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24日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在推特宣布选总统，但出师不利。宣布仪式需要震撼和画面感。川普当年从自家大厦金碧辉煌的电梯上缓缓走下的镜头让人至今难忘，更是当场宣布建墙，瞬间刷爆全球舆论。而Twitter Space本身就没有画面，而且还出现了低级技术问题。连德桑蒂斯后来放出来的宣传片都有些无聊，大家都忘记德桑蒂斯到底想说什么。

福克斯前主播梅根.凯利说，德桑蒂斯是史诗般的失败，是一个在人们面前展示的灾难；我们不得不面对他，但却是令人反胃地难受；多数共和党选民不喜欢他，川普的支持者更不接受他。德桑蒂斯压根就没有像激情力挺川普那种选民，所以他一点戏都没有！

耐人寻味的是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最新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封面标题是“THE HAUTING(阴魂不散)”。文章以“So his chances of re-entering the Oval Office are uncomfortably high（川普有非常高的机会重回白宫）”。

犹记得安培晋三被刺杀前，《经济学人》封面也是提前一周暗示刺杀场景，难道犹太帝国已经决定2024川普获胜？

从德桑蒂斯出场安排的笨拙，到川普几个月前已经开始狂怼德桑蒂斯，已经令很多川普的支持者担心川普在政治自杀，分裂共和党基本盘。昨天川普甚至赞扬臭名远扬的纽约前州长库幕（Cuomo）来贬低德桑蒂斯。简直把德桑蒂斯当活靶子打。其实川普背后团队在攻击前，一定已经计算好得失，这样捧库幕，目的显然是民主党内毕竟温和的选票。而德桑蒂斯似乎也乐意被川普吊打，川普在如此多不公的官司缠身之下，还如此神勇，美国选民一定一边同情一边佩服。据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委托独立民调机构SSRS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在共和党提名竞选的早期阶段，川普巩固党内53%的支持率，约是24日宣布投入选战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的两倍。目前的民调状况刚好与2020相反，川普的民调一直高歌猛进，如果民调代表油条心的话，川普获得当权犹太人的支持。不过油条心，海底针。如果老川的高民调一直维持到投票前，说明犹太人需要一个强势总统，以拨乱反正。

当前俄乌战争，对北约不利，巴赫穆特已经被攻陷。俄罗斯以3万雇佣兵击毁乌克兰生力军，拖得美国和欧盟精疲力竭，把一个7万人的小镇打成了俄乌战场的决战，以极小的代价，取得对美欧乌胜利的重大战果，显示出打持久战的战略和能力。巴赫穆特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有多条公路和铁路经过这里，占领这里后，俄军可以直达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这两个乌军控制的顿涅斯克最后两座城市。同时巴赫穆特有从苏联时期开始经营的地道与堡垒，2014年后，北约更是不惜血本加强建设。巴赫穆特之后，再无如此坚固的堡垒可以坚守。

现在看到的最保守的战果，乌军在巴赫穆特死亡5.7万人，受伤近9万，伤亡总计15万人。开战前乌军总人数是25万人。现在的说法是乌军的3分之1投入了巴赫穆特。这是乌军战争动员后的兵力，也就是乌军总兵力80多万。后来的10个旅在外围一直没敢进城，前面进城的30多个旅基本被打光了。

最坚固的堡垒被 俄军攻破，乌克兰再没有这么坚固的防御工事，信心被打掉了，不只是军事的重大失败，也是政治的最大失败。没有人相信乌克兰会打败俄罗斯。

因此，如果北约还想继续坚持下去，甚至后面的三战，必须从现在开始进入战争动员状态。目前的北约在冷战结束后，以为已经尽收天下之兵。因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只维持如对付伊拉克，阿富汗，南联盟这些保安战规模的战备。甚至疯狂到搞太监军，真不把其他国家的军队放在眼中。后来更是放飞自我，把美国的产业往中国赶，不走就用工会赶。

犹太人是沙漠游牧民族，天性是逐水草而据。不会对任何地方与人产生感情的。因此为了更低成本，就把自家工业往低成本地区赶，治下人民的生死当然与他们关系不大了。大英帝国如是，现在的美优也如是。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就被他们赶去日本。冷战后，更是变本加厉去赶。毕竟金融赌场来钱快，工厂这些脏活，让其他低端人种去做好了。但人算不如天算，让中国得到了完整工业体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日本有美国驻军，当然可以收放自如，不知美犹当时怎么想的？

面对武器补给生产都成问题的状况，犹太人只能通过川普效法希特勒，希特勒驱赶犹太人，川普可以立刻驱赶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复制一个美国版的“水晶之夜”；停止美国的LGBTQ运动，特别是军队更不能是太监军；修改环保条例，重新开采美国的能源与矿山；新能源汽车的电本来就来自火力发电的电厂，可谓多次一举。取消新能源政策，反正欧美日韩已经不是新能源汽车的龙头。难道巴菲特短短8个月多时间，已经连续11次减持比亚迪，持股比重自19.92%降至如今的9.87%，是得到高层暗示？如果能同时打压工会，也可以慢慢重新吸引企业回流美国。当然能否找到足够的熟练工人与工程师是一个问题；川普目前受到的司法迫害，也可以是川普大力整顿FBI与CIA的铺垫；当然更少不了的是重新训练一支新的美军。

其实川普还有最重要的一张牌，就是上帝牌。记得在2020年夏天弗洛伊德事件以后，出现黑命贵在各大城市打砸抢，当时民主党的上上下下和一些软骨头的人纷纷向弗洛伊德与黑命贵下跪的时候，川普发表演说后突然步行走出白宫，径直走到被破坏的圣约翰公会教堂（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他在那里持圣经留影，并誓言要保障美国安全。

川普是一个口不离上帝的总统，如果他真能重回白宫，在取缔LGBTQ运动之余，还重振基督教，那么普京宣称欧美已经背离基督教，拥抱撒旦的上帝牌就落空了。在下相信，如果真有三战，一定是军事，政治，经济，金融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全方位的战争。打上帝牌，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宗教，没有胜选。

如果老川能做到以上的几点，他人气在欧美一定比肩元首，也能重新吸引一些已经离心离德的诸侯。现在美国可怜到连如沙特和南非等国家，这些亲手扶持建立的诸侯也造反，真是令人唏嘘。

目前在欧美这些所谓保守力量对犹太激进派的批评，恍如法国大革命前夕，天主教对启蒙思想的批评。当时的教会和世俗的反启蒙者都强调：无论是以爱尔维修和狄德罗为代表的无神论，还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自然神论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带来理性主义，否认上帝的启示，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攻击教会，摧毁了基督教的基础，从而导致整个信仰体系的崩溃。

反启蒙者看到，信仰体系崩溃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动摇了传统以及社会道德的根基。他们强调宗教对维系道德和社会稳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启蒙思想就正是要通过摧毁它，来摧毁社会和家庭的美德。1755年僧侣大会就叹息“不再有纯粹的道德，不再有君主力量不可触犯的权利，不再有神圣的宗教”；克莱芒则说，伏尔泰的作品，传播着危险的毒药，侵蚀着法国的传统价值和道德。一个又一个的年轻人，臣服于他那有害的学说中，抛弃了时间的智慧，否认了上帝。他们成为了自由放荡的人和自由思考的人，他们以“哲学家”自居，蔑视责任，使心灵枯竭，使思想化为灰烬。

反启蒙者谴责启蒙运动一方面力图摧毁信仰体系，使人们不再有任何道德约束；另一方面，吹嘘着理性主义的光芒，让人们不再谦虚、服从和满足现状。他们还准备将这“燃烧的火炬”传遍整个王国。正是因为启蒙精神，各种激情才应运而生，代替了真正的理性。“我们必须将理性完全颠覆的原因，归结于这个世纪的精神，归结于产生于哲学主义的普遍的自私自利。”让利斯夫人就看到，启蒙“哲学家”蔑视一切建议节制欲望的人，鼓励着各种欲望的产生。人们不再追求来世，恪守道德，愿意自我牺牲；他们肆无忌惮地追求现世的生活、感官上的快乐，变得傲慢、放荡、贪婪、自私。正是启蒙哲学精神，将人类生活中的德行和崇高一扫而空，使它变成了一种“专断的动机，个人的利益，感官的、放肆的欲望，动物的行为的混合体”。

宗教和道德消失、权威和秩序亦不复存在，社会中最终充斥着种种欲望，并带来诸多的罪行：对宗教的亵渎、不公正残忍、自由放荡、欺骗、阴谋诡计，等等。最终，到处都是无序、不安、失控和混乱，社会陷入堕落的状态。旧制度后期法国社会的堕落，是反启蒙者的普遍论调。他们指出，这种堕落，正是启蒙“哲学家”们有意识的行为的结果。启蒙思想家鼓吹放弃传统，动摇了文化根本，导致了道德和趣味的堕落。在当时的民情和文学作品中，这种世纪性的堕落清楚地体现出来。

法国大革命也意味反启蒙一方的失败，让我们先放下在埃及的拿破仑，回头看看产生拿破仑的社会土壤。讽刺的是诸君可以会发现，貌似正义的反启蒙一方，只是共济会内的一派势力，而这个派系在工业革命后，妨碍了犹太资本的发展。难道大航海之后欧洲列强不是在梵蒂冈的支持下，耶稣会教士以传教的名义到处霸占殖民地屠杀当地土著吗？当然现在根据现实需要，所谓保守派能够取代激进派，也不是不可能。

据估计，共济会是1618年 – 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末期开始成立的组织。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新教与天主教国家之间的战争，基本把各个国家能够打仗的成年男子都消耗尽，双方已经筋疲力尽，无力再战。因此坐下来，由代表新教的玫瑰十字会与代表天主教的耶稣会联合组成，平分天下。

思辨性共济会的最早记录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可，上溯至三十年战争尾声的1641年；在英格兰，这个组织最早的资料见于一本1646年10月的日记，这本日记属于牛津大学的教授伊莱亚斯.阿什摩尔。共济会与启蒙运动相关的历史始于1717年。这一年，4个伦敦的共济会分会联合创建“伦敦大分会”( Grande Loge de Londres) ，迅速确立了对英格兰各地分会的权威。1723年，共济会确立安德森宪章(Constitutiond Anderson)为其行动纲领，成为一个组织严谨、行动保密的社团，同时向欧洲其他国家及英国殖民地传播。该会吸引了众多贵族、知识精英及王室成员人会，在18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和文化场域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不久以后，与英格兰一海峡之隔的法国也成立了共济会。根据法国共济会大会( La Grande Loge de France) 1783年的一份报告，1725年以德尔温特瓦特（Lord Derwentwaters)为首的几位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贵族在巴黎一家名为雨尔(Hure)的餐厅建立了法国第一个共济会总会。该会成立初期大多由来自英国的逃亡贵族担任大师傅(最高领袖)。这些人的身份以及总会与英国之间的联系引起法国政府猜忌，共济会成为警察密切监视的对象，1736年国王下令禁止共济会集会。

由法国人自发创办的共济会的起源尚无明确的文本记录，但部分史学家认为其于1732年在军队中形成。在军队以外，宣传近代科学和自然神论的共济会与启蒙运动结合在一起，许多著名的启蒙哲学家都加人其中。法国共济会分会中最著名的首推“缪斯九女神分会”，这个在爱尔维修夫人的沙龙中创办的分会，不断吸收学术界、政界、司法界、艺术界和贵族精英为会员，如伏尔泰，爱尔维修、富兰克林、孔多塞、丹东等。因倡导男女平等、支持人道主义、维护无神论，被保守人士仇视和诟病。1738年、1751年教皇克莱蒙十二世( Clement XI)和本笃十四世( Benoit XIV)分别颁发谕旨公开谴责共济会。即便如此，法国共济会还是在启蒙运动的助推下壮大，到1776年共济会员达3万人以上。

2003年皮埃尔.伊夫·博尔派尔出版《共济会的空间：18 世纪欧洲的社交性》一书，他在参考“18世纪50000名共济会员数据库”的基础上，注意到18世纪法国共济会吸收了几百名税务、司法和审计官员，医院、军队和文职主管及路桥工程师为会员，这些中等文官构成一支实力不容小觑的力量。作者利用国家图书馆的共济会档案和外省档案整理并分析了这些共济会员的活动空间和关系网络，勾勒出共济会社交网络的结构和空间。

18世纪五六十年代左右，最重要的启蒙著作纷纷问世：1748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51年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1754年孔迪亚克的《论感觉》；1755年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及摩莱里的《自然法典)》)；1756年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1758年爱尔维修的《论精神》；卢梭1761年的《新爱洛伊丝》；1762年的《社会契约论》及《爱弥尔》1764年，伏尔泰匿名出版的《哲学辞典》。此外，《百科全书》也在1751 - 1757年间出版了7卷，至1765年更出版到17卷。这些启蒙时代的作品在旧制度后期的知识界成为一种风气，逐步确立了启蒙“哲学家”这一群体的主导地位，并将影响扩展到社会舆论中去。

虽然法国皇室在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已经成为共济会的加盟国。但欧洲七年战争的失败，令法国犹太资本势力屈居英犹之下，启蒙思想就是代表这群求变的犹太势力。因此与法国皇室同一阵线的法国天主教会为代表的宗教力量反扑启蒙思想。在教会看来，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反对异端；而且更要反对现代启蒙哲学这股更危险的非宗教化力量，因为它正腐蚀着法国社会的基础，进而摧毁君主的权威。所以必须尽力将其根除。法国僧侣会议在1750年就已经讨论《论法的精神》。1755年，更是开始讨论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而带来的诸多问题。他们担心，随着信仰的消失，“对君主本人的爱戴和忠诚感情也会永远消失”。1765年，则在大会文件上明文禁止《百科全书》，《精神》，《爱弥尔》，《社会契约论》以及其他一些作品。教会不仅在通过布道等传统仪式来遏制启蒙思想、确保正统信仰，还通过教会敕令抨击启蒙著作。另一方面，索邦则是另一股重要的教会反启蒙力量。作为神学权威机构，它主要通过用正统神学教义，对已出版的启蒙著作进行检查，如发现有与正统神学相悖者，则予以禁止。

其次，冉森派及耶稣会这两大教派也是教会重要的反启蒙阵地，同时又是最早的两股反启蒙力量。虽然这两大教派之间相互竞争、矛盾重重，但在反对启蒙“哲学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采用了更为世俗和现代的方式如报刊来捍卫天主教信仰，抵制启蒙的发展。早在1701年，耶稣会修士就创办了《特雷武报》，一直发行到1767年。冉森派则于1728年创办新传道书》并一直发行到1803年。从批评《论法的精神倒批评《自然体系》从反对伏尔泰、百科全书、霍尔巴赫到反对卢梭，始终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与教士会议和索邦相比，冉森派及耶稣会在某种程度上更具世俗性。它们并不全盘排斥启蒙思想，甚至用启蒙式的话语来反对启蒙运动。

除了这些相对有组织性的活动外，更多的是普通教士以个人的身份直接进入双方在文学圈的较量，他们着文立说，批评启蒙思想。在这些天主教信徒中，许多人不仅钻研神学，同时对启蒙著作也非常熟悉。著名者如贝尔吉耶神父(Abb Nicolas Sylvestre Bergier)，他酷爱阅读，并与启蒙哲学家有过接触，甚至出入过霍尔巴赫的沙龙。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最有名的反启蒙者之一。相反，他对哲学家的文体和思想的熟悉，使他可以更好地反驳对手。他反对卢梭的作品自相矛盾的自然神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3年内再版5次；1770年反对霍尔巴赫的作品批判性考察，或对自然体系的反驳，更让为他获得宫廷的赏识和年金。

除了宗教力量外，启蒙的发展还遭到政府的抵制。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运用检查制度，对启蒙书籍的印刷出版进行控制。检查制度迫使许多启蒙著作先在国外发行，然后再传入法国；也使得不少启蒙作家被监禁，其中就包括伏尔泰和狄德罗。出版后的书籍仍会受到高等法院的检查，甚至禁止。例如1775 - 1789年间，巴黎高等法院就查禁了65部著作。

旧制度下的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实行绝对君主制的等级社会、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国家。教会和世俗的权威与特权是整个旧制度的基石。然而，启蒙哲学家的学说虽有所差异甚至互相对立，但总的目标是一致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批评的权利，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他们反对教会权威、君主专制和特权等级的特权，抨击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启蒙哲学所具有的世俗性、它对于理性的推崇和强调让法国教会，尤其是教会中以大主教、主教为代表的特权者深感紧张，视其为可怕的非宗教化力量。

另一方面，对于旧制度后期王室、政府部分成员以及许多特权者而言，启蒙哲学对于权威的怀疑、对于专制制度和特权的批判、对于自然权利和契约理论的强调，必然让他们深感不安。虽然教权与王权之间充满矛盾，但他们都认为启蒙运动正在对王国、社会和公众产生极坏的影响，故而需要采取行动，以抵制错误哲学的影响，引导民情向合乎正统天主教义和君主制的方向发展。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启蒙著作的出版传播, 哲学家中的最著名者，如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在社会中获得了巨大的声望。这种声望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等级的界限，使他们可以进入以前由于等级身份而无法进入的社会圈子，并得到许多上层人士的认可和尊敬。他们在社会舆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如托克维尔所言，他们开始对政治产生影响，文人变成国家的首要政治家。

不过在旧制度末期，法国的社会文化状况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启蒙运动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18世纪中期法国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其意识的力量也开始成熟。法国资产阶级认识到财富、权利乃至改造世界的能力都有可能不断地发展。而旧制度却在束缚着他们。在这样的意识下，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逆来顺受、安于现状。在一些地方，教会的束缚被冲破，教会的道德箴言也遭到怀疑，越来越多人要求制度改革。

当时的法兰西学院地位尊崇。如能加入其中，标志着个人地位和名声得到知识界承认；另一方面，她能主导着学术的风气。18世纪中期，这个相对虔诚和保守的机构，在受到启蒙精神的影响后，也开始逐步向一些最著名的启蒙“哲学家“敞开大门。但这始终伴随着启蒙和反启蒙的文人之间对学院成员位置的争夺。如伏尔泰在两次被拒绝后才于1746年加入其中。50年代，学院中反启蒙的成员先后有12人，而启蒙倾向的成员，只有5人。

1760年伏尔泰的敌人之一蓬皮尼昂( Jean- Jacques Lefranc de Pompignan)在学院的演讲中尖锐而猛烈地抨击“哲学家”们，谴责他们独霸哲学话语，抛弃了黎世留创办学院时的精神。然而，批评最终因为过于猛烈，甚至超出了学院的底线，反而招致失败。这次失败，对反启蒙运动在学院中的影响的打击是重大的，也成为双方较量的转折点。60年代之后，局势就朝有利于启蒙运动的方向发展。到1772年，达朗贝尔成为学院秘书。就标志着“哲学家”们在学院中的最终胜利。反启蒙运动在法兰西学院的失利，固然有策略和个人的原因，但更多的却体现出在旧制度的最后20年，启蒙精神已经成功地渗入学术机构之中。

非常重要的是共济会也为这些启蒙“哲学家”提供了平台。除了文章开头提及的伏尔泰加入的“缪斯九女神分会”外，还有诞生雅各布布宾派的布列塔尼俱乐部（Club Breton），布列塔尼俱乐部开放会中同资格给其他代表，以及口才好、有文笔的那些人。西哀士、罗伯斯比尔与米拉波使俱乐部成为他们理想与计划的探测板与试验田，其后被称为雅各布布宾派。

凡尔赛的阿莫里咖啡馆旧址处的铭牌，大意为：此处曾是阿莫里咖啡馆。1789年的布列塔尼代表曾聚会于此。雅各宾俱乐部的起源。

也许就是在（共济会）布列塔尼俱乐部里，西哀士与其他人士制定了一项策略——使贵族与教士参与第三阶级的联合行动。西哀士提醒民众，他们拥有法国2500万人口中的2400万人，为何必须长久地迟疑才为法国说话？

18世纪法国读者面对的并非仅有少数反映王权专制政府意图的报刊。情形恰恰相反，自路易十四统治后期到大革命前夕，曾经出现过上千种法语报刊，它们塑造了18世纪法国人的思想；18世纪的法语报刊，不仅数量日益增多，而且类型也逐渐丰富，它们在培养公众阅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可见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共济会既有带领舆论的明显如伏尔泰，卢梭等，也掌控了法国的印刷媒体，同时还掌控大量贵族甚至军队。因此当1763年法国在欧洲七年战争失败后，丧失了北美大量的殖民地，更要命的是丧失了印度。法国共济会开始谋求改变。

须知道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欧洲列强，都是军事主义国家，依靠武力在全球占领殖民地，背后需要大量的税收与债务。输掉战争，失去殖民地意味无法负担巨额的战争债务，也同时失去了海外市场，廉价原材料与财富的来源。因此代表法国资本利益的共济会希望推行更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革，积聚力量，作为欧洲大国，再与大英帝国一决雌雄。但要进一步改革，法国皇室就成为绊脚石。

当时的法国，在财政方面，已然形成了一个“百年困局”——纳税人负担日趋沉重，税收增长逐渐乏力，公共债务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国民财富收入分配的不公正。在当时的法国，皇室贵族、教会、大地主等特权阶层，尽管其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不足3%，却占据着社会90%以上的财富，而广大的民间工商业者及农民等第三阶层，作为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及贡献者，难以均衡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贫富分化严重，可以想见到“基尼系数”之高。另一方面，尽管特权阶层拥有大规模的存量财产，但是，因其享有诸多免税待遇而并不缴纳同比例的税收，甚至能够利用特权肆意逃避税款破坏税制规则，而作为民间工商业者及农民等第三阶层，最重要的是新兴犹太资本势力需要承担着越发沉重的各类赋税。此外，法国政府的财政开支规模有增无减。

1776年，国王路易十六及其政府所负担的公共债务基本难以持续，且出现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路易十六无奈与犹太人控制的金融机构商量，最后被迫接受雅克·内克尔为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为两位都叫“艾萨克”的富有银行家工作。如果他不是一个秘密犹太人，那么他就是一个为犹太人服务的忠仆。内克尔得到了犹太新闻社的全力支持，即使他在财政上毁了法国，他们也饶了他一命。路易十六的另一位财政部长，高贵的马列谢贝斯就没有如此幸运，他在72岁时被送上断头台。

内克尔充分利用在日内瓦及巴黎等地丰富的人脉关系，特别是常年经营银行和农业贸易业务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政府进一步的外债举借等财税筹资工作，打通阻碍，铺平道路。

内克尔上任伊始，便着手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认为外债能够持续举借的关键，在于法国政府信用体系的构建，而构建的基石在于财税领域的改革，尤其是财政收支实现略有盈余，将有助于外债的偿还，实现国家债务负担的实质减轻。为此，他推行了如下措施：

第一，在税收征管上，革除既往积弊。他下令要求当时负责法国税收的包税人，每日须精确记录税款收入账册，以备随时查核。

第二，精简征税官员，提高征管效率。他将原来的48位包税人裁撤大半，仅留下20位，并压缩总包税人的涉税业务，以减少因包税人的中饱私囊而带来的征税扭曲。

第三，规范财政支出，探索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对各职能部门日常收支建立定期会计报告制度，以约束部门“花钱”行为，借此整顿既往花费无度的如皇室内务部、战争部、海军部等部门。

第四，尝试建立以复式记账为基础的单一账目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会计规则，以确保税款征收记录的标准化、流程式操作，防范因包税人的随意性及不规范而带来的税款挪用、迟缴、贪污等风险，从而在源头制度上予以规范。

这些改革当然侵犯到当时法国包税体系内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因此，在既得利益者的授意下，部分社会传媒喉舌纷纷攻击内克尔的税改方案。身处舆论中心的内克尔，因为有其他犹太人控制的媒体支持，在一开始并不在意。

但是，在1780年，一份具有针对性且在坊间流传甚广的宣传小册《杜尔哥先生写给内克尔先生的一封信》，引起了内克尔的警惕。在这封信中，杜尔哥认为内克尔在此轮财税改革里涉嫌中饱私囊，收受超过175万里弗尔的大笔贿赂，与此同时，财税改革中有关总包税人裁撤等措施，将导致法国税收汲取能力下降，减损财政收入超过9800万里弗尔。此外，杜尔哥还攻击内克尔所推行的会计流程化实为奇技淫巧，难登大雅之堂，甚至讽刺道，提出这类改革设想的人，充其量只适合做银行里的点钞员，话外音便是，内克尔的能力，不适合做一国的财政大员。

至此内克尔被迫通过他的媒体反驳，重申此次财税改革的初衷，以回应社会关切。然后在1781年，内克尔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公开发表了《上呈国王的账目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长久以来，凡是涉及政府财政收支的数据信息，都是作为国家秘密一直被权力阶层锁在“保险箱”中，普通民众难以接触到，更别说一窥全貌了。而内克尔将当时法国的财政收支谜团，以增加政府财政收支透明度，可以增加信誉为名，借用这份报告，曝光在社会公众面前。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阅并议论着这份涉及政府预算的宣传公报。不难推测的是，它满足了长久以来社会大众对政府收支数据的好奇——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款有多少，政府将这些税款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政府财政又进行了怎样具体运作，在支撑战争及皇权王室方面的开支到底有多少，在民生领域方面的支出又有多少，等等。

法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收支数据的神秘面纱，被内克尔公开如下：当年，法国财政总收入是2.64154亿里弗尔，而在2.53954亿里弗尔财政总支出中，军事方面的支出高达6520万里弗尔，皇权王室方面的支出也达到2570万里弗尔。与此同时，法国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投入，却少得可怜，比如全国道路与桥梁建造及维修方面，仅有500万里弗尔的支出，城市照明、卫生等方面，只花费了150万里弗尔，社会福利方面支出，也只有90万里弗尔，这就足以说明，法国政府对当时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投入相当有限，导致失业者纷纷流落街头，无法得到应有的关怀。

内克尔这么做，本质上是对既往财政收支保密传统的严重侵犯，也将直接危及皇权王室的绝对权威。如时任外交大臣维芝纳就表示“这份报告是对‘法兰西爱国主义传统’的侮辱，而所有的‘法兰西爱国主义传统’就是强调民众要对国王要有感情、有信心且忠诚不二”。这意思是说，如果任由此类账册公开的行为持续下去，“法兰西爱国主义传统”将消耗殆尽，乃至荡然无存，这对国王的统治基础，也将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当民众了解到皇室及军事支出，居然是如此规模时，巨大的贫富落差，渐渐湮灭了民众心中那份仅存在意识里的“法兰西爱国主义传统”。在没有任何铺垫情况下，突然公布所谓真相，就如给病危之人服猛药一样，不是救人，是杀人。

最终，在1781年，路易十六下令，将财政大臣内克尔免职。

或许出于对社会舆论的无奈妥协，也有一种可能是借用内克尔的民间声望召开三级会议，以推动进退维谷的法国财税改革。1788年，路易十六将内克尔官复原职，重新执掌财政总监职位。此时的内克尔，可以说是作为第三阶层的代言人在参与国王的内阁统治，他主张增加第三阶层的代表人数，直至与特权阶层数量占比一致，并且力推税负平等，即对特权阶层加税，相对减轻第三阶层包括犹太资本势力的税负，进而平衡财政收支，重建法国政府信用。

内克尔在三级会议上几近强势的税改主张，裹挟着民意，可谓步步逼迫，这让一贯享有绝对权威的国王，越发感到其绝对的权力受到威胁。到1789年6月23日，在巴黎城中，谣言四起，据说是以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为代表的皇室贵族要求国王再次将内克尔免职，这个传言激怒了城市民众，群情激愤的人们，纷纷涌向凡尔赛街头，并试图冲击城堡。对此，路易十六下令集结附近的军事部队，伺机反扑。

1789年7月11日，国王的部队开进巴黎。在这危机形势下，自信能够代表新兴工商业者及农民等第三阶层的内克尔，为民请命，竟然当面向路易十六提出抗议，希望能够避免暴力而采取相对温和的改革路径，而正是这个举动导致内克尔被再度免职。

7月14日，义愤填膺的巴黎市民，聚集在巴士底狱监狱前。他们认为，国王再次将内克尔免职，是公权力对民意的侵犯，也是当权者对纳税人知情权的一再轻视，也是权贵阶层即将疯狂反扑的不详征兆。类似于秦末时期的陈胜吴广起义，在群众中，有人振臂高呼道：“今晚，国王的军队会屠杀这里的所有人，目前，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抢夺武器”。

于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爆发了。

共济会的计划真是天衣无缝，掌控了媒体，舆论，思想，贵族，甚至连路易十六的兄弟，共济会的路易·菲利普二世，都强烈支持革命，资助大量的宣传，甚至投票赞成谋杀他的兄弟！他的皇家宫殿成了革命者的温床。掌控贵族，意味法国军队也在掌控之中。反观路易十六，因为财政原因，解雇了一大部分的家庭部队和保镖，他用自己的手摧毁一支忠于皇室的力量。准备妥当后，通过内克尔公布政府财政收支，激起民愤。军队不听皇命，任由情绪高昂的民众冲击皇宫，巴士底狱等等。没有军队的支持，皇室自然倒台。

拿破仑就是在这乱局之中，脱穎而出。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