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再续，书接上回。话说彼得大帝在犹太资本支持下，功力大增，有如神助，终于打败当时欧洲的强国瑞典，占领了波罗的海地区与港口。但能够威胁到他统治权威的还是国内的东正教教会，只有完全掌控教会，他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沙皇。

无论古今中外，君权与神权都是互相依附，互相制衡。强如当年蒙古的忽必烈也必须拜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为师。话说当年忽必烈正准备借道西藏进军大理，需要借助萨迦派在西藏的影响力，因此召见了八思巴。希望利用八思巴等藏传佛教领袖的影响，保证蒙古军穿越藏族地区时的安全，并要求沿途藏族部落为蒙古的进军提供方便。

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忽必烈与八思巴会见后,首先就西藏的历史和藏传佛教的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谈话。八思巴当时虽然只有19岁,但是已在凉州生活多年，得到萨迦班智达的亲自教导,又熟悉蒙古宫廷的生活，还接触过汉地、西夏、畏兀儿等处的佛教僧人,其佛学和各方面的知识超出一般西藏僧人很多，更重要的是，他对蒙古贵族对宗教的需要以及他们能够给以宗教领袖多大程度的尊崇有深刻的体会。因此，他在忽必烈要求他直接为蒙古军征集差役贡赋时加以拒绝，并在忽必烈要求传授灌顶时坚持上师对弟子的支配权。

当八思巴与忽必烈的会谈遇到困难时，忽必烈的王妃后来成为忽必烈皇后的察必出面协调，提出:“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诸王、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上师坐上座)恐不能镇服，(所以)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教于上师不下诏命。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要讲论和请求。”这实际上是确定了蒙古皇室和藏传佛教领袖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原则，即在宗教上是上师和弟子，但是在国事上是君臣，汗王高于上师，在处理吐蕃事务时，汗王要征求藏传佛教领袖的意见，但是藏传佛教领袖不能干预其他的国家政务。

这原则虽然是在忽必烈还是亲王时与八思巴商定的，但从忽必烈即位以后，基本上贯彻于整个元代，成为元朝的宗教政策和统治藏族地区的政策的基础。在双方达成这样一种约定之后，1253年新年之际，八思巴给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明确建立了宗教上的师徒关系。蒙古的一位统率大军的亲王通过宗教仪式成为藏传佛教领袖的弟子，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萨迦世系史》说忽必烈接受灌顶时，还赐给八思巴羊脂玉制成的印章以及镶嵌珍珠的袈裟、法衣、伞盖、金鞍、乘马等，可见忽必烈对于接受灌顶之事是十分重视的。

如果了解基督教的历史，特别是罗马改宗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的神权一直在君权之上。所以才有阿列克谢沙皇时期的尼康牧首曾用月亮与太阳做譬喻，表示牧首的地位高于沙皇，公然藐视沙皇权威。甚至宣告开除阿列克谢沙皇的教籍。

尼康牧首如此大胆的根由就必须追溯到罗马改宗基督教的历史。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谋划罗马改宗基督教后，几代皇帝后，终于在狄奥多西皇帝任内战胜基督教内部的各种异端，其中主要的是不信奉“三位一体“的的阿里乌斯教派与各种异教。这些异教包括罗马人以及人民共同体罗马的三大守护神分别是：最高神朱庇特、朱庇特之妻朱诺和智慧女神阿西娜，当然也包括埃及的多神教与犹太教等等。

狄奥多西皇帝除了禁止官方的祭典还包括个人，从此，私人也不得举行祭祀活动。罗马人聚集家族各分支，祭拜家族保护神、共同缅怀祖先的传统活动，在信仰一神教的基督教看来，是崇拜异教的集会。另外，罗马人的家中一定会在面对中庭的一角，搭建一个祭拜家族守护神以及祖先的场所，类似于我们的祖先灵位。它也被视为偶像崇拜，强行拆除。如果有人敢于违抗，等待他们的是死刑。

以排除异教的名义所颁布的各种敕令中，还包括以下禁令：

在祭坛前点灯、焚香。

在墙面装饰鲜花。

向诸神以及先祖们敬酒。

罗马人特别喜欢花饰，他们用树叶和鲜花编织成花环，不是圆形的那种，而是长长地呈带状，色彩斑斓的花环放在白色的大理石或灰色的墙壁上，显得异常耀眼。只要有机会，罗马人就会把花环装饰在各种地方，它不仅仅是用来装饰祭坛，但从希腊时代开始，祭拜活动必有花环。违反了以上这些禁令的人，虽然罪不及死，但会被处以罚金，而且必须用不受货币价值波动影响的黄金支付。

装饰花环的浮雕（献祭场面）

当年基督教教会因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而向他奉献了“大帝”的尊称，他们又将此称号献给狄奥多西，因为他是首位将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即所谓的“异教”定义为“邪教”的皇帝。“异教”不过是与自己信仰的宗教不同的宗教，而“邪教”则是不当的、有害的、有违国家制度和道德必须铲除的宗教。

祭拜的神明成了不法分子，神殿的命运也就有了定局。根据狄奥多西的敕令，所有的神殿一律变成教堂。围绕内堂的圆柱间的空隙部分，用墙堵上，改造成封闭的空间。由于改造的部分只限于圆柱间的部分，因此原本意为“会堂”的basilica一词，一字不改地变成了教堂的意思。以往开庭审判的basilica，从此就是向上帝祈祷之地。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神殿内的材料就被允许挪作他用。然而，狄奥多西的这道敕令，为抢掠冠上了宗教正义的大名。那些遍及罗马帝国全国、令人叹为观止的壮丽的神殿，要么彻底消失了踪影，要么就是留下一个破落不堪的遗址。除了用来祭拜希腊罗马诸神的神殿之外，那些埃及、叙利亚的神殿同样也难逃厄运。

神殿的命运如此，神像自然也是落得同样下场。希腊罗马的雕像大多以全裸或半裸的形象出现，大街小巷简直就是裸体的长列，要将它们全数拆除。

削去神像的鼻子，算是比较温和的做法，大多雕像被打断了头颅和手腕，分解了四肢。连这样的作业都嫌麻烦时，人们会直接将雕像从山上往山下的岩石上摔，或从桥上扔进河里，增大销毁的数量和速度。罗马人喜欢到处摆放雕像，只要是两侧竖着圆柱，中间呈拱形的场所，一定会放上雕塑。如果没有雕像，那就说明此地是供人通行的过道，或者拉上薄纱，享受着吹来的西风，乘凉休息。

除神像之外，罗马人重视历史，向来有纪念国家有功之臣的习惯。对于罗马男人而言，自己的雕像能够放在公共场合，是人生最高荣誉。因此，这类雕塑的需求量也不少，不仅首都，在帝国其他主要城市也随处可见。它们属于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所谓的“应该纠正的过去”，对于正在走向基督教国教化的帝国而言，同样是必须排除、销毁的对象。这已经是一场对罗马原生文化的战争。一旦抱有这样的观点，所有的东西就没什么艺术价值可言了。

罗马依仗军事武力征服希腊，将之归为属下的行省。然而，他们从心里赞赏希腊伟大的文化和文明，甚至留下了“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她野蛮的征服者”（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出自贺拉斯。）之名言。然而，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为止的古典希腊的优秀作品，由于当时希腊的版图及其人口有限，无法满足罗马人的大量需求。因此，罗马人除了模仿菲狄亚斯、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利西波斯（Lysippos）等天才艺术家的作品之外，也尽量忠实地复制了那些并非出名的希腊艺术品。

虽然是复制品，却也不是谁都能制作。想得到最高级的复制品，就得依靠一流的艺术家。尽管进入公元之后，希腊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逐渐衰退，不过在制作复制品这个领域，希腊人始终独占鳌头。罗马时代的复制技术极其高超，作品的质量已经超越了模仿的层次。这主要源自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热爱，以及长久以来始终保持的不问出身只看能力的宽容精神。正因为如此，在古典希腊作品的真迹出世两千四五百年之后，我们现代人还能够有机会见识与欣赏。即使这些作品标着“罗马时代的仿作”，它们还是有充分的艺术价值，摆放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中，向世人展示。

罗马复制艺术品的技术，据说在哈德良时代达到了最高峰。然而，才过了200年，到了公元4世纪，同样是罗马人，却要将以往花费了大量金钱购买的极其珍贵的艺术品，扔进河里，破坏殆尽。“宽容”（clementia）一词，词典解释为胸襟开阔，能够接受他人的想法。曾经是罗马人心目中德行之一的“宽容”，如今也随着艺术品一起，被丢弃、被毁灭。

最后狄奥多西皇帝逼元老院作出选择：“诸位认为，罗马人的宗教，应该是信仰朱庇特神，还是基督？“结果，议员们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选择了“基督”。

公元19世纪有一位叫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历史学家，写过许多有关古希腊、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罗马以及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脍炙人口的著作。对于希腊罗马宗教的性质，他曾经说过：如果从君士坦丁到狄奥多西等历代皇帝，没有立法承认基督教是唯一的宗教、将其他宗教视为邪教的话，或许希腊罗马多神教可以延续至今。

基督教不是诞生于罗马本土文化，而是一个沙漠游牧民族的宗教。罗马改宗基督，属于异族文化的殖民，故此除了一神信仰对其他宗教神灵本能的排斥外，出于殖民的需要也必须对本土文化进行革命。罗马人的血缘虽然没有变化，但精神与灵魂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民族。所谓西方文明后来变成沙漠游牧民族文明。

虽然基督教终于成为罗马的国教，但上帝与皇帝的从属关系还是没有解决。当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基督教国教化，有两方面的理由。第一可以维持政局的稳定。君士坦丁出生于公元275年前后，公元3世纪后期的乱世对他有很大的影响。那个时代死于非命的皇帝，远远多于自然死亡的皇帝。每一次统治者的更替都会引发局势的动荡，因此戴克里先皇帝试图找到摆脱迷失的途径，其继承人君士坦丁也认为政局稳定才是维持罗马帝国持续的关键。

第二是保证自己三个儿子的皇位安泰。他的儿子能继位仅仅是因为血缘，而不是凭借实力。因此，他需要获得世袭正当化的权力。但是，从表面上握有国家主导权的罗马公民（包括有罗马公民权的士兵）和元老院这样的“世俗之人”那里获得此权，似乎不利于罗马皇帝的形象。因为“世俗之人”在赋予皇帝权力的同时，也拥有杀死或者剥夺其权力的资格。

然而，基督教就不同了。在公元1世纪中叶，基督教势力还相当弱小时，引导基督教脱离犹太教，转型走向世界性宗教的圣保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在我们的教诲中，不认同除上帝以外的权威。凡存在于现实世界里的权威，都是上帝所赐予。服从权威，就是顺服君临权威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天主。

这意味着赋予现实世界，即凡界支配权的不是人，而是神。君士坦丁能够从基督教的教诲中发现为我所用的元素，如此灵敏的政治嗅觉，真是令人惊叹。按照这种思想，无论是赋予权力，还是剥夺权力，决定者并非“可知”的人类，而是“不可知”的唯一的天神。既然统治权是由在现实中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天神所决定，那就必须要有某一个能够接受天意的人，将它的指示传达给人间。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上帝的指示是通过神职人员传达给普罗大众。而神职人员中充当这个通天媒介的，既不是日常生活中与信徒有频繁接触的神父，也不是孤独修炼的修道士，而是有资格出席大公会议，解释、整理及统一教义的主教。换言之，根据基督教教会的制度，上帝是否赐予凡间君主统治权的意志，是由主教向人类传达的。因此，只要将主教拉入自己的阵营，就等于是让上帝站在自己的一方。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变得很简单，只要考虑如何拉拢主教即可。

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在半个世纪中，实施了一系列基督教优惠政策。如建设教堂、不向教会资产及其服务人员私产课税、赋予主教在其教区的司法权等，其真正的目的，就是通过拉拢“上帝”来取得皇位世袭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如果授予皇位的是上帝而不是凡人，那么就不会出现叛乱、谋杀皇帝的事情，政局因此得到稳定。

但“君权神授”对皇帝的唯一弊端正是“神授”二字。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皇帝的权威和权力，并非人类赋予，而是上帝所赐。而传达天意的资格，又掌握在主教的手中。换言之，只要主教愿意，就能以上帝的名义更换皇帝。故此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临终前才接受洗礼。

从这个角度看，君士坦丁大帝就不如忽必烈幸运，佛教是多神教，不存在“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在我们的教诲中，不认同除上帝以外的权威。凡存在于现实世界里的权威，都是上帝所赐予。服从权威，就是顺服君临权威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天主。”这种教义，所以最后忽必烈与八思巴达成宗教上是上师和弟子，但是在国事上是君臣，汗王高于上师的协议。而八思巴也承认忽必烈是转世轮王，是带天命而来的君主。皇帝本身是轮王，这个身份谁也不可能剥夺。

而狄奥多西皇帝：这一位原本并非基督徒，他登基后的第一年，在与蛮族作战时，可能是辛劳过度，入冬后得了重病。他在希腊的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过冬时，塞萨洛尼基的主教前来探望，就在他徘徊于生死边缘之际，主教紧握着他的手，为他施了洗。

狄奥多西接受了洗礼，成了基督徒，即成了上帝的“羔羊”。他必须听从主教这个“牧羊人”的引导，因为上帝赋予主教向信徒传达他的指示的资格。这就给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一个良机保证基督教会高于皇帝。

不久之后，机会来临。在帝国东部的叙利亚东北部，天主教徒借着狄奥多西皇帝排除异教徒的运动，乘机放火烧毁了犹太教的犹太教堂（Synagogue）。狄奥多西命令当地的行政官严惩罪犯，同时，他要求当地的主教用教会的费用，重建犹太教堂，捐赠给犹太教徒。

米兰主教立即向皇帝递上了严厉的抗议信。他在文中指出，使用基督教教会的财产兴建异教设施的行为，是对基督教的冒犯，是对教会全体的侮辱。然而，狄奥多西确信自己作出的是公正的裁决，不予理会。不久，他因事必须前往米兰，米兰主教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皇帝发难。

等狄奥多西在贵宾席上坐稳之后，米兰主教开始向挤满教堂的信徒们，发表了猛烈抨击犹太教的演说。他说，因基督牺牲而获得救赎的不包括犹太教徒，因为他们是一群盲目的教徒。然后，他又用坚定的语气向狄奥多西强调，任何人都不能忘记上帝赐予的恩惠。“不能忘记上帝赐予的恩惠”，换句话说，就是“你靠谁才坐上了这个皇位”。

狄奥多西不得不撤回了严惩犯人以及用基督教教会的财产重建犹太教堂的命令，而且在撤回命令的公文中，还特地注明，这是听从了米兰主教忠告后所作的决定。这等于是宣告，从今以后，罗马帝国的法律，对非基督徒的保障是有限制的。换言之，非基督徒的罗马公民，不能再期待与基督徒公民获得同等的法律保护。不问宗教信仰保护全体公民的罗马法，已成为过去的历史。

后来发生的希腊塞萨洛尼基事件，又给安布罗西乌斯提供了机会。事情的起因，是一位深受民众喜爱的赛车手，因一些小事而被捕入狱。大批的粉丝涌向警局，要求释放他们的偶像。在要求遭到拒绝之后，民众怒火冲天，情绪失控之下，杀害了包括塞萨洛尼基长官在内的多名行政官。狄奥多西接到报告后，认定是民众的暴动，下令出兵武装镇压。暴动虽然成功地被压制下去，但许多人因此丧生。

安布罗西乌斯再一次给皇帝写了严厉的抗议信。他指出，军事行动超出了限度，手段残酷，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亡，下达命令的皇帝理应为此负责。为了补偿所犯下的过失，皇帝必须在公开场合表明赎罪的诚意，在此之前，不得接近祭坛。这就是说，如果不公开认罪，就禁止皇帝进入作为上帝居所的教堂。狄奥多西皇帝接到信后，抵抗了8个月。不过，8个月过去之后，他主动提出了和解。

犯错的人公开承认有罪，请求宽恕，基督教称为“公开忏悔”。必须经过这一关，才能得到宽恕，重新有机会朝拜圣体。普通的信徒通常要用很久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忏悔，过程中必须做很多事情来证明赎罪之心。

罗马帝国的皇帝狄奥多西，除去了身上所有象征皇帝的饰物，比如绣着皇印的衣服、头上的皇冠、镶嵌着宝石的长剑等，一身素衣出现在教会前，请求得到宽恕。他在门口等了一阵子之后，门才被打开，主教走了出来。安布罗西乌斯头戴镶满宝石的主教高冠，披着用金银丝线织成的豪华披风，一级大礼服的装束。主教走到跪着的罪人前面，问他是否有悔改之心，罪人用谦卑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之意。仪式结束后，罪人再次得以进入上帝之家，在祭坛前，由主教赐给一小片面包，即朝拜圣体。

教会内外挤满了民众，观看着这场罗马皇帝与米兰主教之间上演的戏码。此时此刻，这里成了向世人展示上帝威力的最好舞台。

这个场景，让人联想到中世纪发生的著名的事件“卡诺莎的屈辱”（Umiliazione di Canossa，又译卡诺莎之行）。公元1077年，为了得到教宗格里高利七世（Gregorius VII）的宽恕，罗马皇帝亨利四世（Heinrich IV）不得不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在雪中站立了三天三夜。这场史上称为“卡诺莎的屈辱”的前奏，原来早在七百年前就开始了。

正因为皇帝可能会面临诸如此类的威胁，所以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都是等到临死前才接受洗礼。可是狄奥多西在病魔缠身、意志薄弱的时候，受到塞萨洛尼基主教的劝诱，30岁刚出头就接受了洗礼。一旦成为基督徒，即使贵为皇帝，也还是上帝的一只羔羊。而“羔羊”是无论如何战胜不了“牧羊人”的。

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势必是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基督教与世俗皇权之间的关系。皇帝的地位及其权力，都是拜上帝所赐，而向人间传达上帝意志的则是主教。因此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违背主教的意志。40岁之后才受洗，从高级官僚变身为主教的安布罗西乌斯，能够透彻地看到两者间关系的真相，实属难得。或许正因为前半生的经历，才让他具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

公元395年，48岁的狄奥多西一世因病去世。即使在那个年代，48岁死亡也算不上是享受天年。比皇帝年长17岁的安布罗西乌斯，写了一篇充满深情的祭文，大力赞颂了狄奥多西为基督教所作的贡献。当被自己操纵的玩偶死去之后，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地将所有的功绩都归功于死者，不惜美誉，安布罗西乌斯的这篇祭文可谓是背后操纵者的最佳范文。这篇祭文也成了狄奥多西皇帝的“身份证明书”，因为是米兰主教，这位公元4世纪末期基督教教会的实际掌门人出面担保，所以教会毫不犹豫地将原本只赠予君士坦丁一个人的“大帝”称号，又送给了狄奥多西。

作为东正教徒的彼得大帝怎会不知这段历史？而他办法就是以英国亨利八世为师，自己直接领导教会（《大英帝国 信仰的颠覆（九）》）。1700年末，俄国国内最有影响的改革反对派首领牧首阿德里昂去世。虽然彼得一世当时正在纳瓦尔指挥着同瑞典的战争，但他认为对教会机构进行改造的时机已到，便与聚敛官安德烈·库尔巴托夫合谋，决定不定期地延缓新牧首的选举，同时立原梁赞主教斯特凡·雅沃尔斯基为“临时代理者”，负责主持日常宗教事务。后来，彼得发现雅沃尔斯基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演说家和作家，但是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便于1701年恢复了修道院衙门，并把管理所有教会领地的权力交给了修道院衙门，只将有关宗教方面的事务留给了雅沃尔斯基管理。

雅沃尔斯基毕业于基辅神学院，并曾在波兰与罗马的耶稣会学院念过书。一直以来，彼得都在追求一位拥有丰富的教会、世俗历史知识，以及擅用修辞学、辩证法的有才“颂诗作家“。雅沃尔斯基在他的代表作《君主意志的正义》中，将传统、拜占庭式的”君权神授“与当时欧洲的自然法思想做结合，理出一套世俗权力应优于宗教权力的根据。

彼得大帝1701年1月发布命令：“凡投诉教会人士、修道院诉讼代理人、仆人和农民的一切呈文，必须呈送修道院衙门审理”。同时下令，对各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进行登记，修士和修女一经登记，就必须定居在其所属的修道院中，其它修道院不得接待他们。

彼得一世为了进一步把教会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使其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于1721年颁布了亲笔签署的《宗教章程》，正式决定废除牧首制，同时宣布沙皇本人就是“最高牧首”。根据此《章程》，还建立了隶属于参政院的、与其它各委员会平行的宗教委员会。彼得下令宗教委员会要“严格遵照《宗教章程》行动”。

该《章程》明文规定，“宗教委员会的成员，除了以教会的名义进行一般的宣誓外，还要根据其在委员会里的官职地位，向沙皇进行效忠宣誓”。《章程》的最后一句话更为明确地指出，宗教委员会要“发誓相信全俄罗斯的君主、我们最仁慈的沙皇是这个宗教委员会的最终裁决人”。宗教委员会后来更名为宗教院，宗教院的成员也要向沙皇宣誓效忠教会的僧侣们除了与教义、教规有关的事情外，在其它一切事务上都处于对专制国家从属与依附的地位。接着在1722年五月，彼得以国家安全为由，命令神父们公开自己所听见的忏悔内容。

为了剥夺教会的经济特权，彼得一世从1701年修道院衙门恢复时起，就将主持该衙门的职务交给了世俗官吏，对修道院和教会领地上的土地数量、应缴代役租的数额和农民的名单进行登记。修道院衙门将修道院和教会地产分成两类，一类是符合规定的领地，这部分领地的收入供修道院和教会自身消费使用；另一类是超过规定的领地，这部分领地的收入要上交修道院衙门。这样，国家便通过修道院衙门从教会和修道院手中夺回了大量土地和钱财，即所谓“教产还俗”。据统计，“从1701年到1711年，国家从修道院的领地上得到了100多万卢布的收入”。与此同时，国家对尚未还俗的教会修道院地产也开始征税，而且税额很高。除了正常的全国性赋税之外，国家还经常向教会地产征收特别税，如运河税、免服兵役税等等。同时还从教会领地征发各种徭役。在加强对教会领地征税的同时，彼得一世还严禁修道士过奢侈豪华的生活，要求他们过简朴的生活。

彼得大帝终于完全掌控东正教教会。因此他对自己的雄才伟略非常有信心，他相信引进共济会，共济会也逃不出他手掌心。他允许共济会在俄罗斯公开活动，虽然没有证据，但有传言彼得大帝自己也加入共济会，自己领导共济会俄罗斯分会。彼得大帝的强势可以控制共济会，但他能保证他的子孙都如他一般天纵聪明，意志坚定吗？就如当年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儿子君士坦提乌斯非常聪明，等临终才受洗，但也不能保证他以后所有子孙能够如此幸运一样。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