性别观念限制了人的消费。传统的性别观念是与工业生产活动相匹配的。例如,在挖煤、开山凿石、炼钢炼铁等重工业行业中,男性占比明显高很多,而女性在这些行业既不存在要求平权的客观基础,也缺少要求平权的主观意愿。因此,在制造业为主的生产型社会,工业生产活动塑造了主体社会对两性的认知。
但是,进入90年代后,由于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能够反映两性生理差异的工业活动大量外迁,服务业占比逐渐升高。而在大多数服务业中,两性的生理差异并不会带来明显的区别。同时,美国成为了以消费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体。于是,在经济因素的引导下,整体社会文化开始向有利于释放消费力的方向变化。
这时,传统的性别观念反而成为了一种阻碍。例如,在工业社会中,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男性工人一般是不会化妆的,也很少频繁地更换新衣服,从中衍生出了一套传统男性的消费观念。显然,这种习惯并不利于男性消费品的销售。于是,消费型社会就有很大的动力打破这种由生产型社会所塑造起来的传统男性观念。
而能够最大化消费力的性别观念就是百无禁忌,所有人都可以摆脱先天生理条件的束缚,自主探索、自主定义自己的性别,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变性LGBTQX产业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市场。昂贵的手术和终生服药的特点能够给医药公司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于是,那些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的种种文化思潮在消费主义的驱动下,以“先进、文明”的名义改造着世界。因此,在克林顿任期,LGBTQX运动开始蓬勃发展。
表面上,他们的旗号是希望所有群体都能拥有“绝对平等的权利”。但是,这种“绝对的平等”只有放在消费的场景下才能够实现和理解。一旦放到工业生产的场景下,这种“绝对平等”就很容易会现实暴露出难以调和的矛盾:为什么不去争取“平等挖煤的权利”、“平等搬砖的权利”?实际上,只有在一个无需生产,“超市货架上能够自动长出商品”的社会,才能发展出类似LGBTQX这种无限细分的性别文化。而在克林顿时代,这个全球化发展的特殊时期,美国恰好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这一条件。
可见自由经济学派的危害已经不止于经济,已经危害都基本人伦。这是因为自由经济学,只考虑金字塔顶的犹太资本的利益。所谓的自由,就是保障犹太资本带领的华尔街金融资本掠夺全世界的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的那些理论假设和政策主张,都是最大程度地满足了犹太资本控制全世界、掏空全世界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最大危害是不把人当人看待,只是盈利的一个工具。为了盈利,鼓励大家变性又有何不可?当然,犹太精英也不关心存在于资本金字塔底的中小企业。自由市场经济的全部奥义就是四个字:弱肉强食。那些漂亮的概念和命题背后,真正想要做的,就是一件事:论证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丛林法则的合理性。
相比之下,中国因为海路石油的不安全感所以进行以下布局:1. 发展了超超临界火电机组;2. 投资水电;3. 投资光伏;4. 投资风电;5. 投资核电技术;6. 投资特高压输电技术;7. 投资储能技术;8. 投资新能源汽车。如今这些技术已经将中国逐渐从石油能源统一到电能。一代能源技术是一代文明,如果说英镑是煤货币,那美元就是石油货币,人民币是电货币。
中国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是开放的,而智能化与电最贴近。细究起来,植物光合作用、电池和人体线粒体的能量生产、消耗过程本质上是电子的迁移过程,电是宏观、微观高度统一的能源。中国因为国家安全进行了几十年的布局,构建了一个围绕电能的庞大工业体系,一朝把示人,欧美汽车行业立马陷入恐慌。就像武术一样,将全身的潜力运用于一点击倒对方,并不是这一招的威力,而是武术习练者几十年的功底,电动汽车是这个体系的“一招”而已。
尽管所有的外媒采访嘉宾都会说到政府补贴,其实双方产品力已经拉开差距,就像燃油车领域中国在体系上的薄弱一样。可惜,中国有反思怪不停的说咱们燃油车不行,而外国则总是找补贴原因,或者说中国偷技术,或者更有人解释外国不发展电动车的高大上的原因。
美国也意识到自由经济学对自己的危害,去年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演讲,宣布“新华盛顿共识”。“新共识”突出强调了美国所面临的四大挑战,从而导致美国难以继续坚守传统的以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旧共识”。
第一,美国的产业基础正在被掏空。沙利文认为,“旧共识”有两个重要的假定(assumption)都是错误的,它们分别是“市场总是有效地分配资源”以及“任何经济增长不分产业类型都是好的”。而沙利文所呼吁的“新共识”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美国制造业大量外流,以及美国产业结构的过度金融化,重创了美国的产业生态系统和科技创新能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则暴露了美国在产业结构和供应链上的巨大缺陷。
第二,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正在对经济发展产生日益巨大的影响。“新共识”聚焦于中国所带来的地缘挑战,并以此批评“旧共识”的另外一个假定,即认为经济一体化能够促进各国更加负责任和开放,全球秩序将变得更加和平和具有合作性。正是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宣称中国的加入将使美国人变得富有,并能帮助中国走向更加开放和自由。然而,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快速提升,中国已经逐渐由伙伴与合作者转变为美国领导地位的重大威胁与竞争者。
第三,气候变化危机加剧清洁能源转型的压力。“新共识”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将气候变化问题简单当做为一个生态环境问题来处理,而是认为应该将经济发展战略和应对气候变化融合一起,美国需要通过精心设计的投资战略来推动技术创新,进而同时实现气候目标和就业目标。
第四,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加剧,威胁民主制度的稳定运行。“旧共识”在经济发展的收益分配上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信仰,那就是“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即认为市场驱动的财富创造最终会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分享,而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上的政府公共投资会挤占私人投资,不利于财富创造。但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表明,建立在“旧共识”基础上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富人和大公司的减税政策不仅没有惠及工薪阶层,反而摧毁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财富通过市场机制由上向下“涓滴”的现象并没有发生,这恶化了美国国内的社会结构,助长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进而将美国的民主制度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可以说,“新共识”系统批判了“旧共识”的相关经济理念和政策主张,尤为强调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称其为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强调美国及其盟伴要合力应对地缘政治特别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将国家安全和中产阶级福祉置于优先地位,不能因为经济效率而忽略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新共识”也展现出美国战略精英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悲观态度,称经济一体化并未带来全球和平与合作,反而危及了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为应对“新共识”所呈现的四大挑战,沙利文阐述了拜登政府将或正在采取五个行动步骤:
这是对中国多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政策的肯定。
但美国要重新工业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例如第四次工业革命的AI离不开算力,而算力就是电力。美国的电力建设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一个工业国家的需要,不要说AI的发展了。华盛顿科技智库“研究所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表示,美国在高科技核电发展方面落后中国15年,但美国有能力追赶。
前几天比尔·盖茨还以“中国力量”为由,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所谓下一代核电站项目。但美国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调度的大电网,这个巨大国家的电网大部分都是私人的,是支离破碎的,其实很脆弱,前几年每次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停电断电稀松平常,同时电价还会根据自然灾害的情况暴涨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比尔盖茨想通过一个核电站就改变美国是痴心妄想,美国现在AI算力太过费电而电力不足不稳定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核电站就能解决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是美国体制问题。
又例如美国的造船业,美国是全球海洋霸主,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指出,美国海军在近十年间的增长虽然稳健,但新下水的舰船总吨位并未能与中国相匹敌。如今,中国的造船业产能已经是美国的250多倍。美国,它曾经辉煌的造船业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今,美国的造船能力已萎缩至全球商船市场不足1%的份额。假如真发生战争,不知美国如何修理战争中受损的舰艇,更快地建造替代舰艇。
目前美国花了大量的资源去跟中俄对抗,却不将资源投资国内,这是根本错误的,将来回顾这段历史会后悔不已,美国无力阻止中国崛起,但有能力阻止自身过快衰落啊。
很多人盯着中国的债务,大家忽略的是,老欧洲以前的舒服日子是建立在核心工业品领先的基础上的,现在我们的核心工业品逐渐开始有领先的趋势了,除了芯片以外汽车这个东西就是核心工业品中的核心。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品开始变得越来越优质与便宜,这是好日子的开始,别动不动拿通胀通缩来忽悠老百姓,债务这个东西可以拉长时间慢慢消化。
现在与其要国家拿钱去拉房地产,有这个钱不如投资科研机构、前沿技术企业,形成新的技术资产和产业,那点儿债务出清一部分,用时间去消化一部分,再搞水泥钢筋玩意儿已经不能将中国人均GDP拉到2万美元,这个道理不难懂。
现在中国是巨变前夜,等中国这一套围绕电的体系日渐爆发出威力,中美之间的体系代差,比蒸汽机、内燃机时代更加凶猛。
数据的最前沿存储技术可以是 DNA 存储, 可以使量子存储
但是 DNA 存储不依赖电能, 所以人民币是电货币的说法有失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