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红海护航行动，之前向39国发出邀请，现在说有20国参加了，但其中8个国匿名加入红海护航行动，而澳大利亚之前就表示“不会派一艘军舰或一架飞机”，只派了11人前往巴林。不过好笑的事西班牙公开表示非常愤怒，称美国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名字加入联盟。西班牙副总统尤兰达·迪亚兹 (Yolanda Diaz)在向 Cadena Ser 广播电台发表的声明中说：“国际社会急于保护红海商业利益是极其虚伪的。但当谈到保护加沙平民时，他却保持沉默。”“不要利用我们来保护以色列。”

目前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退出了“守卫红海”行动。拒绝将其军舰置于美国指挥之下。荷兰、挪威和丹麦拒绝派遣军舰

而美国海军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军舰来启动针对胡塞武装的“繁荣卫士行动”。据海事记者约翰·康拉德报道，美国已经建造了24艘濒海战斗舰用于沿海地区作战，但美国拒绝部署。胡塞武装的反舰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是美国的担忧。

因此，外界评论说，美国的红海“繁荣卫士”行动实际上已经崩溃。

美国海军曾经以为10艘核动力航母可以包打天下，这个战略理论在几十年后，已经破产。现在别说地区强国，连也门人都不把100架喷气式舰载战斗机当回事。我们正在目睹人类军事史上的再一次伟大变革，影响是非常深远。因为导弹是未来海战的蓝海，与美国为敌的波斯占据了先手，拼命发展导弹，而不是去搞航母，当然伊朗也搞不起来。赫鲁晓夫的未来战争理论其实是对的，只是太超前了，数十年后被应验了——导弹决定海战，而不是航母决定海战。曾经美国只要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域停靠两艘航空母舰，就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和整个地区的战略格局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约旦等多年来已经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在以色列和美国的幕后主导下，赞助针对伊朗的代理人战争，这让中东地区一片火海。但他们什么都没得到，只得到了失败和仇恨。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叙利亚/也门之间来之不易的和平岌岌可危。

沙特已经在拼命转轨，想专注于发展本身，离开地缘政治争夺的战争。沙特知道自己打不过，买什么武器都打不过，有美军直接干预也打不过，2021年就开始战略收缩，如申请加入金砖，满足做个富家翁。但是不够，和他们过去的罪恶与导致地区被美军控制的错误相比，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巴勒斯坦人遭遇屠杀的情况下，他们更难置身事外。

最新的沙特民意调查显示，高达96%的人反对以色列，支持哈马斯，而沙特皇室只能以拖待变。大多数阿拉伯王国的统治者并不具备很高的政治智慧。他们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在实质上不敢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没有任何具体的措施；但是由于国内民众的巨大压力，以及自己执政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君权神授”，所以也必须在表面上去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他们将其归结为宗教兄弟和阿拉伯人兄弟。但他们其实是对巴勒斯坦人没有什么感情的，只是自己的统治来自于宗教而已。

现实是，他们其实希望巴勒斯坦人消失，这会简单得多，他们可以继续吸引投资者，继续收取石油租金并在沙漠中央建造他们自我奉承的阴茎塔。现在他们遭遇了厄运，就是他们发现原来美国和以色列灭不掉巴勒斯坦人不说，地区战火还可能要烧到自己。这一切都表明当年沙特王子费萨尔主导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因为他们的虚伪，领导权已经被伊朗与穆斯林兄弟会夺去。

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发展为二十世纪的新泛伊斯兰主义，是在民族、民主运动中逐步实现的。该思想最早在19世纪由阿富汗尼提出，奥斯曼统治者哈米德二世视为穆斯林分裂国家的政治运动。在二十世纪前半期，还是弱小的世界穆斯林大会提出泛伊斯兰主义，到了二十世纪60年代费萨尔国王重新掀起了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代表新泛伊斯兰主义主要来自三个世界性的泛伊斯兰组织：世界穆斯林联盟，伊斯兰世界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在这三大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60年代以后国际性伊斯兰活动日益增多，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穆斯林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伊斯兰国家间认同感的增强，也标志着战后伊斯兰世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费萨尔与基辛格，中间是其继任者哈立德

伊斯兰会议组织就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强调：“促进成员国的伊斯兰团结；加强成员国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其他重要领域的合作，并安排参加各国际组织的成员国之间的磋商。”此外，新泛伊斯兰主义也热衷于在非伊斯兰世界的宣教活动。传播伊斯兰教，壮大穆斯林队伍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古兰经》明确宣布“对于宗教，绝无强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教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西欧、北美地区，穆斯林人口也在迅速增加。

其次，新泛伊斯兰主义既有来自官方的自上而下的倡导，为了吸引群众的自下而上的支持，沙特与二战前已经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结盟。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人哈桑·班纳一直主动接触沙特，1932年至1953年,在沙特的有限许可下，穆兄会在沙特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穆斯林兄弟会标志与创始人人哈桑·班纳

第一，哈桑·班纳与时任沙特国王伊本·沙特建立了友好的私人关系，穆兄会受到沙特政府的资助。1932年，哈桑·班纳在沙特朝觐并为建国不久的沙特国王祈福。这一姿态在当时尤其具有象征意义。一般来说,在伊斯兰教中，只有哈里发才是被祈福的对象。为感谢哈桑·班纳,伊本·沙特国王命令时任财政次大臣穆罕默德·苏鲁尔·法尔罕(Mohammed Srour al-Farham)向穆兄会提供资金支持。1948年，沙特国王还向躲避埃及政府追杀、逃亡到沙特的哈桑·班纳提供出行车辆和私人护卫，暂时确保了班纳在沙特的安全。

第二，穆兄会成员获得沙特政府许可，可在沙特旅行、短暂居留并教沙特人读书识字。同时，沙特也借助穆兄会制衡国内保守的瓦哈比派势力。沙特建国之初，社会发展落后，亟需引进现代物质文明，但遭到瓦哈比派保守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该派认为引进现代设施即为“不信道”，穆兄会的支持由此为沙特国王推行现代化政策提供了宗教合法性。

然而，即便当时沙特对穆兄会态度友好，也不意味着沙特允许穆兄会在其国境内建立分支机构。1936年，伊本·沙特就以禁止建立政党为由，拒绝了哈桑·班纳在沙特建立分支机构的请求。当穆兄会介入1948年也门军事政变、参与刺杀也门伊玛目并试图在也门建立哈里发国一事败露后，沙特国王便开始将穆兄会视为威胁，同穆兄会断绝官方联系。这一情况一直延续至1953年。

埃及强人纳赛尔上台后，出于抵制埃及纳赛尔世俗民族主义政权，沙特主动接纳大批被埃及政府镇压的穆兄会骨干、成员，以及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同样遭受打压的穆兄会成员。大批逃亡到沙特的穆兄会成员进入沙特教育领域，获得了扩大影响力的机遇。这一态势一直持续至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

当时穆兄会许多著名人物进入沙特中小学及高校担任教职。20世纪50年代，沙特国内中小学师资匮乏，文盲率高达85%。大部分从埃及逃亡的穆兄会成员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这批人很快在文化水平低、师资匮乏的沙特教育机构占据重要地位。1961年，沙特王室将整个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当做礼物送给了穆兄会，允许他们进行慈善活动，并向他们提供了活动经费。

1969年至1973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穆巴拉克(Muhammad al-Mubarak)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King Abdul Aziz University)麦加分校的沙里亚学院担任领导。穆罕默德·库特布(Muhammad Qutb)以及后来成为阿富汗“圣战”组织主要领导者的阿卜杜拉·阿扎姆(Abdallah Azzam)也曾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讲学。

后来穆兄会成为沙特国内修订教材和制定课程的一支重要力量。1964年，沙特当局授权穆罕默德·穆巴拉克为麦加的沙里亚学院设计教学课程。由此，穆罕默德·穆巴拉克成为“伊斯兰文化(Islamic Culture)”这门新学科的创始人。他在这门新学科中教授现代伊斯兰史和伊斯兰体系这两门专业课，将穆兄会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植入教材。学习经济学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就是在“伊斯兰文化”这门学科中受到穆罕默德·库特布和阿卜杜拉·阿扎姆的政治影响。

奥萨马·本·拉登

1965年,沙特费萨尔国王成立了一个旨在提升国民教育的专家小组，其中许多穆兄会人士即为该专家小组下属的委员会成员。委员会主导制定了沙特教学大纲《沙特王国教育政策》(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该教学大纲对伊斯兰概念的解释掺杂了穆兄会的意识形态。随着新教育政策的施行，穆兄会推动了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伊斯兰化。一些高校成立了伊斯兰经济学系、伊斯兰心理学系和伊斯兰社会学系，穆兄会成员在其中参与教学或组织活动。

除了在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社会科学领域外，穆兄会还对宗教学领域发挥着显著影响。当时，有不少穆兄会成员在沙特高校教授经注学和伊斯兰法学。1977年至年，埃及穆兄会成员成为沙特伊玛目大学经注学系的领导人，该系其他8名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教师也赞同穆兄会思想。仅有教义学这门学科由瓦哈比派乌里玛绝对掌控，没有穆兄会成员参与。20世纪70年代，沙特高校出现两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教学中心，一个是瓦哈比教义学中心，另一个是聚焦于伊斯兰文化的穆兄会中心。

但“两强并立”的时间并不长，穆兄会中心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其他系，甚至渗透进瓦哈比教义学中心。萨法尔·哈瓦利(Safar al-Hawali)就曾对穆罕默德·阿明·马斯里(Muhammad Amin al-Masri)称赞道：“他做出巨大努力，才使得‘现代思想流派(Contemporary Schools of Thought)’被确定为教义学的指定教学内容。教义学这门课本应由具有现代伊斯兰思想的穆罕默德·库特布教授来授课”。20世纪80年代，由穆罕默德·库特布指导毕业的学生也在各自任教的学校教授“现代思想流派”，继续传播穆罕默德·库特布的思想。

总的来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费萨尔国王时期，沙特高校聚集了一批从叙利亚、埃及、约旦等国流亡而来的穆兄会教师。此外，沙特王室还支持穆兄会成员参与创建由沙特资助的伊斯兰慈善组织和机构,其中包括1961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联盟”(Muslim World League)和1972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World Assembly of Muslim Youth)。

可见穆斯林兄弟会不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恐怖组织，相反是一群有志改革伊斯兰，以适应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

因为有官方在40年代末和整个50年代的支持，到了60年代，在官方的直接倡导下，加上穆兄会遍布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的社会网络，就形成了官方自上而下与民间自下而上的泛伊斯兰组织。

另外，新泛伊斯兰主义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形成几个重要的活动中心。由于这些中心都得到了不同国家的经济资助，尤其是70年代以来，获得生产石油的沙特、海湾国家、利比亚等国石油美元的支持。它们都有着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这是各种泛伊斯兰中心得以宣教、传播并支持各国伊斯兰事业、进而从事其社会、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目前，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是它的重要中心。

最后，新泛伊斯兰主义不再提出狭隘的反基督教主张，而是开始与其它宗教展开对话活动，希望通过宗教力量进一步团结全世界穆斯林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全。提出世界各宗教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合作，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924年沙特占领了希贾兹后，沙特人以穆斯林圣地麦加与麦地那守护者的身份自居，这对费萨尔的世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费萨尔世界观的形成也离不开沙特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与外部世界交往总体上有利于沙特。在费萨尔看来，二战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面临两种威胁：一种威胁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东的传播，这种理论是无神论的，强调追求物质的和世俗的目标，和伊斯兰文化追求的目标相违背。因此，他号召所有穆斯林遵循《古兰经》，放弃世俗的法律；第二个威胁是1948年建立的犹太国家，费萨尔认为这是对阿拉伯领土的侵占，号召所有穆斯林为捍卫他们的真理和信仰而战斗。

在费萨尔的眼里，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信仰一神”，是“有经典的人”，而不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他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出于政治利益和道德义务的考虑，应当保护包括穆斯林世界在内的整个自由世界。

费萨尔国王决定推行新泛伊斯兰主义政策，源于阿拉伯统一的斗争和沙特一埃及围绕阿拉伯领导权的争夺。五、六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版图折射出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斗争的一方是激进势力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力量；另一方为保守势力。双方之间的心理战、政治宣传攻势此起彼伏，埃及处于阿拉伯政治舞台的中央。结果导致阿拉伯国家间的冲突：“阿拉伯冷战”和“阿拉伯热战”。

新泛伊斯兰主义的蓬勃发展首先应归功于沙特出色的宣传、组织和领导作用。沙特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在其境内，使沙特便于借朝觑机会与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联系，伊斯兰世界联盟和世界穆斯林大会皆由沙特领导；二是沙特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重要成员，巨额的石油美元收入使之有能力发挥领导作用。

费萨尔的泛伊斯兰联盟的三大国际目标是：伊斯兰政府间的合作，消除苏联和激进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动员穆斯林世界站在阿拉伯一方反对以色列。费萨尔的新泛伊斯兰主义更侧重于在伊斯兰旗帜遮盖下的政治目的，即通过呼吁穆斯林的团结一致和支持伊斯兰运动，不断扩大沙特王国的影响，进而确立他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

其实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都是因为西方殖民而产生的。从1799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开始，随着西方殖民的深入，传统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造成了社会脱节，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建立公正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各国人民反对西方殖民压迫和内部封建统治的斗争日趋高涨，各种意识形态思想纷纷涌现。它们将奋斗目标锁定为：一、力争创建一种新秩序，新秩序要能达到当代文明的物质和智力标准，能够解决在社会机体内的冲突，并以此作为现代国家的基础。二、试图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和教育措施来巩固国家的社会政治，以经济为例，中东的几乎所有思想都主张国家统治经济。三、在历史的基础上，开阔中东社会的文化和知识视野，力争重新解释历史，以建立对以往历史的自豪以及对未来的自信心。

伊斯兰改革主义是穆斯林知识精英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内忧外患所做出的一种反应，是以一批先进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伊斯兰理论家为核心，以伊斯兰教和社会政治改革为基本内容和历史使命的社会文化思潮。目标在于试图通过改革来协调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使伊斯兰社会适应从以封建生产关系向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伊斯兰改革主义力图通过协调伊斯兰教与科学、民主、理性的关系，完成伊斯兰社会传统与现代的协调与转换，进而实现伊斯兰社会的现代化。

伊斯兰现代主义是指为使伊斯兰信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而提出的各种主张，应采取的各种措施。核心是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为此在世界各地兴起的伊斯兰教改革运动，统称为现代主义运动。

伊斯兰改革主义和现代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为贾马鲁丁·阿富汗尼（1837 - 1897）及其弟子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 - 1905）等人。他们主张以理性和科学精神“坚持和改革伊斯兰教，反对殖民主义、提倡理性、崇尚科学”，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古兰经》为基础复兴宗教，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并指出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呼吁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同时推崇共和制和君主立宪。阿富汗尼和阿卜杜的思想具有“托古改制”的浓厚色彩，并且在其思想框架内己经涉及到宗教和世俗、传统与现代化的各种关系，为伊斯兰社会接纳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思考。

这个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与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根源。

现代主义的思想一方面存在世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有返璞归真、主张回归原始教义的要求，因而与伊斯兰改革主义相通。伊斯兰改革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想植根于伊斯兰文化和社会之中，其思想中传统文化的一面成为泛伊斯兰主义的重要思想源泉，但是其崇尚理性和科学的态度以及探索伊斯兰社会道路的思想无疑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地区政治文化，在思想渊源上同伊斯兰改革主义相交融而生，在政治背景上同阿拉伯统一运动应运而发，在经济基础上同民族经济的成长而成长，在文化上随着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中间，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先驱者传给它由此出发的特定思想材料，成为它产生的前提。近代伊斯兰改革主义就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重要的源头和出发点。

既然双方的思想都是共同诞生于同一个土壤，加上两国都处在转型期或转型末期。埃及刚建立共和国不久，而沙特也处于从一个部落酋长国扩展为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转型末期，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有赖于同周边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其次，倡导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有利于树立在阿拉伯国家的形象。再次，两国都面临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和东方共产主义的威胁。最后，他们都受到以色列的扩张威胁。因此他们都尽量克服分歧开始合作。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信仰的颠覆（一百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