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老板与泽连斯基通电话后，全世界充满和平的希望。不过通话结束不久，俄罗斯就猛烈轰炸基辅。4月28日，俄罗斯也用导弹轰炸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的海军办公区，27名北约军官正在进行军事会议，因此命丧黄泉。

现实可能是美俄双方都不想停。美国停，意味承认失败，整个北约都打不赢俄罗斯，美元霸权会立刻结束。现在虽然已经很多国家已经同意用人民币交易，但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大家也不敢一哄而上。而拖对俄罗斯也有利，一边可以对北约放血，一边经济也不受影响，油气还越卖越多。目前全球除北约外，明里暗里都支持俄罗斯，俄罗斯在世界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真没有停的必要。估计俄罗斯起码占领整个乌克兰与波罗的海三国才会考虑停手。意味美俄双方目前已经不能共存。目前中美俄乌法国这些可能只是爱好和平的姿态，该怎样，还是怎样。

中国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中国必须接受美国对现状的划分。如果它不尊重华盛顿为它划定的无害繁荣与历史性科技发展之间的界限，那么它应该会面临大规模制裁。”耶伦这个意思就是中国必须呆在中低端，美国高端，人民币也不能威胁美元，否则就是不尊重美国人划定的“无害繁荣与历史性界限”，就要被大规模制裁。同时拜登也宣布在南韩部署核武器。

因此中国也不听美国打过来的电话，也不接待布林肯的到访，不断减持美债。最新有阿根廷，巴西与泰国等国愿意用人民币与中国贸易。人民币交易的策略很简单，假如中国从巴西买1000亿人民币土豆，中国拿到土豆，巴西拿到1000亿人民币。巴西拿出690亿人民币找中国换到100亿美元还给美国，手里还剩310亿人民币。结果：中国抛弃了美元储备，巴西通过中国用土豆还清了美债、储备了人民币。意味美国可以控制的中国资产慢慢减少。

全球大战的气氛越来越浓，类似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上台的欧洲。话说共济会贵族谋杀沙皇保罗一世后，当夜，亚历山大躲在一个套间里，战战兢兢地守在妻子身旁。当父亲被杀的消息传来时，他嚎啕大哭。虽然父亲是死于他人之手，但自己是同意共济会阴谋推翻父皇的，因而心里充满了负疚感。弑君的首领进来对他说：“行了，别耍孩子气了，登基去吧。”就这样，亚历山大成了新的沙皇。

亚历山大从小就夹在奶奶叶卡捷琳娜二世与父亲皇储保罗大公之间，学会察言观色。亚历山大看起来整天很快活，无忧无虑，对人和蔼，态度恭谦，有时候甚至是带着媚态陪祖母和祖母的宠臣们聊天。他在那里打牌，喝酒，听歌剧，参加舞会；可是，只要一回到父亲保罗的封地加特契纳的时候，就完全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穿着笔挺的普鲁士式制服的军官，表情严肃地监督部下的工作，而且还能面无表情地听上司讲粗话。这时的亚历山大完全是父亲保罗心目中的标准军人形象：冷酷坚毅，没有任何个人情绪，完全就是军队这个冰冷的机器上的一个部件。

亚历山大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就是祖母一心想绕过父亲保罗，让他直接继承皇帝位。亚历山大在祖母那里表示同意继承沙皇，另一方面回到父亲身边时又发誓说承认父亲是合法的俄罗斯帝国皇帝继承人。在内心里，亚历山大实际是倾向于让父亲继位，避免在祖母、父亲和他本人之间发生冲突，此外他甚至打算在祖母压力过大的时候逃到北美，以躲避皇位继承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亚历山大性格中的主要缺陷已经暴露出来：意志不够坚强。面对强者，他的表现不是更强，而是趋向于隐藏自己的观点，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样子，他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只能靠推测来揣摩。或者亚历山大一世在登基前，已经对共济会是势力感到畏惧，才同意他们推翻父皇。因此登基后，也努力表现出与共济会一致。

可以说19世纪初俄国共济会的兴盛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政治思想及其统治前期的政策紧密相关。他在统治前期执行的对俄国共济会宽容的政策，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表现出与俄国共济会主张的世界主义观不谋而合，亚历山大一世还与其他国家共同组建了“神圣同盟”。

故此，虽然亚历山大一世登基后，重申父亲保罗一世对共济会的禁令，不过从1803年开始，共济会分会的数量又开始增长。据说这一年亚历山大一世接见了共济会员别别尔，他们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别别尔向亚历山大世讲述了俄国共济会的本质并请求其撤销禁止共济会的命令。亚历山大一世后来被别别尔说服，表示：“您刚才对我所讲的这个社团，使我不仅想对其提供庇护，且也使我有了加入它的愿望，您认为可以吗？”别别尔立即回答：“我自己不能给予您答复，但我会召集首都所有的共济会员并向他们传达您的愿望，我相信,您的愿望一定能得到满足。”无论这史料的真伪如何，从此以后，共济会分会开始迅速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810年,外交官拉祖莫夫斯基促进了俄国共济会的合法化。此后，俄国共济会重新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

当时俄国共济会认为亚历山大一世在思想上同其一致，是一个能为俄国共济会提供庇护的人。他们在亚历山大一世的思想摇摆不定的时候，说服并奠定了他后来对待俄国共济会的态度。亚历山大一世也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把俄国共济会当作一种异教或政治阴谋组织加以限制。关于这一点,有俄罗斯学者甚至认为，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是“神秘思潮的时代，共济会的时代……亚历山大一世与共济会有着联系，他像那些共济会员一样，在寻找真正的和全能的基督教”。俄国共济会将亚历山大一世看作支柱，看作自己的组织繁荣的保障。在编写向亚历山大一世致敬的歌曲时，俄国共济会对他的德行极为称赞。他们甚至指出，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幸福的守门人与和平的缔造者”。他们称赞亚历山大一世，因为他在成为沙皇的同时，还成了一个普通的人，“他关心属下的幸福，他是沙皇，同时也是一个人”。为了表示对沙皇的崇敬，在俄国共济会的各个分会中，共济会员们还经常悬挂起沙皇的肖像。1819年8月24日，华沙的一个共济会分会就曾通知共济会“斯拉夫之鹰”分会悬挂亚历山大一世肖像。

当然沙皇政府也不是对共济会放任自流，而是将它纳入了自己的管理之下。1810年，警察局将一些共济会分会的领袖邀请过去，要求他们将共济会分会每月的活动情况报告警察局，局长本人也数次造访了共济会。1815年,俄国共济会内部出现了矛盾，内务部部长兰斯基还对这件事进行了干预。不过干预仅限于形式，因为在兰斯基看来，共济会的目的仅在于对上帝、人和自然的最纯洁的认识。

1801年宫廷政变后，亚历山大开始主政俄罗斯，首先是更改了保罗一世时代颁布的大部分法令，恢复了贵族阶级的特权，宣布大赦逃亡的农奴，将保罗时代被判刑的12000多人从流放地赦免或者平反，解除了贵族子弟不准出国留学的禁令，恢复从欧洲的贸易进口。尽管亚历山大一世推行的政策带有很明显的自由主义（共济会）色彩，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诸如农奴制问题上仍保持保守观点。

亚历山大一世曾建立了一个“非正式委员会”，实际就是枢密院的影子内阁，成员均为他本人的亲密朋友，作为参政议政的补充。1802年，俄罗斯开始实行行政细化，推行部委制度，各部大臣由皇帝本人任命。1803年，亚历山大签署自由耕作法，试图逐步解决限制俄罗斯发展的落后的农奴制度，规定农奴可通过赎身手段获得自由。在工商业都不发达的俄国，农奴们根本想不出自己离开了土地还靠什么糊口，所以大部分人都拒绝了“自由”的诱惑。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却被年轻、一腔热血的亚历山大忽视了。，此外这项法令也遭到庄园主贵族阶层的反对，认为给予农奴获得自由的可能，将造成俄罗斯社会的动荡。最后能够通过赎身手段获得自由的农奴还不到农奴总数的5%。

“非正式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少年时代的密友科丘贝、恰尔托雷斯基等人曾私下里解释说，如果可以废除农奴制的话，皇帝陛下在登基第二天就可以下诏，宣布所有农奴为自由人；可是这样势必导致整个贵族阶层的激烈反对，从而丧失执政基础。可见俄罗斯帝国规模庞大的贵族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各项改革的减缓因素，而叶卡捷琳娜时代采取贵族和其他社会阶层分而治之的政策确实是出自不得已。当然共济会内的贵族们拥有大量的农奴，所以俄罗斯共济会也一直不主张立刻解放农奴，认为立刻解放，反而影响农奴生计。

1808年后，他的重臣，实际的“首相”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也是共济会成员。斯佩兰斯基伯爵是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的改革家。他是亚历山大一世和后来的尼古拉一世的御前顾问，有时他也被称为俄国自由主义之父。他是首个在俄罗斯推行共济会式的改革。

斯佩兰斯基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并在圣彼得堡的神学院度过了他的童年，在这里他成为了数学和物理学讲师。斯佩兰斯基杰出的才能和素质使得他受到了政府的注意，并被库拉金亲王招为秘书。不久后斯佩兰斯基就成为最有才能的帝国官员。

斯佩兰斯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开始于1808年，此时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携斯佩兰斯基随从参加爱尔福特会议，并派他与法皇拿破仑一世进行直接会谈，法皇盛赞斯佩兰斯基是俄国唯一头脑精明的人。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坚决要求下，斯佩兰斯基受遣与拿破仑进行多次讨论关于俄国行政体制的改革。斯佩兰斯基的宪政改革计划是设想建立一个以一系列杜马为基础的宪政系统，乡或镇立法会议（杜马）选举县立法会议议员，县立法会议议员选举出省立法会议议员，后者则选举出帝国立法会议（国家杜马）或国民议会的成员。

作为居中平衡皇帝的独裁权力以及杜马的权力，斯佩兰斯基还计划设立国务会议。该机构在形式上模仿拿破仑法国的国务委员会，斯佩兰斯基在该机构中担任国务秘书。这个由专家组成的机构的成员由皇帝任命，协助皇帝开展立法工作，但无权限制专制政府的原则。尽管委员会倾向于保守，但还是强调法治、能力和按程序办事的精神，这些对斯佩兰斯基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人们注意到，在国务会议创立后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中，“几乎所有重大改革方案都是由国务会议经正规程序通过的，历届政府的几乎所有最有害的法令，都是在国务会议的职权之外，作为行政法规通过的，名义上都只是暂时性的措施”。

1808年年底，斯佩兰斯基在亚历山大一世授权下拟定了《1809年国法概论》、《1809年国家法典草案》，正式将国家机构改革写进文献。他认为，三权分立和四级结构应该成为俄国改革的重点，而国务会议就是重中之重。这些改革措施一旦成为政策，亚历山大一世的权力就必定会削弱，国务会议将成为一个主要的政策决策机构。

斯佩兰斯基理想中的三权，应该是国家杜马、国王、参政院，这三个权力机构分别是立法系统、行政系统、司法系统的最高机关。杜马也要由四级机构分别选出，组成乡杜马、州杜马、省杜马、国家杜马，层层递进，成员从下一级机构中选出，每3年举行一次选举。所有的法律不经过国家杜马都不能生效，国家杜马掌握着绝对的立法权和法律监督权。

到那个时候，沙皇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王。国王的下级是大臣委员会，下面还有四级管理委员会。这很明显的是种权力下放，沙皇原先手中的权力被下放到各个机构，根据斯佩兰斯基的想法，这些机构都是要向法律负责而不是对国王负责。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俄罗斯共济会多年以来的主张。明显这次共济会借助弑君的权威，首次进行政制改革，试水温。

共济会为了看清楚改革主要阻力来自哪里，斯佩兰斯基还提出有宫廷封号、头衔的贵族都应该有自己实际的工作岗位，而不是尸位素餐，单是有个官衔什么都不干。要知道，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宫廷贵族都有官衔，而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提升。这些贵族们大多数都游手好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得悠闲自在。

无疑，斯佩兰斯基的改革为贵族的晋升设置了障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也就自然会遭到反对。不过这才是个开始，根据斯佩兰斯基的建议，所有的官衔都需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方能胜任。很明显，这是在针对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告诉他们什么叫能者居上。也就是说，贵族们想保住原先的地位，就需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这种生活状态的突然转变让贵族们无法接受。

斯佩兰斯基在1809年开始进行宏伟的改革，然而，这场改革中大部分都失败了，只有国务会议在1810年10月成立；尽管如此，俄罗斯帝国宪政改革计划中最重要的其他部分还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实现了。帝国立法会议在1905年成立并以斯佩兰斯基的建议命名，1864年设立的地方自治局（the zemstvo）制度也是他其中的一个改革计划。斯佩兰斯基的《自由农民法》也被列入宪法中并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准许下在波兰和芬兰试行。斯佩兰斯基是共济会改革蓝图的设计者。

简单来说，这些都是共济会一直主张的所谓“君主立宪”，用三权分立来慢慢蚕食沙皇的权力，杜马议员背后就是犹太人控制的共济会。这种蚕食君主的权力的行为，如果不是君主受到强大的压力，谁会答应？

估计由于共济会的强力支持，亚历山大一世也只好装着全力支持的样子。在1809年到1812年期间，斯佩兰斯基几乎是俄国事实上的首相，所有政务在呈抵御前之前都先由斯佩兰斯基单独过目，并经常立刻与亚历山大一世探讨决定。哪怕是另一位权倾朝野的战争大臣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也被斯佩兰斯基排挤。

1809年他设想改革教会学校教育，并责成一些更加有才能的神职人员加入其中。斯佩兰斯基提出在教会学校要实行新的教学大纲，建立与世俗学校相类似、教学大纲连贯性的四级教会学校，即教区教会学校、县教会学校、中等教会学校、教会学院，并建教学区。教会学院院长和中等教会学校学监职务实行选举制原则。斯佩兰斯基还制定了四级教会学校的规章条例，要求教会学校的学生学习世俗学校的课程，如学习数学、物理、生物、本国和世界通史、语言文学、哲学、近现代外语等等。亚历山大一世同意并开展了计划的第一阶段，但改革要到1814年才完成。这个计划也令斯佩兰斯基在东正教会中树立很多敌人。

反对势力终于等来了俄国与拿破仑开战的机会。开战后，经济就迅速下滑，连年赤字，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为了处理这种局面，斯佩兰斯基决定停发纸币，增加税收，出售公债，来恢复经济，可是这些措施不是行不通就是收效甚微。就像他临时增加的土地税，这些税款的重担自然而然落在了农民的头上，搞得民间怨声载道。

所有反对改革的人都抓住了这个机会，准备把斯佩兰斯基斩于马下。而且当时俄国正在与拿破仑针锋相对，硝烟密布，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对改革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俄国全心全力准备对法战争，可是斯佩兰斯基的改革措施恰恰都是以法国为榜样的。这也难免会让人产生“遐想”，一个忠实于法兰西政策的人、一个视拿破仑为偶像的人，在那个敏感的时候，当然会被人视为异类和叛徒。

当时很多人都建议亚历山大一世处治斯佩兰斯基，以安抚躁烈的民心。在那些元老贵族看来，斯佩兰斯基是个阴谋家，是拿破仑的走狗，是人民的公敌。在与法国即将开战的时候，沙皇应该处治斯佩兰斯基，对人民有个交代，好让大家能全心全意投入战争。

一夜之间，俄国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斯佩兰斯基效仿法国人、动摇国之根本的蜚语。甚至，还有人说斯佩兰斯基是拿破仑安排在俄国的间谍，通过控制沙皇来控制俄国。反对者们也不断在亚历山大一世耳边投诉。

斯佩兰斯基也深知政治环境对他不利，他急切想知道法国那边的情况，于是他偷偷翻阅了外交部的秘密文件。警务大臣巴拉肖夫利用了这个失误，大肆宣扬斯佩兰斯基与拿破仑串通一气，私通情报。于是亚历山大一世顺水推舟，在1812年3月17日解除了斯佩兰斯基的职务。

在与沙皇谈了两小时后，他黯然神伤地回到家里。此时警察部长已封闭了他的文件，台阶前面停放着一辆准备流放他的雪橇。贵族们闻讯后一片欢腾，他们举办酒宴，庆贺斯佩兰斯基的流放。有些农奴主甚至表示奇怪，为什么不把这个“最危险的改革派”处以死刑。斯佩兰斯基当时记述说，8月6日法令后“一小群舞文弄墨的人用嘲讽短诗和漫画来诽谤我，说我无论是按家族，还是按财产都不属于他们那个阶级，把我看成是一个危险的犯人”。他被流放到了诺夫哥罗德，后来又被送到彼尔姆。

拿破仑与俄罗斯难道真是前世冤家，与两代沙皇都恩怨不绝。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