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陆军正规部队看上去10万人，但其实能打的不会超过3万，属于将军们的“私兵”。剩下的六七万人，都是治安队，一群拿枪的保安而已，只能欺负欺负老百姓。对付空手的巴勒斯坦老百姓，儿童和老太太尤其擅长，甚至拿石头的都不行，容易被打得屁滚尿流的，

那些私兵在不成规模的战斗当中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仗一旦打起来就不行了。很简单，他们分编在不同的部队当中，譬如戈兰旅侦察队，伞兵旅侦察队什么的，属于不同的将校嫡系亲兵营，这个在古代中国军队很常见。

在古战场，大部队的乌合之众真打不过了，将校们一招呼，身边的亲兵营就纵马奔驰，以一当百。但是在现代战争是没有意义的。一旦战斗规模大了，他们很难形成合力，因为彼此没有合练过。至于空地协同这种高科技，以色列军队就更不要想了。

以色列军队的编制几十年就没变化过，更没有在各个步兵旅、伞兵旅普及C4ISR系统（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的英文单词的缩写）。C4ISR系统是现代军队的神经中枢，是兵力的倍增器。美国战略C4ISR系统是美国军事指挥当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以及战略部队的指挥员对其所属部队实施指挥控制、进行管理时所用的设备、器材、程序的总称，其以信息化作战平台为依托，是整个军事C4ISR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以色列只在专门部队推广。

几十年来，以色列都是面对加沙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治安战，根本不需要C4ISR系统。对付平民有催泪弹和步枪就够了。军队也是需要有压力才有进步。以色列军队没有压力，屠村、强奸、虐童等是一把好手，今天面临加沙的巷战才知道麻烦。

更令人难以相信的 是以色列征召预备役不经过合练就上战场。谁也不是天兵天将，起码的战术合练、联合演习还是需要的，这样的军队哪里有什么战斗力？反观俄罗斯，扩军组建了那么多部队，并不着急上前线，天天吃饱了训练，预备队训练周期都在六个月以上，吃的好练得好，士兵都两眼放光，练好了去轮战，体验战场，然后再下来总结经验教训。保持前线只有20万人左右，200多万在国内整训，这才是科学的战争思维。谁都不敢像以色列一样，预备役征召一个礼拜后，估计枪都没打过，就进加沙了。

以色列属于典型的小马拉大车，后果必然是车毁人亡。

相反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如阿拉伯最强的也门胡塞武装，他们和西方军队的武器代差在局部迅速缩小，空军海军肯定不行，但是防空反舰、无人机、弹道导弹那已经超过西方军队。以下是他们的防空战绩：

3 架 F-15、3 架 F-16、3 架龙卷风、1 架台风和 1 架幻影 2000

还有十几架阿帕奇和黑鹰、一架鱼鹰以及几十架美国/北约制造的无人机。

诸君可以想象真主党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伊朗能做什么？目前是他们改变中东格局的最佳时机。

无论怎样，以色列已经铤而走险开始大规模进攻加沙。以色列国防军这种状况，战果可想而知。最新的状况是： 1. 以色列国防军堕入陷阱， 正在迅速耗尽自己的力量。

2. 巴勒斯坦人仍在北部机动防御和灵活出击。

3. 美国海军陆战队参与整个海岸线的海上控制和部分登陆行动。

这一仗后，巴勒斯坦军队将成为黎凡特区的真正霸主。

这样还不止，以色列国防部已经证实装甲指挥官 Shaldag Ziour 准将和他的义务兵秘书 Annie Owaidan在西轴线战线阵亡，意味西线指挥部也被摧毁了。IDF军衔最高是中将，没有上将，所以要压低一级别，上校是旅长，准将就应该是师团级别，少将就是军区司令，中将是总长。

以色列军队如此屠城，充分体现了以色列军队是以屠城灭族为目标的军队。以色列国防军以“达希亚学说（Dahiya Doctrine）”建军。达希亚学说（Dahiya Doctrine），或称达希亚主义（Dahiya Doctrine），根据前以色列国防军（IDF）参谋长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cott）概述是一种针对不对称战争的军事战略，其中敌对对方政权的平民被视为一种有计划的措施。包括基础设施的破坏。该学说以贝鲁特的达希耶区命名，这里是真主党的所在地，在 2006 年黎巴嫩战争期间遭到以色列国防军的严重破坏。 。

以色列国防军前总长加迪·艾森科特特别强调： “我们将对每一个向以色列开枪的村庄使用不成比例的力量，并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死亡（意思是包括平民）。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村庄或城市）都是军事基地，这不是建议。 这是一项已经获得批准的计划。”

“随着敌对行动的爆发，以色列国防军将需要立即、果断地采取行动，并使用与敌人的行动及其构成的威胁不成比例的武力，这种反应的目的是造成损害并给予惩罚，其程度将需要漫长而昂贵的重建过程。”

也就是说，以“种族屠杀”和“集体惩罚”为基础的军事学说（战斗教义，军事准则），在世界上只有以色列国防军，别无分家。

虽然奉行这套学说的以色列军队已经屠杀75年，但巴勒斯坦人从152万变成1350万。其中巴勒斯坦国内是520万，其余的在世界各地。10月7日后，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可能已经杀死了2万人，但是加沙在未来两周有5500孕妇分娩。更何况还有约旦河西岸的妇女分娩，那没有被大规模轰炸，比这存活率要高得多。

1350万巴勒斯坦人，少说也得有起码四五百万恨不得杀光以色列人。这都是世仇，血铸就的不可能化解的仇恨。以色列人无论如何也赢不了的。

两个种族之间的互相屠杀是靠人数取胜的，这不是现代战争，这是中东卢旺达大屠杀模式，现代战争不会针对妇女儿童。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发针对对以色列人的种族屠杀，恍如现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屠杀一样，没有规则，没有怜悯。

阿拉伯国王们为了应对加沙大屠杀带来的执政危机，国王们与埃及邀请伊朗总统与土耳其总统举行阿拉伯-伊斯兰峰会。各国就决议草案的五条内容发生了严重分歧，内容为：

1）防止利用美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基地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弹药。

2）冻结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外交、经济、安全和军事关系。

3）威胁使用石油和阿拉伯经济能力来施压，以停止侵略。

4）阻止以色列民航飞机在阿拉伯领空飞行。

5）组建阿拉伯部长级委员会，立即前往纽约、华盛顿、布鲁塞尔、日内瓦、伦敦和巴黎，转达阿拉伯首脑会议关于停止以色列对加沙侵略的要求。

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利比亚、巴勒斯坦、也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叙利亚、伊拉克支持这五条内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约旦表示反对，导致这些内容未能通过。另外一些国家弃权。

这个结果导致伊斯兰学者Samiullah Khan高度谴责沙特政权可耻地反对阿拉伯联盟制裁以色列的决议，现在是全球伊斯兰学者和伊斯兰机构谴责沙特王室和纳哈扬家族的时候了，沙特、纳哈扬、塞西和机器人国王阿卜杜拉应该被除掉——得到穆斯林乌玛的认可！

沙特王室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的罪行是众所周知的，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穆斯林学者都不同意这个可疑的家庭，因为他们来自陌生的背景并通过可疑的方式夺取了权力：

沙特人是巴勒斯坦的主要叛徒！

掌握伊斯兰阿拉伯世界舆论的知识分子已经直斥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大英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扶持起来的亲西方政权。这些政权目前坐在火山口，加沙的危险还不如这些国家呢。

话说1913年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基本只剩下亚洲领土。但直到一战前夕，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依然在法律层面努力维持着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虽然奥斯曼帝国位于欧、非两洲的边缘省份已经在事实上被蚕食殆尽。这种“保守”并非出于仁慈。尽管奥斯曼帝国的衰退使欧洲列强作为一个整体从中渔利，但对于各国来说，如果不能在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中夺取足够多的利益，反而不如在保存奥斯曼帝国的前提下维持相互牵制的格局。比如，对于英国来说，一个残存的奥斯曼帝国可以成为拱卫苏伊士运河的天然力量；而对于法国来说，让小亚细亚半岛在土耳其人手中显然要比在俄国人手中要安全得多。

然而，局势很快发生了改变。1914年一战爆发，奥斯曼帝国在德国的拉拢下加入了同盟国阵营，对英国正式宣战。与此相对，英国首相阿斯奎斯指责“奥斯曼统治者不仅仅在欧洲，而且在亚洲，敲响了自己的丧钟”，并立刻调整了中东战略：肢解奥斯曼帝国、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直到建立一条通往印度的陆上通道。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取决于一战的结果。如果同盟国胜利，奥斯曼帝国或许会在艰难时局中迎来中兴；如果协约国胜利，等待它的可能便是最终的解体。

1915年，协约国与同盟国双方在西线战场上陷入了伤亡惨重的壕堑战。为了打破僵局，协约国决定利用制海权打开达达尼尔海峡，直取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开辟南方战场，当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登陆战——加里波利之战由此爆发。协约国在战事胶着的情况下进攻相对较弱的奥斯曼帝国，是很合理的选择，不过这一次富有想像力的战略却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在加里波利之战中，来自协约国的50万名士兵在经过11个月的浴血奋战，死亡7万人、伤近10万人，最终在未取得战果的情况下被迫撤退。

加里波利之战的失败让英、法、俄的《君士坦丁堡协定》，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变成了空中楼阁，但是奥斯曼帝国在是役中同样损失惨重。在这种两败俱伤中，属于阿拉伯人的曙光出现了。

一战为阿拉伯人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它同时削弱了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列强在中东的力量。奥斯曼帝国作为统治者或宗主国，与阿拉伯独立运动之间缺乏谈判的空间；因此英国人向阿拉伯人做出了政治、领土等方面的许诺以拉拢后，双方一拍即合。

“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凭借其特殊血统，成为阿拉伯世界中英国谈判的首选。“谢里夫”意为行政长官，“麦加的谢里夫”即伊斯兰圣地麦加的行政长官，由法蒂玛的后裔世袭，在穆斯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但侯赛因提出的阿拉伯人起义的条件，却着实有些“狮子大开口”：侯赛因要求英国承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而且这个国家的疆域将囊括西奈半岛以东和以北、所有说阿拉伯语的奥斯曼帝国亚洲领土，其中包含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谢里夫·侯赛因

1915年7月，侯赛因在给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正是中印“麦克马洪线”的始作俑者——的信件中正式提出了阿拉伯人的领土要求。由于这一要求不仅牵涉到英国志在必得的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法国的传统利益地区叙利亚，麦克马洪不得不在尊重阿拉伯人独立主张的同时回避划界问题。同年10月，麦克马洪发出了最后许诺信，在“肯定侯赛因的疆界要求”的同时又做了含糊的保留，如“……叙利亚部分地区不能认为是纯粹阿拉伯地区”，因此不能包括在阿拉伯国家边界之内；同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需要“特别的行政安排”。这就是著名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

侯赛因的帝国梦

麦克马洪许诺信发出的前一天，英国正式向法国建议举行关于奥斯曼帝国亚洲领土问题的谈判。法国人此时还完全不知道“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存在，更不知道英国人已经对阿拉伯人做出了种种许诺。在谈判中，英国的要求大多体现在战略上：连接地中海与美索不达米亚，以打通向印度的通道，将法国控制区与南部阿拉伯隔开，再依靠法国控制区将沙俄控制区分隔在北方。与此相对，法国更关注领土：叙利亚问题没有任何让步的空间，法国必须控制“北至奇里乞亚，南至埃土边境，西至地中海，东至基尔库克”的“大叙利亚”地区——直到一战中东战局的持续恶化，法国人方才松了口，同样将直接控制区缩小至黎巴嫩。1916年初，英法终于达成赫赫有名的《赛克斯-皮科协定》。

《赛克斯-皮科协定》：深蓝色、深红色为法国、英国直接控制区；浅蓝色、浅红色为法国、英国间接控制区，紫色为共管区

以“托鲁斯-杰齐拉“一线为界，以南归属阿拉伯国家；以北划分为英法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区域。英法两国分界线以德尔祖尔为中心向东西延伸，北部为法国势力范围，其中叙利亚沿海地区及摩苏尔北部由法国直接控制；南部为英国势力范围，其中美索不达米亚东部的巴格达与巴士拉由英国直接控制。巴勒斯坦由国际共管，具体形式待定。以上内容被记录在随协定一并提交的《赛克斯-皮科备忘录划定区域草图》中，这几条直线与曲线最终成为未来叙利亚、约旦、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边界的雏形。英国人老谋深算，巴士拉是连接波斯湾和内河水系的唯一枢纽，曾被称为“东方的威尼斯”。

加入沙俄势力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绿色为沙俄控制区；深蓝色、深红色为法国、英国直接控制区；浅蓝色、浅红色为法国、英国间接控制区。

作为中东局势的最后一个主角，阿拉伯人在《赛克斯-皮科协定》签订过程完全缺席，使得英法俄三国协商的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直言：“在实现对阿拉伯人的独立承诺之前，我认为协定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束缚力的。”

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

1916年，奥斯曼帝国兵锋直指麦地那，侯赛因误以为自己与英国合作的计划泄漏，立刻率部起义。这一天是1916年6月5日，“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正式生效了，与之同时生效的，还有四天前刚刚正式完成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同年，侯赛因宣布自己为“阿拉伯国王”，而在次年英国只承认其为“汉志国王”，这已经代表英国当局的态度——对于英国人来说，阿拉伯人毕竟还不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存在，这意味着各方诉求还存在调和的可能。

浅绿色为汉志王国，汉志与内志成为之后沙特阿拉伯的主要组成部分

1917年，沙俄在十月革命中瓦解，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做了一件令英国人瞠目结舌的事：公布并废除沙俄签订的一系列秘密条约，这里当然包括《赛克斯-皮科协定》。

面对阿拉伯人愤怒的质问和节节胜利的战争态势，英国再一次将单选题做成了多选题。一方面，英国人声明“在战前是自由独立的阿拉伯地区”和“战争中自己从土耳其控制下解放的地区”应当“完全和彻底地独立”，这使得阿拉伯人相信自己在战后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民族自决；另一方面，英国与法国在战后对《赛克斯-皮科协定》进行了修正，摩苏尔和巴勒斯坦划归英国控制——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国界，至此基本定型。至1919年，《国际联盟规约》将一战战败国的殖民地划分为托管地，其中前奥斯曼帝国领土为“第一等托管地（Class A mandates）”。1920年，圣莫雷会议召开，英国取得对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和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法国则取得对叙利亚、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虽然中东局势依然不明朗，但随着英法两国委任统治权的确定，阿拉伯半岛北部边界的最终划定却因此提上日程。

英法这样粗暴瓜分殖民地，就造成了一个奇观。这里国界线大多由笔直的直线构成。北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约旦与伊拉克四国的边界大体呈“工”字形；南部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三国的边界则大致呈“丁”字形；西部，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埃及在西奈半岛上的边界是一条直线；东部，沙特阿拉伯与阿联奠的边界同样是两条直线。中东的直线国界虽然比不上马格里布国家之间的直线国界那般具有视觉冲击力，但也不遑多让了。同时为了控制石油资源，把库尔德人强行拉入伊拉克。

这一领土和势力范围的划分完全无视中东地区的自然地理、民族、宗教和历史传统，把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都划分到不同的国家，而把逊尼派为主的地区和什叶派为主的地区强捏在一起，又没有满足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要求。更令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感到惊讶、茫然和气愤的是，为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英国于1917 年单方面更改《赛克斯—皮科协定》，许诺犹太人在国际共管的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完全罔顾当时占巴勒斯坦总人口90%以上、拥有巴勒斯坦土地总面积97.5%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制造和加剧了巴勒斯坦阿犹之间的矛盾，为尔后阿以长期冲突埋下祸根。

一战后殖民主义者强行划定的边界，在中东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以色列和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之间几次争夺巴勒斯坦地区控制权的中东战争，埃及、叙利亚等国发起的阿拉伯统一运动，叙利亚对黎巴嫩内战的长期干涉，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的领土纠纷，乃至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举动，都可以看作中东国家对西方列强以《赛克斯—皮科协定》为基础建立的“秩序”的否定。

出乎英美意料之外的是，这些纷争加强了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当代阿拉伯人尤其是埃及阿拉伯人的“身份”——“我是谁”——其实是和以色列的强行殖民建国紧密相连的。如埃及最早并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的一部分，认为自己属于“欧洲人”，但在以色列建国的过程当中，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就建立起来了。

埃及历史悠久，但是并非阿拉伯核心国家，20世纪初期，埃及并没有强烈的阿拉伯意识，许多埃及大文豪，比如塔哈·侯赛因以法老时期辉煌的埃及文明而自豪，把埃及文明归属到地中海文明。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起义，激发了埃及的阿拉伯身份意识，在筹备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过程中，埃及与沙特阿拉伯协调，与伊拉克和外约旦博弈，挫败了伊拉克的“肥沃新月地带”联邦计划和外约旦的“大叙利亚计划”。1945年3月22日，阿拉伯国家联盟建立，总部设在埃及首都开罗，埃及成为阿盟的领头羊。阿盟的成立，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及1956年、1967年发生的阿以战争，加强了阿拉伯人的集体身份意识，促进了阿拉伯统一运动的发展。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埃及诞生了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倡导者，纳赛尔总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信仰的颠覆（九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